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国的西北角之三（上）

激荡在明帝国文化密林的回音

（文\君悦）




（一）

叙述历史，不啻于一次历史的重走，需要笔者对历史有剥茧抽丝的能力——借助细节，还原现场；借助个案，勾勒进程；借助文本，钩沉思想……遗憾的是，我非学史出身，充其量只是个历史学的忠实读者，本不具备什么历史的参悟能力。仅凭着一份热情、一份执着，就贸贸然举意，希冀用散文的感性去弥补历史研究固有的抽象，使得我们对回回历史的每一次触摸都能够真切而立体。

之前，许是侥幸，依仗史学家们的视角，我勉强听到了唐宋丝路上时隐时袅的驼铃声，听到了元帝国震天撼地的铁蹄声，才得以将回回、这个远徙他乡族群前世的惊魂寒梦沉淀为文字。撞到了明帝国，我却犹如跌坠茫茫暗夜。一时，万籁皆阒，我听不到一丝来自明帝国的声音。罪魁祸首则是我过分依赖的直觉。

在我的直觉里，明帝国回回的历史比不了元帝国那般波澜壮阔、云谲波诡。因为《明史》里一句“元时回回遍天下[1]”，实在是气势夺人，久久遮翳了我的视线。

事实也的确如此。

成书于十三世纪的波斯史籍《世界征服者史》、《多桑蒙古史》和《史籍》在沉默了将近八个世纪后，为世界还原了一个真实的蒙古帝国，为我们争说了一个真实的回回族群：一方面，是这些首先被蒙古人征服的中亚、西亚回回先民——各色色目人，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逐鹿的战场扩大到了欧亚大陆的每一个角隅；另一方面，武力下的失败者又成为了文明上的胜利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色目人为“以恐怖为政体、以屠杀为制度”的蒙古帝国装上了“文明”的新衣（据史料记载，当时有三分之二的蒙古人皈依到了伊斯兰的新月旗下），促成了东西方文明的互传，以及欧亚各民族的大融合。

但有时，过分的堂皇也是短命的代言词。

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宋帝国丞相文天祥一语成谶，胡虏果无百年之运？蒙古帝国肢裂在中国的短暂繁华——元帝国命定似的在入主中原九十九年后，轰坍成了一抹历史的尘烟。帝国的后裔们也许深知，造物之主的心意，永远都艰深难问。于是，他们大方地将成吉思汗的名字和他的“黄金家族”统统让给身后的世界去窒息、去沉思、去反省；自己则遁进了苍莽的漠北草原，在天高与地阔间延续着祖先逐草而居的运命。

蒙古帝国的神话不可逆转地成为了蛛网尘事，那么为了酿造这一神话而被迫进入中国并滞留在此的回回呢？“独有遗民负悲愤，草间忍死待宣光[2]”；“九鼎神州竟陆沉，偷生江海复山林[3]”……元末明初色目贵族后裔、著名诗人丁鹤年凝固成文字的一腔愤郁，是对元明鼎革之际回回甘苦冷暖的解说吗？

似乎，回回“繁华落尽始于明”有理有据着。

然而与史料纠缠得越久，就越意识到，我的直觉不过是盲者摸象而已。到底明帝国的回回史呈着怎样一种的景象，须略读一遍明帝国才会知道。

一翻明帝国的大纲，已先自心惊了。

明帝国，一个“天朝”中心论灌输得最为彻底；“中华”[4]优越感最为顽固的时代。作为一种对前外来统治者、蒙古帝国切肤恐惧的反应，明帝国对待外族的态度，严苛比宽容更合乎逻辑、合乎情理。

这不，帝国根基初定，明太祖一边剖白天下：“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之如一”；一边又迫不急待地诏令：“复衣冠如唐制，禁止胡服、胡语、胡姓[5]”；“凡蒙古及色目人，听与中国人相嫁娶为婚姻……不许蒙古、色目之本类自相嫁娶。如本类中违律自相嫁娶者，两家主婚杖八十；所嫁娶之男女俱入官，男为奴，女为婢……[6]”。

这位有点像从虚构小说里走来的布衣帝王，在对待外族的态度上也如此得忽左忽右、忽虚忽实？一点都不。在帝国的律令里，比比皆是他同化外族的决心——文化上要斩尽、体制上要混血、源流上要堵绝……对于“居中土”、“服食中土”、依旧泥守西域国俗的回回来说，这样的政治土壤，究竟是险境还是沃土？

