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回族，在我的血液中，也不可避免地溶入这样的精神血统和文化基因。

     我想说说我自己。我要声明的是，我说我自己绝不是彰显自己，标榜自己，我只是以自己为例，来说明回族的文化基因对一个回族后裔、回族作家的深刻影响，我的短长、我的一切都来自这深刻影响。

     我可能说的很乱。

      我感觉自己常常悲天悯人，对人类苦难怀有痛彻肺腑的悲悯，正因为如此，我对不合理的、不正义的事总是难以抑制地要表达自己的愤怒，不但作品中这样，生活中也这样。我好管闲事，吃饱了撑的，怎么也容不得不公正的事情。我也常常爱流泪，对悲悯的事情我会流泪，太温暖的事情我也会流泪。

     举个例子吧，大前年，南京燕子矶的一个安徽民工的小女孩，只有5岁，上吊自杀。我一看报道就不相信，骗人，5岁小女孩自杀，而且上吊自杀，怎么可能？我的弟弟是新华社下面的南京《现代快报》副主编，我立即打电话给他，问他是不是假新闻。他说记者去调查了，是真的。我大吃一惊，我问为什么？我弟弟说，这个小女孩因为家里没钱给她上民工子弟小学，她就学电视剧里的样子上吊了。我一听，眼泪直流，我说快给我送1000块钱去，这个小女孩还有两个姐姐，不能引起连锁反应。第二天我两个妹妹就替我送钱去了，她们见到了这个小女孩的家，见到了她的父母和两个姐姐，相对无言，还能说什么呢？解放前，高玉宝说“我要读书”，也没钱，但他没自杀呀。怎么解放50多年了，一个5岁的小女孩还是没钱读书呢？还竟然上吊……。这种事我难以容忍，只能尽自己微薄之力，给点事后的帮助，可悲！

     陕西蓝田县九间房乡柿园子小学的教师，叫李小峰，我看了他的报道就想哭！在那么穷的秦岭山区，在他那个简陋的小学，就他一个代课老师，一人一校，校长、老师、总务都是他。也不分班，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都是他教。13年里，他一共教出134名学生，其中还有4个考上了大学，真了不起呀！可他自己一贫如洗，工资只有103元，少的可怜，富人家养条狗，也不止这点钱呀。可就是这可怜的103元工资从2004年起就不发了，乡里说没钱，让村里发，村里穷得就剩下老头老太，有点力气的都到外面打工了，哪来的钱？他很痛苦，内心极其矛盾。他要生活呀，还要结婚呀。他自己都养不活，怎能教书？逼不得已，他离开山村，到西安打工了。啊，在西安一个月能赚1000元，对他来说，是天文数字呀。他从小到大什么时候有过1000块钱！他不想回去了，他也是人呀！后来，因为工伤才不得不回乡。回去那天，学生和家长来了一屋，送来玉米、鸡蛋和红枣，没什么话，光是哭，他也哭了，大家一起哭。他知道这个穷山村需要他，这些孩子们需要他，他下决心再也不走了；即便没有工资，他也要维持这个山村小学，尽管那时连个正式身份还没有，只是个代课老师。他有严重的关节炎，体重年年下降，总共减少20斤，但他支撑着，靠老乡送来的粮食和菜蔬过活，培养过4个大学生的代课老师啊，就这样的生活！我给他寄钱去，一个月寄一千，才寄了两三个月，他就来信，说他的事情传开之后，政府重视了，很多好心人都支援他，困难解决了，让我不要再寄钱了。但我还是挂念他，他的学校现有24个学生，过年的时候，我寄了两箱糖果和巧克力去，还有一些文具，每人一份，24份。我在信中对李老师说，孩子们读书也很辛苦，也许这些孩子长这么大都没吃过上海的糖果和巧克力，我寄一点来，让孩子们过一个有点甜味的春节。

     这些事情在此以前我从没对人说过，连我老婆也不知道，因为不值一提，和李老师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相比更算不了什么。我说这些，是表明我的这些作为是来自父母的影响，是回族的文化基因在起作用；我要感谢民族文化精神对我的教育。

     我的作品也是这样。凡是读过我的剧作和随笔以及最近几年写的《“表态”文化》、《“宣传”文化》、《“检讨”文化》、《“腐败”文化》的人，都可以看出回族文化基因对我的影响，我自己就不分析了，留给对我作品有兴趣的专家学者去研究。

