读书缘起

十来年前，在与世隔绝的小山村里绝少有接触外界事物的机会，在村子里曾目睹形形色色的丑恶，也曾沐浴在信仰的润泽之中。启蒙阿訇是一位开明的撒尔塔人，当众人摇晃着脑袋背念《信仰问答》时，我总会有很多疑问，从小净细节到先知继承人，阿訇也总会耐心解答。约摸在四年级时，阿訇曾问我一个汉字“戕”，我兴冲冲地跑回家用《新华词典》查询了这个字，并把读音“qiang”和意义“杀害残害”告诉给了阿訇，并乘机偷窥了阿訇的汉语古兰——那是纸面糙旧但字迹清晰的汉语古兰——在阿訇琳琅满目的阿语经典中格外显眼，应该是1981年中国社科院出版或后来再版的古兰，而阿訇询问的那一句经文是:قَدْ أَفْلَحَ مَن زَكَّىٰهَا  وَقَدْ خَابَ مَن دَسَّىٰهَا   He has succeeded who purifies it（نفس）,and he fails that corrupts it。凡培养自己的性灵者，必定成功；凡戕害自己的性灵者，必定失败。(91:9～10）

就这样，我走近了马坚先生翻译的古兰，可以说，十余年来对于信仰的一点点亲热，与先生的翻译紧密联结。换作一般人，可能不会十分在意一位译者，可我却偏偏是个“若吃鸡蛋，必念母鸡”的人，故而可以说，自读经以来，素慕先生之品学。去年至今又曾读得庞士谦、纳忠诸先生的“西行游记”，他们对子实的评价超乎寻常，因而怀着“古仁人之心”，敬读此书。



书评

这本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四篇序言、生平和著述构成的正文，及九篇论文文章组成的附录。

在序言部分，史学家白寿彝从历史学视角评价了马坚先生议述考订的学术人生，认为他延续了云南回教学者经汉两通的传统；企业家沙鹏程回顾七十年代末拜访先生时的经历，先生朴素的品格让他铭记一生；上外教授朱威烈强调了和先生的师承关系，并提及先生将“阿语从民族宗教学引入最高学府的功绩”，朱老师后来有意提携丁俊、祁学义等学者，可谓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马坚先生夫人马存真女士总结了他翻译经典和培育阿语人才的两大历史功绩。

最后的几篇论文则是对本书内容的一个补充和细化，仍不离全书整体框架，主要涉及先生有关著作、纪念会议和人物回忆。

作者李振中是北大回族学者，借助曾与马坚先生共事等便利，从先生生平和著述两个维度回顾了先生奋斗不渝而壮志未酬的一生，类于一般传记，本书仍以人物生平为主线:

1906年马坚出生在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滇南回民聚居区沙甸，在父母的殷殷期望中，在家乡接受了良好的阿语和古汉语教育，由于身体和家庭原因，19岁开始在鱼峰小学任教，任教期间注重改变旧有教育模式，注入是实践方法和爱国主义思想，1928年北赴宁夏固原在著名经师虎嵩山阿訇门下学习传统经典，因饥荒来到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学习，学校老师有哈德成、王静斋等，三年间勤学不怠，校方对他的评价是:马坚有志于伊哲，专研阿文，攻读不懈。性颖睿，立志坚决……他日必伊之柱石也。由于回族资本家马晋卿先生的资助，他成为第一批（1931年）留学埃及的回教留学生。

身怀民族振兴重任和个人学术梦想，马坚同纳忠等人来到了爱资哈尔，他们得到了爱资哈尔和埃及当局的重视与欢迎。在入读爱大之前，他们首先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补习，在古老的爱资哈尔，马坚一方面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另一方面则跟随经学导师学习传统经注和现代经注（白达维和光塔）。在爱大长达三个月的暑假里，他不惧炎热继续苦读群书并抄录文献，始终穿着自己的“八任内阁服”（埃及总理换了八任，西服却一直没有换）。于1934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译作《回教哲学》（رسالةالتوهيد），马坚在爱大入学考试合格后，主动转入了阿拉伯语言学院（دارالعلوم），并翻译了调和进化与创造的《回教真相》。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埃学生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代言人抗争，通过舆论宣传等手段传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义性，1939年庞士谦、马坚等人参加当年朝觐，借机发表演说、撰写文章，赢得了当地人民的同情。

同年，学成归国，国内一众学人正在等待译经者的到来，并提供便利。早在埃及时期马坚就已立志译经并积累了大量资料为译经工作做准备，翻译古兰成为水到渠成之事。他首先回家省亲，担任《清真铎报》主编。之后，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之中，陆陆续续翻译古兰，逐字修改，加以注释（生前完成前八卷注释），翻译的古兰经先后在49年和50年分别出版。1946年经白寿彝等推荐，被聘为北大教授。

解放前，先生从不参与政治活动，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坚成为“重要的统战对象”，参与政治事务，先后在《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伊教的文章，驳斥了各色谬误的看法。52年院系调整后，北大东语系扩招，马坚为学生编写了一系列讲义和教材，经先生确定下来的“开口符”“起语述语”成为阿语学习者沿用至今的标准译法。49年到66年，北大东语系培养学生超过250人，其中多有受到先生直接或间接指导者。尽管在那个年代很多像马坚这样的“反动权威”被打倒或摧残致死，先生却乐天知命，凭借智慧寻求一线生机，先后出版的译作有:《伊哲史》《教典诠释》《阿拉伯简史》《阿拉伯通史》（最后一本在先生归真后于1979年出版）。

1978年4月，先生说“若不完成古兰注释，我死不瞑目”，同年8月16日在北京与世长辞。
 

读完传记后遂生撰写这篇文章的想法，本欲从缘起、书评、把脉诊断和思想评述四个角度，用千余字略写一二得获，奈何“词不达意”越写越多，故鉴于篇幅不得不分为上下两篇。这篇主要回顾了读是书之缘起和全书梗概，愿主引领，不日将从“把脉”和“评述”两个方面，尝试提出一点粗鄙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