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双语化进程中的母语丢失现象

    在观察东干民族双语化的进程时，东干族丢失的母语的现象也不容忽视，这一现象是伴随着东干族双语化的发展而出现的，最为典型的便是奥什地区卡拉松乡（原塔希洛夫集体农庄）东干族群体整体丢失母语的现象。这批东干族的前辈是1878年在回民起义领袖马大人的率领下过境后经纳伦到达奥什的，后来其中一部分继续北上至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地区，剩下的一小部分则一直生活在距奥什约15公里的卡拉松乡，由于这批人人数较少（目前也仅有2000至3000人），又处在高度聚居的乌兹别克人中间，从事着乌兹别克人的传统行业——种植棉花，而且他们远离其它东干族的聚居地，多与乌兹别克人通婚，因而渐渐乌兹别克化了，乌兹别克语渐渐取代了他们的母语——东干语。资料显示，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奥什东干族虽然还有会讲东干语的人，但已很少使用了，主要使用乌兹别克语，东干族与当地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通婚的现象也很常见○5（P49），而现今那里已很难找到会东干语的东干族了。而且较为特殊的是，由于乌兹别克语是这一地区的强势语言，使用功能强于俄语，因而这里的东干族也不怎么会说俄语，乌兹别克语已经成了他们的母语和社会活动中使用的主要语言，纯东干族家庭使用的也是乌兹别克语。为了恢复他们的母语，八十年代初吉尔吉斯斯坦教育部曾专门派遣了一位东干语教师去为孩子们教授东干语，但最终也没有取得理想效果○6（P63-64）。这是东干族中唯一一支聚居但遗忘了母语的人群。
除卡拉松乡外，东干族遗忘母语的现象在城市散居的东干族中也可以观察到。根据最新统计材料，吉尔吉斯斯坦15岁以上东干族为30，993人，其中认为其它语言而不是东干语为母语的有1008人，占这一人群的3%○7（P31）。这些比例都说明，在中亚的东干族当中，确有少一部分人因种种原因已丢失了自己的母语，而将俄语或其它民族的语言当作了自己的母语。

    母语丢失现象也是伴随着整个民族双语化进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因为高度双语化后，这一群体中部分家庭，会因种种原因，仅使用一种语言，从而从根本上使儿童无法在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多掌握一门语言，从而造成单语人的产生，进而造成整个群体的单语化。

    三、东干族民族语言观的形成

    在中国，汉语是回族的母语，回族本身没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回回民族在中国大地上形成的重要标志便是来源不同、语言各异的穆斯林都开始操用汉语，同一个民族有了同一种语言。当然，回族在中国分布极广，他们处在哪里便同哪里的汉族一样操用当地汉语方言。如西北地区回族操用西北方言，云南回族操用云南方言。东干族使用的东干语，无论从来源上讲，还是从语言本体角度观察，仍然是中国陕甘方言的一个特殊变体，是汉语的一支方言，但对中亚的东干族来说，它不仅是自己的母语，而且也是自己的民族语言，既他们常说的这是回族话，不是汉话。这种看法在西北地区回民当中也存在着，其主要原因是西北地区往往在同一区域内，回、汉民操用同一方言时，也确实有一些差别，这种差别除回民语言中的波斯语、阿拉波语借词外，还有一些如声调或简单谓之为“腔调”的区别，如甘肃临夏（河州）方言就有回族腔、汉族腔的区别○8（P61），新疆乌鲁木齐市的汉语方言也有回民方言和汉民方言的区别○9（P5），这些差别使得回族认为自己的语言不同于同一区域的汉族的语言。但是在中国，这种差别并没有使回族认为自己所操用的方言就是自己民族的语言，即并没有产生民族语言的意识。但对中亚的东干族来说则有所不同。他们认为自己所操用的这种语言就是回族的语言，是自己民族的语言。这种民族语言意识是特殊条件下母语意识强化的结果，这种母语意识是伴随着其民族的双语化过程而逐渐被强化了的。每个民族总希望自己民族特点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中能够保留下来。而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是多数民族自认的本族文化中核心的区别性特征。因此从内心的愿望来讲，东干族对自己的民族语言存在着强烈的保存意识，并认为它是自己这个群体区别于周围其它民族的典型性标志，因而从意识上强化的了它的独特性和民族性，这是他们民族语言观形成的内部因素。同时，还有许多外部因素使这一观念更加固定下来，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两个唯一性”和“两个特殊性”。
“两个唯一性”中的第一个“唯一性”是指在中亚地区唯有东干族使用这种语言，这种语言是区别东干族和其它民族的显著标志。与东干族共同生活于中亚的其它少数民族没有可能接触到其它操用此类语言的中国境内的汉族，而且在中亚说这种语言的人也都是单一的东干族，因而自然地将这个语言和这个民族等同起来，包括东干族本身也是基于这种唯一性，而将这种语言看作是自己的民族语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