如果是险境，那么自唐以降，一直被迫缄在“中华”话语权的回回，为什么一反常态，在凌蒙初的笔端、在徐霞客的行踪，频频显身？如果是沃土，为什么游刃于宋元两大帝国官道和商路的蒲寿庚家族，会被排挤在明帝国的主流社会之外，暗自萎谢？

两种结论，怎会出现两极的误差？是史料发散的信息有误，还是我的解读有误？我知道，再往纵深方向走，只会囹入死巷。此刻，最佳的选择，莫过于一路回溯。

蒙元，宋，唐——丝路上的商贾，西征的军匠，叩谒文明的贡使、学者——自信、坚忍得不受地域限制的祖先造就了无家可返的后代。西北角终年不歇的季风，吹老了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吹老了一代又一代的记忆。渐渐地，他们的族籍含糊了，他们的体质蜕变了，他们的语言混杂了……

鹰瞰着这股熙熙攘攘了几个世纪的移民大潮，我陡生了一种蟪蛄知晓春秋的悲观与清醒：这一撇一捺，散发着生命馨香、峥嵘着个性棱角的“人”，一阑入中国的历史，就立刻被熔炼成了一个僵冷的整体——“他们”：没有几座丰碑似的生命原型供人瞻仰；没有几片落红似的故事情节供人拼接；没有几声断弦似的悲歌吟哭供人深沉……年代一久远，“他们”的记忆就好似逢秋的木叶，一片一片，无可奈何地凋零，只留下一条垂枯的枝条遥遥指向公元651年，即唐高宗永徽二年，也就是史学界公认的回回史的原点。

我揣测了再揣测、怀想了再怀想的回回史的开端，居然只换来了史官如此敷衍了事的一笔——“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贡，其王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腻（奥斯曼），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7]”！怅惘之余，一回首，是鲁迅先生深蹙的眉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查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到点点的碎影。”鲁迅毕竟是鲁迅，一语诊出了中国史学的诟病——密密匝匝写满统治者族谱的二十四史，又怎会为“远人小国”匀出过多的笔墨？

一段走马观花似的历史梳理后，我有了些微的兴奋。

明帝国回回的历史记忆的确与唐宋蒙元不同。这条垂枯了近八个世纪的枝条，仿佛一沐到明帝国的春阳，就花叶葳蕤了起来：不光明帝国摧天拔地的开国史与“十大回回保国”的传说纠缠不清着，而且还有更多更灼灼然的名字，自始至终附丽着明帝国的史纲。如思想家李贽、外交家郑和、文学家丁鹤年、名宦马文升、清官海瑞……

不过，这些“花叶”的逐一舒展，又无端地为我营造了另一重迷雾。

仅依据几个虚虚实实的名字，和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几段人生，就断然给一个时代盖棺定论，总难避“以蠡测海”的嫌疑。好像逼迫我因几个小小的贝壳，而用看海的心怀去适应青藏高原、那滚滚无边的荒芜与狞厉一样。就这样弃它们于不顾，又唯恐错失进入明帝国的机缘？毕竟这些名字，不单熟知回回历史，就连粗知中国历史的人都是耳熟能详的。

仰望着这些熠熠了远年光耀的名字，一缕澄澈的感觉降临了。

如果说明帝国以前，我对回回史的叙述是粗线条的，是因为回回史虽也迤然了几个世纪、繁盛了几个世纪，但鲜有历史的细节落进史官挑剔的文本里，落进残碑断碣的沉默中……不过越是枯瘦的历史线条，越容易雕塑叙述者的思维习惯以及表述模式。

而在明帝国，那些所谓的习惯、所谓的模式显然无法承托起明帝国的回回史。为什么？就因为明帝国的回回史逸出常规地经纬了过多、过冗杂的历史细节。而这些貌似琐琐碎碎的历史细节，每一个都足以岿巍成一座山岳；每一座山岳都足以诱发攀越的欲望；每一次攀越所获的认知都足以颠覆前面好不容易得出的判断……置身于这样一段横看如峰、侧看似岭的历史，我怎会不迷失得模模糊糊，又彻彻底底？

再回过头琢磨“李贽”、“郑和”、“海瑞”等名字。

果然，他们各自都撑持着一个览明帝国众山而小之的高度；撑持着一个稍作打量就值得长期研究下去的高度。但一下子要仰望如此众多的崇高和伟大，猜想、联想，心灵还没来得及调适，思路早先乱作团麻。更何况我面临的使命是叙述；是从浩若烟海的史料中提纯回回的来龙和去脉，并用一支朴素的笔去密密织补。因此我不得不避开崇高和伟大，追寻平凡的共性。

