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中国穆斯林青年网西北走访记者来到国家级教练、青海省撒拉族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马明善家中，对马教练进行专访。

    马明善说：撒拉族崇尚文武之道，海纳百川，勇于拼搏，善于经商，敢为天下先。撒拉族走过了近800年的历史，风风雨雨，历尽坎坷，能发展到今天本身是个奇迹。撒拉先民重视文化教育，扬善嫉恶、团结友爱、坚韧智慧、诚信自强、与时俱进，并且具有高度的民族气节，是个优秀的民族，有坚定信仰，具有骆驼的精神。
……
    马明善1948年12月生，原名龙瑟夫，撒拉族，青海循化人。1963年毕业于青海民院，1984年毕业于天津体育学院。青海省体委体工一大队主教练。青海省摔跤、柔道协会主席，西北五省（区）摔跤常务理事、秘书长，青海省穆斯林武馆名誉馆长，中国撒拉族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伊斯兰新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

    主要成果：参加青海省首届少年夏令营获作文、体育比赛奖，获省青少年篮球赛冠军、青海省大中专田径比赛3项第一，为民院教学改革第一个走上讲坛的学生老师、撒拉族第一篇小说的作者。大学生书法一等奖及学哲学、学雷锋、学毛选积极分子标兵称号，多次荣获三好学生、五好运动员、优秀教练员、共产党员等称号。

    十一届亚运会任中国自由式摔跤队教练组组长。先后出访12国。发表论文报告文章80多篇，其中12篇获国家、省级优秀论文报告。撰写800多万字的文稿。1995年到1998年参加全运会七届，任运动员、教练员、领队、副团长，特邀参加第四、五届民运会，多次参加国际比赛。培养全国冠军32人、全国前三名86人，培养教练员46人。1984年经考试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获国际摔联颁发的中国第一批教练员证书，1985年荣获国际摔联主席的证章，1990年获国际摔联的荣誉金奖，1996年获国家体委中国摔协的贡献奖。

     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并参加国庆观礼。1969、1970年曾先后带领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牧区、农村坚持“四同”，进行科学种田、科学养畜。其业绩已收录于《中国少数民族专家学者辞典》、《中华人物敌海》、《世界名人录》、《世界著名华人社团领导人大辞典》等。
 
    【附录马明善教练自传】

    谨以此文献给为中国体育事业奋斗献身的已去世和在世的同仁们，

    共同缅怀他们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角斗士之魂

    —人生难得“摔跤”，往事如烟，似歌，

    驼泉的水，黄河的浪，撒拉人的精神哺育了我、铸就了我“角斗士”之魂，往事并不如烟……

    1944年12月26日的晨礼时，他在世界大战的炮火声中瓜瓜落地取名优瑟夫•马明善。先辈一代曾是清朝时期著名的武士“举人”。也曾任国民党城防司令，父亲一代裹败的家境，流落他乡。由于贫困，潦倒的家境，父母只好在解放前当长工，维系生活。1949年8月26日解放兰州的战役告捷后，一兵团机关和人民解放军在政委王震的率领下，翻越达里加山，进至循化，率先进入青海境内。正在这炮火连天的大逃亡中，年仅4岁的我被马家军的一位骑兵军官抢走，准备逃至台湾，当骑兵军官的战马逃至循化古什群黄河木桥时，因“马家军”把木桥焚烧，企业阻拦解放军渡河到西宁，这时，才被迫寻找儿子的父母夺回了我幼小的生命。

    1952年8月—1957年8月，在循化街子完小上学，单任少先队大队长。因各门功课优异，演讲出众，爬山、赛跑、骑马、牛、驴、游泳、蓝球、摔跤、打架出众从小被称为“孩子王。”

