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因其悠久、独特的历史，在海外拥有众多的侨民。我国学界的侨民研究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20世纪初，因欧美等地的排华政策和华工处境问题，国人开始了对海外侨民的研究；建国以后，学界再次对该课题进行大规模研究；第三次则是在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以及国力日渐强盛，人民了解侨民的兴趣越来越浓。近几年来，一个海外华人团体不仅得到国内学界的深入研究，还引起了大众的广泛兴趣，这就是被称为中国海外最大的移民团体的东干人。东干人生活在中亚哈萨克斯坦等国，人口约有12万之多。因为其祖先主要来自陕西，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称为“陕西村”。2004年5月，陕西人陈琦独自一人，骑自行车从西安出发，历时两个多月，行程万里，访问东干族，成为东干族与祖籍国交流史上的一次独特事件。今年2月，陈琦将游记和访问调查笔记整理成《万里独行―――探访中亚陕西村》一书出版，更是将国人对东干族的关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借助这本书，读者不仅可以与陈琦共同感受行程中的艰难和喜悦、异域的风土人情、东干族的独特礼仪风俗，还可以追溯东干族的形成，对它的历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东干族之所以备受关注，并不仅仅是因为其人口颇众，更主要的是它有着独特的形成历史。1862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晚期，我国西北陕、甘、宁等地的回民联合当地各族人民掀起大规模反清起义，同太平军、捻军遥相呼应，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了极大威胁。清政府调集重兵镇压起义，但是屡战屡败，几易主帅之后，最后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左宗棠对起义队伍采取了招抚分化和剿灭相结合的策略，而起义军缺乏领导核心，逐渐被各个击破。1877年，在起义坚持了十余年之后，起义军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为避免全军覆灭，起义军决定向西翻越天山山脉，进入中亚。这一年冬天，大雪已经封山，起义军每一家留一人在国内，以防绝户，然后在领袖白彦虎的率领下，翻过了海拔4000多米的多伦山。有数千人死在路上，只有约三千人来到中亚，扎下了“营盘”。最初，这支外来的群落与本地人也不无摩擦冲突，生存条件非常险恶。所幸的是，通过他们的努力，当地最终接纳了他们，沙皇分给他们土地，准许他们垦殖荒地，并免除了他们十年的赋税。后来，在苏联的民族普查中，他们被称为“东干族”。“东干”是汉语“东岸子”的音译，“东干人”就是陕西方言“东边的人”。东干人耕种从国内带去的粮食、蔬菜种子，辛勤劳动，繁衍后代，为当地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比如说，东干人带来的蔬菜种子，大大丰富了中亚原本相当有限的蔬菜品种，如今，哈萨克斯坦全国市场上60％以上的蔬菜，都是东干人提供的。

　　上个世纪80年代，被称为国内“东干研究第一人”的陕西师大博士生导师王国杰教授在研究中，偶然收集到关于东干人的零星资料，从此开始了对东干族的研究。为找到东干人，他几次到中亚实地考察，收获颇丰，其中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1990年，王教授第一次实地考察，来到哈萨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几番寻找东干人未果，因为听说东干人善于种菜，所以他来到菜市场碰碰运气。果然，他看到一名50多岁开“拉达”小车卖白菜的老头，相貌很像中国人，于是他特意用陕西话问道：“菜咋卖呢？”没想到卖菜老头用纯正的陕西话回答说：“你个东干人买啥菜呢？”因为东干人自家种菜，无须市场上购买，所以老头有此一问。“我不是东干人。”“不是东干人，咋说俺东干话？”“不是我说你东干话，是你说俺的话。”此时老头惊异万分：“你是从大清国来的？”王教授兴奋地说：“我是从陕西来的，你先人就住在那儿。我可把你们找到了。”后来，这个叫马回成的卖菜老人还不放心地问他：“左宗棠的人还在不？”

　　东干族这支中国最大的海外移民团体，百余年来与故土音讯隔绝，在汉字已经失传的情况下，他们艰难地传承着华夏的文化，坚持使用陕西方言进行交流。在这里，秦腔仍然盛行，而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岁时节令等，都还保持着清代陕西的习俗。一些华夏文化的传统价值观，比如尊长敬贤、重视家庭等，在这里甚至比在中国得到更好的保存和发扬。而最令人感动的，则莫过于东干人对先人故土的深厚感情。被称为“东干人之父”、最早将起义军残部带到中亚的领袖白彦虎在弥留之际曾留有遗言：“你们一定要回去，我们老爷的肚带子（东干土话，即脐带）在那边呢。”“以后回到西安，在西安西门的门环上敲三下，说声回来了，就是我回来了。”新渠的东干诗人大吴说，百年来，我们就像离群的羊，不知何日才能回到大羊群里去。