就这样，与这些名字久久对望着，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如涨潮的海水，一浪高过一浪地拍击着我的心绪。

——他们本可汇聚成缄默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回回史里最洪大的一次声响；他们本可集结成回回缺失了一千三百多年的话语权力中最成功的一次补位。然而在现代史学家们噪成一片的，“他们是不是回回”的争论声里，我们只得吞咽下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擎起的是各自生命的荣光，是所属领域的荣光，是所属时代的荣光，独独没有擎起他们所属族群——回回的荣光。

时间太久了，久到我们除了妄加猜测外，已无力咎明他们隐匿自己回回身份的真正原因。但我想，原因之上应该还有原因。抱着一丝希望，我随手摊开了诗人丁鹤年的履历：丁鹤年（1335-1424），其曾祖阿老丁为回回巨贾，世祖忽必烈西征时，尽以资财投奔，并从征讨，以功赐田宅，留居京畿。其父名为职马禄丁，其祖名为苫思丁，其堂兄名为吉雅谟丁、爱理沙皆具很高的中国文化造诣[8]……为什么在这样一个馥郁着异域文化色彩的家族里，唯独丁鹤年的名字散发着中国文化的墨香？我古怪地预感着，这平淡无奇的履历表里，一定蕴藏着某种冥冥的启示——

“李贽”、“郑和”……我反复摩挲着这些名字，慢慢地，慢慢地，笼在他们头顶的光环消弭了，唯独留给我一些与“丁鹤年”一样、散发着中国文化墨香的名字。疑问重复着滚滚袭来：为什么他们的名字都不再像他们的先民那样，镌刻上自己回回的身份？

谜面全数公开，谜底只是一个——什么是姓名？

我在故弄玄虚？没有。唯有将姓名的涵义悉数揉碎，姓名与其所属族群的内在联系才会一跳而出。通常意义上，姓名是通过语言信息来辨别个体生命差异的符合。但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文明程度后，姓名就被赋予了文化的意涵，广义为一个族群的文化符号。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隶属的族群不同，那么在其姓名的表层就会反射出不同的文化幽光。

也许这种解释过于抽象化，概念化，读者听来有些云蒸雾泽的。不妨，我们就对散落在回回各个时期的姓名一一撷取、一一解读，看看回回的姓名下隐藏着怎样一种石破天惊的告白——

“西域诸国，初无氏系，唯随其部族以为号，盖其族淳庞，其事简略，所以易行[9]”。史料有意无意透露着一个信息：回回先民在蕃坊的一番自由天地里，世代维持着自己的旧俗——他们只有名，而无姓。这种情况一直衍伸到了元帝国。

元帝国，回回的身份就不仅仅是“蛮裔商贾”，他们或在仕途张弛自己的鸿鹄之志，或在几张宣纸上泼洒自己的无限才情。“类以华言译其旧名而称之，且或因名而命字焉[10]”，成为他们积极融入中国上层社会的必然之果。

不过，元人《南村辍耕录》的一句“阿老瓦、倒刺沙、别都丁、木楔非，皆回回小名”，为这一现象做了及时的补缀——改汉姓，用汉名只是个别人的行为。至少在元帝国的巷陌田埂，还闪动着无数个“阿老瓦”、“赛典丁”的身影。

进入明帝国，史料中簌簌抖落的名字忽然不再镌有异域的色彩，反而浓浓郁郁着一抹中国的韵味。无疑，它们唱和了我之前的疑问——为什么丁鹤年、李贽、郑和，他们的名字都不再像他们的先民那样，镌刻着自己回回的身份？烙铸着自己的文化印记？

历史学家们曾提出过很多理由解释明帝国回回改胡姓变汉姓的原因：比如元明鼎革之际回回畏避政治灾祸而被动更姓；亦或是如当时人们所言，出于一种“上符古义，下合时宜”的远见卓识而主动易名。

有谄媚的意味？不，我只读出了一个没有话语权族群难言的裂痛——自唐迄明，回回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齿繁衍了几百年。尤其是元帝国以后，虽“求其善变者无几”的他们却丝毫没有怀疑过留居中国的合理性。然而在中国，“华夷有别”亘古有之，是渗在中国骨子里的思想观念。《左传》就说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汉书》索性说得更无遮无拦：“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而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