    1954年8月，代表循化撒拉族出席青海省第一届少年夏令营；1956年代表循化县参加青海省少年田径运动会；1958年代表青海民族学院参加全省少年田径运动会和全省少年蓝球锦标赛，均夺得冠军（号称赤脚冠军），并代表青海省少年田径队及少年蓝球队参加全国少年比赛。从1958年—1963年，在全省大中专学校田径运动会上多次取得100米、200米冠军，1963年8月代表循化蓝球队参加全省比赛，夺得全省亚军。1964年8月被省体委的马呈祥、白羽二人专程至循化县人民法院已工作的我，与马有功院长、副县长商调至青海省体育干部训练班当摔跤运动员。1965年冬训、夏训均在内蒙古吴振海教鞭下训练。因求胜心切，与内蒙古名家跤手以争高低，不幸被摔断四根肋骨……1965年9月第一次参加第二届全运会，由于食物急性中毒发高烧41.7℃经代表团研究决定弃权。1966年7月被选调到国家集训队，迎战日本国家队。在长春、上海、北京三地的比赛中，我队均取得骄人的成绩。我记忆犹新，在上海比赛中我国新疆选手吐尔逊哈力，以他的诱其对手抱单腿时的反攻技术 “挑勾子”打败了曾在1964年东京奥运上取得世界锦标赛的双料冠军。这时，这位东洋冠军，当场脱下胶鞋抛向天空……。还有在长春比赛期间，多少东北的父老乡亲，淳淳嘱托我们“打败日本鬼子！报仇血恨！”期间，我与日本国家队的石黑修一先生交上朋友，他在中国北京、上海、长春等地比赛中一场未输。在文革中他曾多次来信，并寄摔跤资料、照片及他获得的金银奖牌及真丝纱巾纪念品，刚好作为“里通外国”的铁证，曾刊登于《青海日报》（1967年 月 日）。1965年参加第二届全运会的青海省代表团正式成立，我代表运动员在省人民政府小礼堂，面对时任省长 同志讲话，并刊登在当时的《青海日报》头版。一对一赤膊上阵，较量、力与美、撕杀、挣扎、摔倒、爬下、又挣脱、盘根错节……

    我与摔跤有了不解之缘，因为摔跤，格斗，角力、搏击，柔道、散打等格斗项目最能体现我刚烈、彪悍、桀骜不驯突厥民族的性格，把撒拉尔的精神文化在角斗场上展示的淋漓尽致，角斗虽然惨烈、痛苦，也有狂喜，但欣赏其搏斗的过程真是“过瘾”，难道人生的历程不正是如此吗？这就是角斗士之魂的魅力。

    我从降生至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至直死亡归真，我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位从不服输的角斗士！一位捍卫信仰的奋斗者。

    我是我国竞技运动从事“三从一大”训练原则的第一批实践者，更是我省“三从一大”从难从严，从实践出发，进行大运动训练的标兵。当时训条件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没室内训练房，在露天、沙地，土地，在露天灯光球场，在室内司令台下不到20平方米的房内，一日四次训练。

    在1964年—1966年期间，由于非凡惨酷的训练，超人的精力，全国摔跤名家、教练的指导下，身体素质及技术水平有长足的进步。在训练、比赛之余，爱好文学都是我小学、中学、大学之梦。为此曾在1965年在《青海日报》文学期刊中发表了撒拉族文学的第一篇小说《摔跤手的故事》，并在《人民日报》、《体育报》、《人民画报》、《民族画报》的多次刊登我的照片。每当回循化县在黄河渡口渡船时，好多过往的牛、掉入船外河水中，耽误过往旅客的时间，有一次我把掉入水中的一头牛抱起放在船上，得到船工及满载游人的赞赏。从1966年5月16日，即”5.16“通知成为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从此，把一个“角斗士”从竞技体育场上引向了政治斗争的惨酷的“摔跤”场上。1967年2月23日青海“2.23”事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投入“牢狱”，亲历了“文革”枪林弹雨的洗礼和炼狱的锤打，险些被无情的“子弹”夺走年轻气盛的生命。非常幸运没有倒在枪口下，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做出了“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3月28日晚时任省军区司令员的刘贤权的秘书 把我从监狱中接至省人民政府礼堂，被刘司令员亲切接见、拥抱。