　　因为独特的历史境遇，东干人的故园之思似乎尤其令人动容，而国人对于东干人的关心，也足以宽慰东干人百年来的漂泊和孤独。近几年来，国内特别是陕西省同东干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许多东干人回陕西寻根问祖，不少年轻人留学西安学习汉字；国内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网站、报纸等媒体，均有许多对东干族的报道，足以见国内大众对这批华人同胞的关注。而陈琦的壮举则是其中独特而隆重的一笔。

　　陈琦本也平凡，他入伍多年，退役后在西安临潼区政府部门任职，双手既拿过枪杆，也握笔杆，与人们所常见的好喝酒、重情义的关中汉子并无甚区别。而他的中亚之行，并不是出于旅游者的兴趣，更不是某种商业活动，而是出于一个“情”字。这种情感也非宗教感情，而是出于对东干人的同胞之情，因为陈琦并不是穆斯林，他是共产党员，汉族人。但正是如此，这种感情才尤其可贵。大约在上个世纪80年代，陈琦就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东干族的故事，当时他就想去看望东干人，只是那时他尚在部队中，要服从部队纪律，但从此他就尽可能地收集有关东干族的信息，并默默地做准备。2004年，陈琦已步入不惑之年，此时双亲健在，女儿已读高中，陈琦认为时间已经成熟，于是将出行的想法告诉父母家人，父亲问了这么一句话：“娃呀，你到那儿干啥去呀？是人家想你，还是你想人家？”一句话使陈琦无言以对。大凡人情感有所触动激发，会用理智对情感加以检验和节制，于是不少情感冲动消于无形，未能付诸实践。而陈琦的情感是如此强烈，历十余年而不衰，甚至老父的质疑劝阻，也不能使其有丝毫褪色。陈琦虽然无法给自己以理智上令人满意的答案，但他能感受到心中汹涌的无法遏止的情感。在《万里独行―――探访中亚陕西村》中，陈琦写道：“我不是自行车运动员，不是职业旅行家，不是作家，也不是学者。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普通的陕西关中人。我不管专家们和学者们对一些历史问题的争议，我只是知道，在遥远的天山的那一边，有着一个人口多达12万、100年前背井离乡从陕西老家迁徙过去的人类群落。他们是地地道道的陕西人，100年前就休养生息在八百里秦川。他们被迫离开家乡的年代并不久远，是我爷的父辈年间的事情。他们是在夹缝中生存下来的、失魂落魄的、历尽苦难的历史弃儿。他们的命运太坎坷、太不幸了。我常常为他们难过、常常为他们落泪。我要去看他们。”

　　陈琦终于成行，他得到东干人最隆重的接待，实现了十余年来的梦想。他还写成厚厚的游记，拍摄了许多照片，他对东干人历史、风俗、生活的描述，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次极富价值的田野调查。此外，陈琦还用他的笔梳理心事，回答了为什么要去“陕西村”的问题：“兴许是前世注定，到陕西村去，是我今生中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十多年来，‘陕西村’、‘东干人’、‘楚河’、‘营盘’、‘乡庄’……这些人们不常听、不常用的词汇一直在我的脑子里翻腾着、奔涌着，常常使我食不甘味、坐卧不宁。我总想跨越时空的隧道，把那些生活在万里之外的陕西人再拉回到120年以前的八百里秦川。我知道这才是白日做梦，但无论如何我都要去接近这个梦想。也许我可以用某种形式，让历史和今天有一次交汇。我想把历史带入今天，把东干人的现在带入人们的视野。”

　　陈琦义无反顾地前行，他将我们的情感冲动付诸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陈琦不仅仅代表他自己，还代表陕西人乃至全中国人；而他带给东干人的，不仅是他个人的问候，还是所有“乡党”的问候；他独行万里，但并不孤独。

　　《万里独行―――探访中亚陕西村》陈琦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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