加之明帝国是举着“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旌号令天下的，“华夷有别”只会在前蒙古帝国投下的阴影里发育得愈发扭曲。对此，不愿变其旧俗的回回缺乏思想准备。当他们终于认清自己“异端殊族”的身份时，任何的妥协和变通只有一个理由——生存！尽管如此，他们却有一个绝不容触犯的底线——他们的伊斯兰信仰。

不过在这里，我和历史学家们的关注点稍有不同，我更关注回回更姓易名现象之下，整个族群的文化心理走向。

明帝国《西域浦氏定姓碑文》说：“浦君有四子：浦顒、浦卯、浦珪、浦璋”。“顒、卯、珪、璋”四字不是出自《诗经·大雅》“顒顒卯卯，如珪如璋”吗？一个西域氏族给子嗣命名时，何以撷用如此古奥生僻的中国汉字？是他们有意地附庸中国儒学之风雅？还是他们已能有声有韵地圈读尔雅了？

一段冰冷的碑文居然能逗出一连串滚烫的发问？这让我有了更充分的理由及更浓厚的兴趣，一路追究下去。

据《郑氏家谱》载：明帝国回回外交家郑和的后裔，自第十一代起，开始有排行字辈的一首诗：“大尚存忠义，积厚流自宽，繁衍更万代，家道泰而昌”；天津天穆村《清真大寺禁戒同姓为婚碑》载：该村回回由于生齿日繁，辈数恐乱，于是编集十四字：“应思景从国朝兴文成祥瑞怀德生”。规定按字起名，每一辈一字，以期族户虽分而辈分不差。

我怎么都没有想到，当我以姓名为一线逻辑，贯穿于回回历史的通篇时，呈在纸上的，竟然是一个地理概念——明帝国是回回史的一道分水岭。回回的所有文化现象一凌越过明帝国，就被鲜明成了前期和后期的比照——

明帝国以前，回回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程度深浅不一，接受程度也随人而异。即便有如五代词人李珣兄妹、宋代书画之宗师米氏父子、元代散曲家王实甫、不忽木等都曾在中国文坛登过峰、造过极，但那也只是鲜而又少的回回对中国文化吞吐能力的测试而已。总体来说，他们的文化底色依旧保持着自身携来的伊斯兰文化；但从儒家的伦理思想观念，溢满明帝国回回姓名每一笔的史实里，我们分明觑见，回回对中国文化的洞谙程度已经不言而喻了。而且此时他们已把这种洞谙拓展成了一种认同和汲纳，以至于他们的文化背景已深染着一息儒学之风。

这时，一个大胆的推断曳过脑海，我着实有些慌神。也许，明帝国回回史的一个别开生面的视角，就在于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最激越的碰撞。

（二）

其实，这一推断并非一时的起兴，而是历时一年深思熟虑的发酵——

去年也是这个木叶凋敝、江河封冻的时节。

我原本不知道时间是一种可感可触的存在。没想到，只因好友一句：“穿厚点，明天我们去看洪水泉清真寺”。二十多公里的山道，竟架成了一座骑在时间之河的大桥。五百年在那头，我们在这头。

窗外，灿白的冬阳将千山万壑都髹漆成了一片洪濛梦。我不禁惑疑，这场庄周式约会尽头的洪水泉清真寺，会不会只是一阙随时会醒的梦？就像方才误闯车前的那只山雉（当时我惊呼是只乌鸦，还引来了全车的哄笑），没等我缓过神，只留下一条比梦更难描摹的黄尘。

直到站在洪水泉清真寺的山门前，我才明白，为什么会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执意用千里迢迢的跋涉，来换取与它的对晤？洪水泉清真寺根本就不是一阙梦。它是那么真实地拔立于那片黄土之上，那么真实地将回回的顺从和敬畏；智慧和胆识；胸襟和气度，无一不空间化地袒示给世人。

不信吗？去推推那扇琢满风雨的山门，推出一声比时间更苍老的叹息；或在磨圆棱角的木楼梯上，叩出一串比时空更空锵的足音。须臾间，明洪武年间的声音，在二十一世纪的耳畔回响。只是，谁会懂？谁会知道？谁会欣赏它的深度？包括我在内。

虽然，我无力厘清洪水泉清真寺盘结了几个世纪的掌纹，但它却为我洞开了一条受益终身的学术路线：若想触摸回回的精神文化史，岂能置清真寺于不顾？

作为伊斯兰教基本的外在形态，作为回回生存的一种见证，清真寺绝对是一个淤藏着无数话题的地方。宗教、文化、历史……你随意一碰，便会有无限的精彩翻涌而出。

对于喜欢历史的我来说，清真寺就是一条迤逦在时空中的河流，不舍昼夜地承继着回回的昨天、今天，还有可以预知的明天。尤其是流衍至今的几座中国古清真寺，所横跨的空间限度和时间限度都极其广阔。它们始终循着“哪里有回回，哪里就有清真寺”的逻辑，立体地勾连起回回来华的时间和居留的空间。