     回族当然是优秀的民族，但有没有局限呢？应该不应该进行反思呢？国际上已经有不少清醒的、理智的穆斯林在做深刻反思了。昨天晚上读马宗保先生的文章，他提到了反思，反思伊斯兰宗教文化中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我的浅薄的回族史的知识告诉我，我们的民族是以中西亚等外来民族的移民为主，以伊斯兰教为精神维系而融合了汉族和其它民族的伊斯兰信徒所形成的民族。回族是在元代才开始逐渐形成的年轻的民族。一个外来的民族、一个新的民族，在一个陌生环境里，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容忍、不坚毅。因为寄人篱下，所以他的忍耐性极强，但蓄之愈久，发之愈猛，爆发力也愈强。回回不惹事，能忍，但也不怕事。要么不搞，要搞就要搞大，搞成，而且期者必胜，所以就往往反应过激，难以收拾，两败俱伤。这不能不说和我们回族的民族性有关了。

     我们的民族是不是这样，我不敢妄下断语。但我敢说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就是一个反应过激的人。我 这个人不惹事，走在路上，别人踩我一脚，我反而会对他说声对不起。我对人很客气，尤其对一般人，对门房、对送信的、对卖菜的、对我们家保姆，都客客气气。我很少、很少和人吵架，这几十年我记得只和人吵过两次。一次是带小孩去吃点心，我不小心将汤水洒在一位食客的衣服上，我连忙道歉，可他不依不饶，破口大骂，骂的很难听，我一时气急就掐住他的脖子把他顶到墙根。幸亏服务员劝阻了，否则肯定大打出手，结果会是两败俱伤。

     还有一次是和邻居。我门两家只是一板之隔，房门紧挨着。那时夏天没空调，门都开着。可我写作的时候，他总是把四喇叭的收录机放在房门口大放特放，音量很大，故意干扰我的写作。我一忍再忍，有一次就吵了起来，我又反应过激了，抄起凳子就要去砸他脑袋，也幸亏没往下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以后我再也没有和人吵过架。这两次吵架都是在“文革”中，和当时的心情恶劣也有一定关系。现在想想真无聊，很后悔，如果今生还能见到那位食客和邻居，我要诚恳的说一声对不起，请原谅！

     这以后虽然再也没有为小事吵架，但为重大的事、为原则性的事反应过激还是有的。一次是在一场政治风暴中，我为死去的无辜者公开带了三天黑纱。还有一次，是为我一篇有争议的文章，在遭受威胁时，我表示以死抗争。反应确实激烈，有“烈士”心态。

     我在八年前的“伊斯兰历史文化国际研讨会”上，也勉强地做了一次发言，我说我们不能总是说我们的民族多么伟大，我们的文化多么优秀，也应该检讨一下我们民族、我们文化的局限，否则为什么凡是世界上发生重大动乱的地方，几乎都和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和国家有关系呢？会后，一个与会的回医王老先生对我说：“这和回族和其它穆斯林地区的人爱吃牛羊肉有关。牛羊肉，补肾的；肾气足，火气旺，容易动怒。”王老先生显然不是开玩笑，他是很认真对我说的。我不知道他从饮食习惯这个角度来解释穆斯林易起争端是否有道理，但我想这也许不是完全的原因，或者不是主要的原因。我认为关键的原因还是应该从伊斯兰文化本身去寻找。

     我觉得我们应该对我们民族的某些落后的方面、某些过激的方面说“不”！

     一个不允许别人对他说“不”的人，绝不可交；一个不允许别人对他说“不”的民族，也难以为友。

       我热爱回族。我们的民族应该是和平文明的民族，不是动辄动武的民族；我们的民族应该是理性智慧的民族，不是感情失控的民族；我们的民族应该是博爱善良的民族，不是让人害怕的民族。我们的民族更应该是勇敢正义的民族，不是失去尊严的民族。

     我希望我们回族发展教育，提高素质，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发展多做积极有益的事！

      我希望我们回族能为世界和平，为人类进步多做贡献，让世界知道中国的回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穆斯林！

       时间关系，我就讲一点。我父亲多次对我说：“不要忘掉回族的根本。”我没忘掉，我以自己是回族为骄傲。虽然我并非纯粹的穆斯林，但我是肯定是个文化穆斯林。回族企业家孙玉安先生让我为他题词，我的字写得很差，为了给他题词，我练了一年的字；真主在上，我真的练了一年，现在还在练。

      我给他题的词是：“我终将归于安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