    由于文革中全国体育系统被军事接管，一切都是“军管组”说了算，实行“三光政策”（运动队撤光、人员分光、资料烧光），从此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像天方夜谭般的任命为青海省革命委员会主管文教、宣传、卫生、科委，体委的“文卫组组长”的一切大权。并任命青海省体委副主任主管青海省竞技体育。在此期间大权独览，小权分散，在青海举办了几届当时很有影响的全国性的比赛：摔跤、蓝球、射箭等比赛。从60年代—70年代，以体育小分队、体育工作队的名义下州县进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贫下中农、农牧民及矿工的生活。增强劳动人民的本色，然后利用劳动间隙和节假日进行体育表演。创造了我省体育工作队有史以来第一次到海西、海南、海北、玉树、果洛、黄南、民和、乐都、乌兰、大柴旦、格尔木、循化、互助等地州县大通煤矿进行体育慰问表演：有摔跤、武术、田径、男女兰球、排球、乒乓球、射击、自行车、摩托车等项目。值得敬佩的是摔跤队的张兆宪等同志不远千里，克服重重困难走遍全省各地，进行体育的普及与提高。还有田径队的男女中长跑组，沿着红军长征的路进行长途拉练。既提高了专项竞技能力，更增强红军长征精神在运动员心中播下了种子。从而我省中长跑运动曾在全国比赛中名列前茅。我省罗玉荣曾在第三届全运会上破全国纪录，当时任三届全运会青海代表团副团长的我在主席台上感动的声泪俱下，谁能理解当时的情……

    “文革”期间，青海的各运动项目全撤光，运动员全都分光或走光了。摆在我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全国、全省招兵买马，组建队伍。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相继组建了男女蓝球队、男女排球队、男子足球队、男女乒乓球队、田径队、摔跤队（自由、古典、中国式）男女柔道队、男女武术、男女自行车、射击、射箭等项目队，最为艰难的还是选调足球运动员。当时我在省委常委会议上汇报：中央首长江青同志指出：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上只有青海和台湾省没有足球队参加，这不仅是体育意义，更为严重的是政治意议。

     1972年6月，国家体委举办了文革以来中断8年后的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我省只派了男女蓝球、男女排球、男女乒乓球队参加，成绩平平。运动会结束之际，我以青海省体委副主任的名义参加了在京西宾馆一楼会议召开了总结会。会上由时任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做了讲话，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德生同志分管体育，我在会上即兴发言，阐述了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体育落后的局面。呼吁国家体委决策人的引起高度重视。当时恰逢发表毛泽东主席划分三个世界的论断，我把它引用到全国体育界也划分为三个世界，我们西部当属第三世界，理应得到我国体育强省（市）对我们西部的支援，主要是人材的支援。我的发言当即得到李德性同志及国家体委主要领导和的支持。从此，我省竞技体育的发展得到国家体委、北京市、上海市、山东省、天津、广东、福建省河北、辽宁、黑龙江等省市的无私支援。从此，开创了全国体育人材交流的新篇章，推动并提高了我省竞技运动水平。

    由于全国各省市的大力支持，加之我省各运动队狠抓训练倒记时，在第三届全运会上我省运动员共破11项（次）全国记录。19项（次）取得冠军，我省摔跤运动员马英、罗培、吴阿林、鲁洪亮、乔寿春等在比赛中获得好成绩。接着在第四届、第五届全运会上我省运动员再创佳绩，摔跤、射击、射箭、田径都曾荣获团体前三名，足球队也进入甲级队。在第三届全运会后的全国体委主任会议上，我为西北、华北大组的召集人，做了我省在三届全运会取得硕果的经验介绍，得到与会各省市体委主任的赞同和国家体委领导人庄则栋、李梦华等同志的赞赏。

    在1975年、76年北京全国体委主任工作会上，以江青、张春桥鼓吹的“无产阶级专项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体育战线17年黑线统治论”，运动队要“政治挂帅，政治代替训练”等谬论时。我出于朴素的体育实践者的观点，大胆而无所顾忌的在大会上质问庄则栋等人：“请问庄则栋同志，如果体育战线17年是黑线统治，那么你三届单打世界冠军从何而来？如果运动队不训练，不抓业务，你的世界冠军难道从天上掉下来吗？如果你不是三届世界冠军，你今天能当国家体委主任吗？……”会后，主席团立即进行开会研究，准备反击以我为首的右倾翻案风，掀起了调查我的背景及幕后人的活动（指荣高棠、李梦华等同志）。

    1976年夏天，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庄则栋到青海，我因工作关系理所当然的陪同他三天三夜。在此期间，我们不仅谈到了政治形势，也探讨了体育革命的前景。我向他建议，根据中国男女人材的传统优劣，建议开展女子竞技项目，如女子足球、女子举重、女子摔跤、女子柔道等项目，他欣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