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夏滨河西路清真寺的一间屋子里，马会云阿訇伏在案前。从求学到任教，三十多年过去了。他翻译了《索哈伯的生活》《修士的花园》《祷文荟萃》等十余种著作，其中《索哈伯的生活》洋洋百万字，耗时八年。翻译水平的高低，非一两个人的标准所能裁定；但一个阿訇在讲经授课之余，愿意把精力投入到笔墨之中，这件事本身，就触及了经堂教育在当代的一个核心问题。
一、从放牛娃到满拉：一个阿訇的来路
马会云1966年出生在临夏老木场，兄弟姐妹六个。小学只读了四年，辍学后在生产队放牛、种麻、卖大豆，爬到木材运输车上剥树皮背回家当烧柴。1979年，改革开放后教门稍有松动，一些寺里开始办夜间的学习班。他12岁多，跟着去了。
1980年之后，韩家寺正式招收满拉。他在那里待了三年，生活很苦，“饱一顿饥一顿”，有时连馍馍也没有，空着肚子听课。他的授业恩师马希庆阿訇离开韩家寺去西宁后，他跟着辗转了几座寺，学业时断时续。1987年，他感觉自己在经典上“差不多贯通了”，便离开寺里，去九江、武汉谋生，在皮革厂做伊玛目，也学缝制皮草。
1989年回到临夏，恩师把他拉回寺里，让他带班。他性格腼腆，在人多的场合讲话会紧张，带班四个月就把一个班带散了。1990年，张家川一个清真寺搬他去开学，他24岁，拉了一个帮手陪了半年，才慢慢站稳。在张家川的五年半里，他在清真寺开学的同时去阿校代课，一周上二十二节课。那段时间，他把马坚译本的《古兰经》汉译背下了相当一部分，因为给学生讲白话文，不能用纯粹的经堂语。
1995年回到临夏，去了马彦庄清真寺，一待十四年。2004年前后，马彦庄的经堂教育达到鼎盛，满拉人数高于其他清真寺。他在传统经堂中融入了在阿校接触到的课堂模式，设置了汉语课，甚至开设电脑、英语，力求适应社会文化背景。后期，他发现满拉念完四年经后无处深造，便联合堡子寺、下二社、柏家庄、韩家寺、关家台几座清真寺办了一个进修班。关家台那一年，四十多名学员中，后来有二十余人在各地清真寺起着重要作用。但进修班到第三年就夭折了。
二、经堂教育的骨架：十三本经与哈乃斐学派
经堂教育的核心，是一套被称为“十三本经”的教材体系。它的结构是清晰的：以阿拉伯语工具学科打底，以哈乃斐学派教法与认主学为骨干，辅以波斯语的圣训注释与伦理著作。
语言学科包括《连五本》（阿拉伯语词法与语法基础）、《遭五·米斯巴哈》（语法教材）、《满俩》（高级语法）与《白亚尼》（修辞学）。教法领域的核心是《舍莱哈·伟戛业》（شَرْحُ الْوِقَايَةِ），其底本《伟戛业》的全称是《关于〈引导〉诸问题的传述之守护》，作者是布尔汉·沙里亚·马哈茂德（卒于伊历730年），它是哈乃斐学派“مُتُون”（教法典籍）中的核心文本，盛行于中国、印度及中亚一带，王静斋阿訇曾将其节译为中文。认主学方面，核心是《阿戛伊德·奈赛菲》；圣训与伦理学方面，则包括波斯语的《虎托布》《艾尔白欧》《古洛司汤》《米尔萨德》等。
这套教材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它“古老”，而在于它在中国的语境中为哈乃斐学派的教法传统提供了一条可持续的传承通道。经堂教育以《伟戛业》为教法教材的主干，意味着它所培养的阿訇，其教法判断的根基直接接续着哈乃斐学派在中亚与印度次大陆的教典传统。
三、满拉：不是“渣子”，是被选拔的人
访谈中，马会云阿訇对一种流行的说法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有人说现在的满拉是“三不要”——家庭不要、学校不要、社会不要，是“渣子”。他的回应是直接的：
“渣子在社会上，不在清真寺。今时今日，没人会来清真寺混饭吃，外面随便做个什么不能混日子。能到清真寺里来的，已经相当不错了。”他常对满拉们说：“你们既然到寺里来了，说明是真主特别选拔的人。不然的话，社会上打个工很轻松，跑到寺里做什么？”
“在诱惑这么大、人心这么浮躁的社会环境里，一个十多岁的孩子自愿走进清真寺念经，你还能说他素质不高，是渣子？”
这段话的分量，不在于它为满拉“辩护”，而在于它指出了一个被忽略的事实：在当代的社会条件下，选择走进清真寺本身，就是一项需要付出代价的决定。清真寺无法提供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回报与自由，一个孩子愿意接受这种约束，至少说明他对教门有一种真实的倾向。这种倾向可能不成熟，可能夹杂着家庭的安排，但把它一概贬为“渣子”，既不符合事实，也关闭了引导的可能。
