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国的西北角之三
激荡在明帝国文化密林的回音（下） （文\君悦）
在一页页风干的历史中行走久了，或多或少的，就会积淀出一些类似履霜知冰的经验：有时候，一个有深度的话题，往往能呈着惊涛裂岸之势，成就一场历史密林的突围。可惜，这种话题从来就如同一段冥冥的姻缘，可遇而不可求 ——题记
（一）
“用汉语书写信仰：尴尬或可能？”
第一次撞见这个话题，是在某大型穆斯林网站的论坛。在繁殖低俗、滋生噪音的网络，这样的话题，不啻是一支跳出淤泥的白莲，带给人一种惊艳的兴奋和感撼。不过，对于网友们各持的主张，无论是雄辩式的见解，还是口水式的拍砖，我都不想做任何徒劳的析解，更不能做任何狂妄的概括。毕竟面对一片灿烂的洁白，每个人的倾诉欲都会被照得通透明亮，哪怕他们是一个惯于缄默的族群。所以我只强调它在我耳畔激起的声响——
依据着有限的回回史知识，我敏锐的判断，这是一个老而又老的话题。而且第一个跨过语言藩篱、“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方之奥义”的，应是“学通四教”的回回王岱舆，且发生于明末清初。从日后学者们对其述著马首是瞻的趋向来看，这位回回鸿儒的笔尖轻轻点出的“汉克塔布”，为伊斯兰在汉语文化世界找到了一个新的立足点，即用典雅的汉语去阐说伊斯兰教的义理学说。
由于受“汉克塔布”、这套既涂满了伊斯兰异色，又兼具着中国气韵的话语体系影响，在王岱舆身后，伊斯兰教入华以来极繁荣的场景出现了：百年之间，抱着极达观的心态进出多重话语体系（阿拉伯语、汉语、波斯语、乌尔都语）的回回学者摩肩接踵、璨若星汉：张中（约1584一1670年）、伍遵契（约1589—1698年）、马注（约1640—1711年）、刘智 （约1660—1730年）……他们用“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何必拘泥语言文字之本，而疑其有同有不同”的学术见识、胆识和胸襟，酿发了一场影响深广、意义宏大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复兴运动。在他们的笔下，伊斯兰文化与中国的本土文化放弃了争胜式的对峙，以一种相互欣赏、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的姿态，完成了伊斯兰的“天道”与中国文化“人道”的合璧。
在穿越历史的同时，我隐隐咀嚼到了一层现实的深意。
回回文人，只要你的体内淙淙着中亚西亚的血脉；只要你的思想充溢着儒家的情调，你就不能只为迁就汉语语法的逻辑，而用献媚的墨色去迎合大众的口味。因为你不该忘了，你所面临的使命是记述一个有信仰的族群，与一个无信仰国度的交集与隔阂，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精神的和世俗的。只是我没有想到，在2010年尾音即将敲响的时刻，它会以一个话题的方式，猝不及防地，撕裂黢黑的夜空，向我们投来冷峻的一瞥。这一瞥满蕴着汉语幽深而又古典的美感，力如千钧，逼迫我们重新思考汉语和回回的关系。

当某一天，原本操着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回回，将汉语倾吐得行云流水的一刻起，汉语俨然成为了这个族群生存所必需的“呼吸 ”（odem）。对此，谁能否认，谁又能反驳？难道不是吗？本能的，完全是基于本能的，他们一提笔就是汉语的横撇竖点，一张口就是汉语的四声八调；他们的喜怒哀乐、人情交际都靠着一条汉语的渠埂流动。同时，也是靠着这条长长的渠埂，他们从脆薄的书页里、从口耳的相承中汲来了一瓢瓢清澈澈、明亮亮的知识，才得以使这个族群在中华大地阅尽风霜，矗立千年。
可，汉语是回回的母语吗？
