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１９３９年我访问近东、中东各伊斯兰教国家归来，任军委政治部中校部附。经杨敬之的介绍，朱家骅批准我入中央训练团受训。并由曾养甫和梁寒操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朱当时兼任训练团党务处长，个别谈话中曾谈到艾沙等人都是他的学生，朱对我表示好感，我也就以他的学生自居。训练团结束后，任我为中央党部秘书处特种经济调查处的总干事。１９４０年１０月，组织部交际科长马赋良透露一个消息，他说：“朱部长打算派你到青海工作。”我一时感到这个消息太突然了。几天之后，朱家骅果然对我说：“派你到青海去。当然，在那里工作是比较困难的，过去派了几个书记长，都和马步芳处得不好，先后回来了。我想你去很合适。”我就回答说：“别人做不好，我也怕做不好，在青海我又没有一点人事关系，感到很孤单。”他没等我说完，就站起来说：“已经决定了。”不容分说，就把我送出客厅。过了几天，又叫我去谈话。我又提请考虑另外人选 ，朱很不高兴地说：“这是党的命令，必须服从。你只要把党的牌子亮出来，就很好。”还指出：“马步芳和中央貌合神离，要帮助他像个边疆大员的样子。”随后正式任命我为青海省党部执委会委员兼书记长。许多人都认为我只有一年多的党龄，居然一跃而为一个省党部的负责人，真是很少见的事情。我和一些回族朋友商量，认为西北毕竟是回族较多的地区，能够多住几年，可以打出一条回族活动的路子。有一位朋友说得更具体，他说：“马步芳是个回回，我们同族同教，不帮他还帮谁？”这个话确实打动了我。唐柯三先生还嘱咐我“少露锋芒，别叫嚷回族运动，以免惹祸。”当年１２月，我离开重庆前，组织部秘书主任王启江问我：“你对党义有无研究？”我说实话了：“没有好好读过，仓卒间想读也来不及。”这时朱家骅已打电报给马步芳，介绍我曾到过近东回教国家，以增加我的身价。以后我听说马步芳不过置之一笑而已。其时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白崇禧也给我写了介绍信，并叫我去安心工作。路经兰州时，西北长官公署交通处处长拜伟介绍我见了朱绍良，朱对我说：“在青海工作要谨慎。环境固然困难，但个人的做法也有关系。马焕文去任书记长不能呆住，就是一个例子。”我到青海后没有受到欢迎，就住在原是一座古刹的省党部里。省党部的人员都有家，显得我孤凄单调。平时没有什么具体工作，时间就消磨在图书馆和湟中公园。早晚孤独一人，百无聊赖，这种恬静的生活，就像苦修僧一样。我看这种摆布，不过是使我受不了奚落，不想走也就走了。可是想起了白崇禧、朱家骅不要我老早就回来的嘱托，又怕朋友对我讥笑，就咬着牙根忍受下来。究竟怎么办？于是多次向省政府秘书长陈显荣接洽，要求见马步芳，不久马就接见了我。初次会面，看到马步芳留着伊斯兰教式的长胡须，穿长袍，戴回族惯用的黑缎平顶帽，简直像个伊斯兰教的阿訇。人们都说青海民族宗教气氛重，看来果然不错。他对我说了些客套话，我将白崇禧等的介绍信交给他。当时党政机关的负责人满座，马步芳态度洒脱，随说随笑问我：“朝过麦加圣地么？”我回答：“朝过一次。自己的宗教遵守还不够，将来再去一次。”马对我“再去一次”的说法，大笑起来。因为做为一个伊斯兰教徒，对朝觐圣地只有忠诚笃信。再去一次，就掩盖了严肃的意义。但在会见的整个过程中，还不是处于窘迫的僵局，我在思想上自然很轻松的。我既不能因环境难处而回去，就只有适应环境。我看到自己的服装和大家不一样，就把原来的西式皮大衣和水獭帽换成兰哔叽制服和藏羔皮冬帽。一举一动，也模仿着他们。开始还不习惯，日久成为自然，这就从服装和行动上与大家打成了一片。我表面上是这样的装憨，事实上随时检查自己，警惕自己，更加小心翼翼。马步芳渐渐察觉到我的言行谨慎，观感一新。我由初来很难见到马步芳，转化为经常可以接触，并且与省政府委员、厅长混在一起。朱家骅系的王文俊也不那么孤立，我从中替他做了些工作，每逢召开大会或宴会时，王也被邀参加。朱家骅为壮大自己在青海的派系，发表王文俊兼任省党部执行委员。王与朱家骅的关系比我密切，我帮了他，他也帮了我。我有些事不好向朱直接说，王却替我转圜。有时我遭到非议，王为我遮风挡雨，得到了朱的谅解。