四、阿訇：热情、担当与“名声也要”的隐忧
马会云对当代阿訇群体的观察，比他对满拉的辩护要严峻得多。
他认为，当前教门最令人担忧的，不是“教门差的人世俗化”，而是第三种人：“教门要干，名声也要。”做一点事就渴望被看见、被赞美，“这完全违背了信仰的精神”。他直言，阿訇们在这一点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心理引导上的一种失误”。
关于阿訇的待遇问题，他的态度同样不留情面。有些阿訇说“工资太低，阿訇要生活，怎能不注重现实”，他的回应是：“这话在某种意义上是贬低了阿訇的位置。你选择了这份事业，就要承担它带来的一切。”他举了一个教员的例子：那个人教学扎实认真，后来有教友给他送了一辆小车，还有阿訇的教友帮助把房子买下来了。“群众的眼睛亮的很，你有多少付出，就一定会得到多少回报，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但他也承认，自己那一代人的“热情”，在当代阿訇身上正在消退。“现在的阿訇最缺的就是热情，只重现实，这样教出来的学生也是没有情感的。”
五、翻译：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马会云翻译《索哈伯的生活》的缘起，是他在张家川时读到了马效佩博士翻译的《路标》，“看完之后有种感觉，这个人太厉害了，不得了，哪天我也能像他这样翻译一部经典就好了”。这个念头存了下来，随后他开始大量阅读汉语书籍，为翻译打基础。
翻译的过程是艰苦的。他白天上课，“从邦达下来一直上到霍布旦散”，晚上伏案翻译。最大的困难不是阿拉伯语，而是汉语：“一段经文我用经堂语讲的时候非常清楚，但要转换成现代汉语，就感到自己的词汇量太少，语言组织很困难，找不到一种精确的表达。”校对也是难题，后来孔德军在西安找了一帮大学生帮他对了四十五天，剩下的部分由哈凌云阿訇和刘云哈智与他共同完成。
他选择《索哈伯的生活》，是因为“圣门弟子的生活形态应该为当下穆斯林所了解”。“索哈伯们就是榜样，我们都应该效仿他们。当然最好的榜样是穆圣，可我们一般人是达不到那样的高度，而索哈伯的言行更靠近普通人，更具可操作性。”
关于西北阿訇“重言传、轻著述”的传统，他的判断是平衡的：“著作是死的，人不去看，它只能静静地摆放着。但言传身教却是活生生的，有情感的。手把手、心对心地教，扎实有力，所以教门的传承也保护的更好一些。”但他也承认，这种传统的软肋是“只有知识的传承，没有知识的研究”。“现在研究似乎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了。所以阿訇们在有条件、有精力的情况下，还是该将二者结合起来。”
结语：孤灯照见的，是一条远路
马会云阿訇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头疼的毛病让他无法长时间伏案。手头的《圣训珠玑》翻译了几百段就停下了，最近只完成了一本十万字的《先知时代的女性索哈伯》。他说，如果身体允许，还想把进修班再办起来，“培养一些人”。
这篇访谈发表于2014年。十年后回看，他当时忧虑的那些事——满拉的浮躁、阿訇的热情消退、经堂教育与现代社会的张力——没有一件因为时间流逝而自动缓解。2025年的一篇报道用一句话概括了这种局面：“那些本应坐满年轻满啦的席位，如今大半都空着。”
但马会云阿訇在那间屋子里点着的那盏灯，还在亮着。它照不见一条宽阔的大道，但它照见了一条路：一个阿訇，在讲经之外，愿意为后人留下一些文字；在抱怨之外，愿意把根扎在一个地方，扎扎实实地做上十年、十四年。 这条路不热闹，但它通向经堂教育最初的那个起点——胡登洲在家中招徒授业时，所怀的那份“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己任”的心。
وَقُل رَّبِّ زِدْنِي عِلْمًا
“你说：‘我的主啊！求你增加我的知识。’”（20:114）
求真主慈悯那些在经堂中传授知识、在艰难中守护教门的阿訇与满拉，并使有益的知识在中华大地上继续传承，阿敏。
（本文根据“马会云阿訇对当前阿訇、满拉、经堂教育的看法”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