就在答案吐之欲出的一瞬，我犹豫了。虽然也明白，避或不避，这个问题始终矗立在时空的一端，伺机拦问每个深埋汉语圈的回回。我仿佛也能听到，几百年里，“是”与“不是”的两极都被喊得沸天，不过偏狭和歧误的到底是哪一极？惭愧自己学术视野逼仄的同时，第一次感悟到，原来“呼吸”也会施加给人如此沉甸、如此紧迫、如此深切的压力。
人总是喜欢比较，喜欢用他者的挫折反衬自己的勇悍，用他者的苦难强调自己的幸福。我则企图用比较来证明自己的直觉。与中国历史并肩而行的其他异族也要承受这种压力吗？好像不尽然。比如哈萨克、维吾尔、蒙古族、藏族。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性情淋漓地浸透在了自己的语言里，汉语不过是他们窥探另一个文化世界的街衢。而只有回回，从开始到现在 都难脱汉语藩篱的羁绊。毕竟他们已经通过汉语换上了中国人的语言习惯、思维方式以及中国文化独有的叙述风格。因而这种压力会像影子一样，尾随他们生生和世世。
也许，正是由于回回根本无法摆脱这种压力，所以时值今日，用了几百年汉语、说了几百年汉语的回回，迎对汉语的目光始终有些飘忽、有些移游；对待汉语的态度始终有些近之远之、依之斥之；用汉语来检视自己的文化呈示、文化人格以及文化定位，心底会卷来一缕说不清、言不明的惆怅……我隐约感觉，偏狭和歧误也许都不存在；“是”与“不是”虽被喊得沸天，却未必每一声都答得脆响。
为什么？
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提出过语言之于一个族群的弘大意义：“一个民族的个性，在所有的方面都显示出其真实特征。但这些特征首先通过语言而得到表现，语言与精神的全部表达交融在一起”。也即是说，每一个族群的精神世界会全然屹立在他们的唇齿之间。
果真是这样吗？
细听中国西北角墟烟深处的声音，我觉得回回的历史和内心并不是在汉语，而是在其他语言媒质中蹒跚。不然每逢回回遥寄对故去亲人的哀思时，为什么在汉语的世界居然找不到一条疏泄的渠道，一段不解其意的古兰却读得肝肠俱痛、声泪俱下？同治年间斑驳的血污，为什么会匿藏在“小经（用阿拉伯语加注辅音字母拼写汉语）”的墨痕里？
问题的逐一加入，使得回回与汉语的关系愈加扑朔迷离深不可探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了揭破谜底，我不得不向语言学方面的书籍求助。尽管我的阅读相当肤泛，但还是有了一点突破性的思考。
其实道理很简单。语言是一件具有双重性的东西：一是纯粹作为交流的工具；一是可以寄托对母族文化的感情。很显然，在回回的唇边，汉语更多履行着语言的“工具”使命，而他们对于自己族群信仰的笃诚和仰赖，却始终没有交给汉语去承担。于是，在回回这里，洪堡特的理论招致了质疑，甚至是颠覆——汉语虽是回回的“呼吸”，但并非是他们的“灵魂 ”所在。难怪回回诗人会用汉语字字悲泣：
我没有
在我的民族身上
找到乡土的痕迹
也许我的民族
早已抛弃了童年的幼稚和愚昧
也许我的民族
在捣毁一切偶像时
也损伤了自己
她失去了舌尖
失去了故土
失去了羽毛
失去了记忆和符号
于是有人说我的民族
是没有语言的民族
没有摇篮的民族
没有服饰的民族
没有文学的民族
没有艺术的民族
没有母亲的民族

至于汉语承托不了回回“灵魂”的原因，很多回回民众，当然也包括一些学者都认为，先秦之后中国儒家形而下化，“不语怪力乱神”。因此汉语不像维语和哈萨克语，具备言说天然信仰的能力。回儒王岱舆却气度迫人地认为，语言本身不存在对错与否，重要的是语言表达了什么。
哪方对，哪方错，哪方眼界短浅？如果从语言的本质出发，谁都无法简单的做出判定吧？这里，其实仅仅横亘着一个距离——学术思想和普通民众认识的距离：
