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的回国人生活在这片汉文明海洋里，继失去故乡、失去母语之后，失去信仰的历程也一直在进行。

　　也许，今天的八百万回民中，至多只有一半人还坚持着自己的信仰。

　　哲合忍耶就是这些人的核心；今天它大约有四十至六十万人。

　　像犹太教、基督教一样，任何世界性的大宗教，都有许许多多派别和集团。中国回民中约有四十个不同的教派团体，哲合忍耶只是其中之一。

　　当我的《金牧场》发表时，曾经举办过一次朋友之间的小小庆祝会。沙沟农民马志文被我作为第一名贵宾，介绍给包括文化部长王蒙、美国大使夫人包柏漪在内的客人。他满面通红，神情严肃，自始至终一动不动地端坐在那里。他不吃一口烤羊肉，不喝一口汽水，仿佛在经受着严峻考验。蒙古朋友们在疯狂地唱歌，哈萨克朋友们在纵情地跳舞——而马志文头戴白帽，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如一座山。

　　他一个人便平衡了我的世界。

　　他只等我结束、离开、随他回家。

　　我总是在独自一人时，凝眸对着混沌的视野。久而久之，我产生了一种奢望，企图捕捉住哲合忍耶的形象。自从在那有关金色牧场的一切结束的时刻里结识了农民马志文——我的文章便奇异地冠上了他的信仰之姓；他的名字也奇异地指示着我的文章。

　　我放浪于广袤的北方。后来我放弃了职位薪俸，在以西海固荒山为中心的北方放浪。我一遍遍地让西北粗硕的早风抚摩我的肌肤。我让心灵里总是满盈感动。向西我又走到了伊犁；二百年前有一位哲合忍耶的妇女在伊犁河畔殉命。我终于在这样的人面前跪下了——那一天我有一种终于获得了安慰的感觉。向东我一直到达松花江，一步步体味着被流放的艰苦。我遍访了二十多个教派，请教了许许多多潜伏在民问的伟人。我喜悦地感觉着自己的蜕变，新生的自我如今是坚定而沉默的。

　　在一处处拱北——圣徒墓，哲合忍耶和其它许多教派都重视拱北和圣徒，认为圣徒是存在于民众和真主之间的中介——周围，我结识的哲合忍耶派回民愈来愈多。马志文把我介绍给他们以后，一张粗糙黑红的脸庞就变成了无数张形形色色的脸庞，争先恐后地向我诉说。

　　它们深深地吸引着我，强拉着我，诱惑着我。那最初的时刻降临时我毫无悟性——我并没有察觉：万能的造物之主为我人生转折安排的瞬间，已经实现了。

　　我沉入了这片海。

　　我变成了他们之中的一个。

　　诱惑是伟大的。我听着他们的故事；听着一个中国人怎样为着一份心灵的纯净，居然敢在二百年时光里牺牲至少五十万人的动人故事。在以苟存为本色的中国人中，我居然闯进了一个牺牲者集团。我感到彻骨的震惊。

　　他们如幻影在我两眼里闪烁。他们如波涛拥载着我。他们生动活泼，憨直淳朴，单是想想他们已经是一种享受。他们在哲合忍耶中有一个集体名字——多斯达尼。这个词是中国回民常用的“多斯弟——朋友”的复数；对于我，多斯达尼就是中国底层不畏牺牲坚守心灵的人民。

　　难道可能概括多斯达尼么？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因为身在这个几十万人的集体里，才强悍有力并神采照人。他们几十万人，都因为正在坚持着一种精神，才可能活得震撼人心。

　　我只能尝试——以这种精神，作为我这部毕生作的主人公。

　　文学、艺术、学问、认识——当我独自把这些概念推溯到它们的初衷，当我苦苦询问着它们的原初含义时，我为自己激动。走向这样的道路有如钻入黑洞，走通了有一种出狱的晕眩。让自己的文章纳入深沉的禁忌，让自己的真诚升华成信仰，让自己的行为采取多斯达尼的形式——我为自己获得的这一切激动不已。

　　我下定了这最终的决心。用我以前凭预感找到的词汇来说，我踏上了我的终旅。不会再有更具意义的奋斗，不会再有更好的契机，不会再有能这样和底层民众结为一体的文章。回民把具有宗教意味的决定叫做“举意”或者“举乜贴”（乜读捏音）——我举意，这是最初的也是最终的乜贴：做一支哲合忍耶的笔，写一本他们会不顾死活保护的书！

　　——有过这样的事：在海固哲合忍耶起义失败之后，那是在一九四○年。国民党进剿山区的队伍探得起义领袖马国瑞师傅曾经潜居在一个小山庄。在那里读书办教——那个小山庄在固原，叫双林沟，师博住在一个叫马天才的人家里。马天才投身起义，家里女人娃娃守着师傅常常阅读的两木箱书籍。后来官军听说了师傅曾经在这里住着读书，就发兵前来马天才家搜查。当时那女人正在切菜，见官军一拥而入，她举起菜刀便砍。兵被她砍倒了一个，她也死于乱刀之下。官军毁了她的家，但是没有找到那两箱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