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的船队里，到底有多少穆斯林？
郑和本人出身穆斯林世家，但他的主要身份是明朝的正使太监。他走的路线，从东南亚的苏门答腊到印度洋沿岸的古里、忽鲁谟斯，再到阿拉伯半岛的天方，沿途大多是伊斯兰世界。船队中需要有人懂阿拉伯语、了解伊斯兰教规、能跟当地掌教和商人说上话。这些人，是这支船队最稀缺的外交人才。
马欢：把“麒麟”聊回来的翻译官
马欢是浙江会稽人，字宗道，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他并非第一次下西洋就在船上，而是永乐十一年（1413年）第四次航行时才加入，身份是“通事”——翻译官。他后来随船参加了第四、第六、第七次，共三次下西洋，亲历了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马欢在船队里的作用，远不止一个翻译。第七次下西洋时，他奉太监洪保之命，随古里使团前往天方（麦加），带回被中国人视为祥瑞的“麒麟”——其实就是长颈鹿，还有狮子和鸵鸟，并摹绘了一幅“天堂图真本”带回中国。他回来后写了一本书叫《瀛涯胜览》，把沿途各国的地理、风俗、物产、贸易规则一一记下。印度历史学家阿里教授曾对季羡林说，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哈三：掌教阿訇兼“后勤总管”
哈三是西安羊市街大清真寺（即大学习巷清真寺，又称“西大寺”）的掌教，通晓伊斯兰教经典和阿拉伯语。永乐十一年，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前，特意到陕西找他，请他随行。哈三在船上的职责很特殊：他既是翻译和顾问，还负责船队中穆斯林成员的日常工作和宰牲事宜，以及跟沿途伊斯兰国家打交道时的联谊工作。
据嘉靖二年（1523年）重修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的碑记记载，哈三在归航途中遭遇“风涛横作，几至危险”，他向真主恳切祈祷后，风浪平息，船队安妥得济，遂发宏愿重修他本人担任掌教的这座清净寺。回国后，郑和为他报功请赏，哈三再三谢绝，只求朝廷恩泽西大寺，拨款修葺。重修之事后来得以落实。-
需要区分的是，哈三发愿重修的是他本人掌教的大学习巷清真寺；郑和后来在西安另主持修葺了大皮院清真寺，添建了邦克楼和山门。两件事同出郑和船队穆斯林成员与西安伊斯兰文脉的关联，但各有其主，不宜混为一谈。
费信：一个需要辨析的身份
费信的出身跟马欢、哈三都不一样。他是昆山人，字公晓。十四岁代兄从军，在太仓卫当普通士兵。太仓当时设有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通商。费信在那里服役时自学了阿拉伯文，还借书读了不少外事和航海知识。永乐七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二十一岁的费信被选为文书上了船。
他后来随船出使三次，还单独跟杨敏出使过一次，共四次出海。他负责宣读诏书、外事翻译和礼宾接待。费信也写了一本书叫《星槎胜览》，跟马欢的《瀛涯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一起，构成了郑和下西洋最核心的三部亲历文献。南沙群岛里有一座“费信岛”，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但费信的穆斯林身份，历来有分歧。自清代梁启超首次把费信归为穆斯林以来，不少著作将他与马欢并列，视作穆斯林通事。但普塔克（Roderich Ptak）等学者指出，现存明代原始材料中没有可靠信息证明费信是穆斯林；他通晓阿拉伯语是自学的结果，通晓番语是使团工作的需要，其宗教归属不宜与马欢、郭崇礼不加区分地并列。相比之下，马欢的穆斯林身份史料证据充足，是学界的基本共识。
郭崇礼：影子人物
郭崇礼是杭州仁和人，生卒年代不详。他以“通译”身份入选郑和使团。明代监察御史古朴曾将郭崇礼与马欢并称，赞为“西域天方教，实奇迈之士”，记载他“三随軿轺，跋涉万里”，并参加了对天方国、麦地那圣寺和圣墓的巡礼。他为马欢《瀛涯胜览》的编写、刻印及请序提供了帮助，与马欢的紧密合作是他在郑和研究中最为确凿的关联。
船队中还有更多没有留下名字的人
马欢、哈三、郭崇礼是留下了姓名和记载的人。但船队里的穆斯林远不止这几个。泉州蒲寿庚的后裔蒲日和（又作蒲和日），精通阿拉伯语，熟悉海外风情，被选为通事，随船队赴西洋有功，后任泉州卫镇抚；泉州清净寺伊玛目夏不鲁罕丁的次孙夏文南，随船队三次下西洋，任总旗官；原籍古里的沙班，以所镇抚身份于宣德五年随船“西洋公幹”，升副千户。更下面一层，还有负责穆斯林船员饮食的炊事员、通晓某地方言的普通译员、熟悉印度洋航路的向导——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名字。-
-
船上除了这些穆斯林成员，更多的还是汉族官员：同为正使的王景弘、副使太监洪保、文职幕僚巩珍，以及宦官、指挥、武官等。前后共一万多人。没有这些人，船队不可能在古里、忽鲁谟斯、天方这些地方顺利靠岸、交易、交涉。郑和的船队，是靠这一整套人马才能在海上驰骋的。
结语
郑和船队万里扬帆，穿行印度洋诸国。队伍之中，有人搭建起大明与伊斯兰世界对话的桥梁。哈三应郑和之邀随行第四次远航，海上脱险后发愿修葺自己掌教的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马欢精通阿拉伯语，三度出海，第七次随分舟远赴麦加，著《瀛涯胜览》，描摹天方风物；郭崇礼“三随軿轺”，为《瀛涯胜览》的成书提供了关键的帮助。
费信四次随船西行，作《星槎胜览》，笔录异域山川风俗。至于他的穆斯林身份，学术上仍有争议，不宜与马欢、郭崇礼不加区分地并列。巩珍以书记之职，依托通事转述辑录见闻，写成《西洋番国志》——其书自序明言“凡所纪各国之事迹……悉凭通事转译而得”，与马欢、费信亲历亲记的性质有所不同。三部著作性质各异，但相互参证，让六百多年前这场跨洋的文明相逢，不至于淹没在沧海波涛之中。
（本文在原文基础上略有改动）
主要来源：普塔克（Roderich Ptak）关于费信宗教身份无可靠信息的判断；嘉靖二年重修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碑记（“永乐十一年四月，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马欢《瀛涯胜览》关于天方国“麒麟”（长颈鹿）及“天堂图真本”的记载；古朴对郭崇礼与马欢“皆西域天方教”的评价；《南京锦衣卫选簿》关于沙班“宣德五年西洋公幹，升副千户”的记载；巩珍《西洋番国志》自序“询诸通事，转译汉语”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