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两句话：“以党统政，以政统军。”其实这是一种讥笑的说法而已。特别是青海的实际情况正好倒转过来，枪杆子的力量高于一切。马步芳是唯一的独裁者，所有重要部属，都是他在军队中培植起来的。省政府的委员和各厅厅长，是马步芳一手保荐的，国民党中央不可能另派一个人来。虽有个别人来担任厅长，也是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渠道和渊源。省党部领导人员，名义上国民党中央派遣，实际上也是由马步芳控制，既不能与军队骨干相比，也与省政府人员有很大的悬殊。在我任省党部书记长期间，似乎与厅局长处于同等地位，但仅仅是个表面现象，聊以备数罢了。因此有些人不甘寂寞，虽想挤到省政府去，那是极不可能。因为那些地位不是随便安排人的。马步芳是省党部执委会主任委员，他不经常到省党部来，可也不是大撒手不闻不问。处理重要公文的时候，必须要向他请示，得到他的点头。他没有固定性的办公时间和地点，只是一听到主席办公，我便收拾公文，急忙跑到预定的地点，或是省政府，或是军部，或是其他地方。此时各部门的负责人，按着次序，将应办公文内容读给他听，根据他的意见，一一写好，然后签上他的私章，归来后再分别处理。省党部的经费，每月由国民党中央直接汇出，但由马步芳控制的军部财政单位经手，然后转到省党部。我们只是领自己的工资，无权过问全部经费，也不敢过问这些事。我的处境虽比初来时好得多了，但没有摆脱内部人事的排挤。当时省党部只有我和王文俊是属朱家骅系的，大多数是ＣＣ系分子马绍武、谢士英、郭学礼、李洽、翟玉航等。除翟是田昆山的部下外，其余出身于中央政治学校，以马绍武为首脑。我和马派系不同，由于都是回族，初期相处还好，否则早被排斥出来了。李洽、谢士英挟有回、汉成见，对外来的派系不同的回族书记长，看成眼中钉，不断造谣中伤，我只得泰然处之，免却了滋生事端。马绍武是执行委员，同时抓住监委会工作，自立一个办公室，依靠亲信，随时在盘算我。大部分职员是ＣＣ系分子，或接近他们的，只有极少数人超然无派。省党部工作既为ＣＣ系包办，我这个书记长就成了孤立无依的光杆人物，无能为力。事情还不至此，又引起了另外的奚落，省政府公然通知我每天早晚带省党部成员到小教场（今省人民政府）举行升降旗礼。后来马步芳停止了我们这个风雨无阻的差使。时间长些了，我的社会地位有了变化。那时青海政治局面的特点，谁能接近马步芳，谁就能活跃起来。马绍武想不到我和马步芳的关系由冷淡而亲近，更引起了ＣＣ系对我的戒备心理。我为什么做到了这一步，主要是向国民党中央送工作报告，或对外通信，一贯是替马步芳吹嘘，从来不说他的坏话。那时省政府秘书处派员经常检查邮件，积时一久，马步芳觉察到我的作为，对他有利而无害,开始信任了。我就听到马步芳对人说：“老薛是个好穆民，是我们团体里的人。”说真的，我的主导思想是，国民党中央利用我“以回制回”，我却做到了“以回帮回”。更重要的是，马步芳知道国民党中央内部有派系的倾轧。马绍武自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举足轻重，未免恃宠而骄，使马步芳恐其故弄玄虚，老大不安。现在朱家骅系的政治路线在青海对抗ＣＣ系，显然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乐得为我所用。这也说明朱家骅系在青海不能发展和难以发展的情况下，才得到存在和活动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