——唐代，广州怀圣寺。其石砌的宣礼塔呈圆柱筒形，望之如银笔直刺苍穹，全然一种波斯清真寺的移植。晓看过“涨潮声里万国帆”的它，为“文化底蕴匮乏”的广州，添了三分底气。

北宋始建，重修于元的泉州艾苏哈卜清真寺（因历史的讹传，现在这座清真寺被称之为“清净寺”）。巍峨的石砌寺门，葱头形的尖拱，辉耀着中亚塞尔柱王朝不可一世的鼎盛；门顶女儿墙锯齿装饰，深浅着伍麦叶时期的痕迹。就算颓成了残垣断壁，在夕照中执意拉长的，也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君临于中世纪的影子。

始建于唐，重修元明的西安化觉寺。与前两座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相比，这座“世界上唯一的中国式伊斯兰寺院”，无疑是中国古清真寺建筑形制大破大立的大进化。一查履历，它就发生于明帝国。借鉴了孔子文庙入口布局的门楼，是回回对伊斯兰教先知默罕默德“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知”的实践吗？那如北雁振翅的飞檐，载起的，不正是回回在异域他乡跋涉千年的坚忍与从容吗！镇在全寺中心的邦克楼，如一方美丽且凝重的石玺，拓印在后世子孙心头的，却是一个重甸甸的问号——从何时起，这一千多年前的异域他乡，被回回反认成了一千年多后某种意义上某种形式下的故乡？

将这些散落在不同时空、不同地域的清真寺，稍做梳拢，就不难发现，清真寺建筑形制的变化，哪怕细微到一扇窗棂、一角飞檐、一片颓瓦、一块砖雕，都会牵扯出回回社会文化心理的一场地震：从回回叩动丝路大门的一刻起，那如云的桅帆，如阵的驼队，载来的不光是奇珍异货，还有回回原属的异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波斯—伊斯兰文化、突厥—伊斯兰文化……它们始终与中国文化发生着或明或隐、或剧烈或纤微的纠葛。

但正如史学家陈恒先生所言：“商贾之远行”是唐时有伊斯兰教及宋元伊斯兰教繁盛之原因。那么很显然，回回承载的伊斯兰不是以文化学术的挑战姿态登陆中国的，因而不像在对待波斯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时那样，显示出极强的进攻意识和颠覆功能。至少在明帝国以前，它与中国文化，雾里看花终隔着一层，充其量只是囿于蕃坊的外来侨民的“殊俗”。

而明帝国，一个被武力催生的帝国，它的文化胸襟自然比之前的唐宋元，显得逼仄得多。国家权力从制度层面为新儒学的清道辟路，意味着伊斯兰相对孤立的文化空间瓦解；意味着伊斯兰不得不开始解读大的文化氛围向它提出的问题，从而确立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

面对种种驳难，伊斯兰兼容并蓄的文化性格，又使它无比自信可以从中国文化里寻得一种新生的依据，那就是让后辈学者翘首仰望的“伊儒相通”：“虽其文与孔子六经不同，而其理相表里[11]”；“所谓千圣一心，万古一道，信非虚矣[12]”……以日后的眼光来看，这一系列从礼俗层面提升到学说高度的真知灼见，既提挈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首尾，也是不同文化间平等对话的背景；同时文人的这些洞隐烛微也将整个回回族群从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中拯救了出来，带动了他们文化身份认同的相应调适——即在保持其自身固有宗教信仰、礼义制度与价值内核的前提下，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积极联姻，为奇峰叠耸的中国文化余下了一脉殊音，中国伊斯兰文化。

结论一出，摹想顷刻涟涟漪漪——

仿佛是在明帝国的某个清晨。一间生着虚白的竹室，捧读古兰的回回，偶然瞥了一眼垒于案头之上的中国古籍，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国度便慢慢向他们走来：那里有西出阳关老子漫漶的背影；有游学列国孔子泥泞的脚印；有时而举杯邀明月、时而散发弄扁舟的李白；有左牵黄、右擎苍、挽雕弓、射天狼的苏轼；有姹紫嫣红开遍的牡丹亭……

谁能料想，这一瞥便是百代千年。从此，伊斯兰文化在左，中国文化在右，回回在其间成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