学术话语可能比较经得起两种语言间的互译，毕竟不同文化对人类终极存在的关怀是一致的。反而越是世俗的、民间的话语，越是闭关自守。打个比方，民间语言宛如一条江河的河床，任凭风浪迭起、景物变化，它只静静地承担，承担一个族群的情感、记忆、风俗和信仰。所以那些被迫离别母语语境的族群，总是一辈辈、一代代狂呼着、低呓着自己的母语，以此来稳固自己的族群边界。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在马来西亚，我的英语老师常常用极拗口的汉语向我示威般地强调：“我也是华人”，表情严肃到不容我有丝毫的质疑。尽管他叫埃尔伯；尽管他无法看懂我用汉语写的请假条；尽管他的中国印象，是祖父茶盅里泡了几十年的苦涩。那一刻，母语的概念在我心中具象化了——母语，永远是镇在外来族群心头的望乡石，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他们的前世今生，写着他们的伦理精魂。
思路，终于由山重水复的迷茫，趋向了柳暗花明的豁朗。
汉语虽然快畅着回回的“呼吸”，但它终究担不起回回潜隐了一千四百多年的满腹心事——族群的源流、运命的颠沛、时间的辛酸、不同文化对回回的浸润与渗透，以及回回对这些文化的拒斥与认同……这些心事究竟由谁去记忆、由谁去抚慰？莫非是由回回先民携来的母语？它们不是已经遗落给时间和风雨了吗？我明白，缺乏实证的直觉不足以建立一个完整的判断。不过以往的经验告诉我，愈是不受约束的底层回回的语言，愈能泄露惊心吊魄的真相。
从死亡边缘爬回来的李尔布都，心里骂开了自己：尔布都呀尔布都，你是“素顾”吗？阿么连一点“艾担布”都不顾！李木亥曼这么个无常法，确实是无路可走了。让人家被罚三十万元，还要赔上一条命……你，你阿么这样狠毒？
这是回回作家马步斗的小说《李家铺外传》里的一段话。初读时，一种暗暗的惊奇，在心头突兀：李尔布都，一个生活在中国西北角的普通回回，口中随意吐出的悔意，看似平淡无奇，但要让一个立足汉语文化背景的人读通，一定不大可能；而我，同样生长在西北角的回回，不仅读通了，甚至感同身受？反复阅读几遍之后，我预感到，全部的玄奥就在“素顾”、“艾担布”、“无常”，这几个异色浓艳的词汇里。
后来查阅资料，“素顾”原来是回回的意思，“艾担布”是理性的意思，它们都是阿拉伯语。真相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回回先民的母语并没有遗落，而是被回回用固执的热情留在了唇边；并且匪夷所思的，与汉语珠联璧合，共同承担起了母语的重则——汉语通畅呼吸、维持生存；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维系根脉、承托灵魂，并且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如释重负了吗？远远没有。既然回回的历史有一千四百年的漫长，那么回回的语言一定是一路流变而来的。究明它的流变脉络不会很难，难的是与之互为表里的回回文化心理——从接受汉语到不讲母语用了多久的时间，需要多大的心理转变？再进一步，回回母语的某些成分沉淀在汉语的底层，原因是什么？是回回学习汉语时受到原有语言习惯的制约和影响，造成有规律的错误；还是回回文化中的一些成分，在汉语中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 ？或者放飞一下想象，是回回对根的执着记忆；还是欲寄，又无从可寄的缱绻乡愁？
毫无头绪的假设强烈地诱惑着我，诱惑我再次走进那段邈远的历史时空。不过迈脚之前，有一点我已确定，我们绕不开的，依旧是汉语。

（二）
从前的岁月在渐渐远去，从前岁月的影子在渐渐枯萎。不过，有时枯萎仍是活生生跳动着的此刻；几百年、几千年仍然就是昨天；转瞬即逝也会是一种永恒。
天花乱坠？
站在古文明的废墟之上，试图聆听文明上游的声音，我们的眼前只泼翻了一地古时的明月。巨大的惊悸，诱发了巨大的彻悟——如若不是人类遗失了对这些古文明语言的解读能力，它们何以枯萎得那么凄凉、那么彻底、那么无可奈何。
所幸的是，中国人——看懂了甲骨文的中国人、拥有着仓颉的中国人，从来就没有遗失过对汉语的解读能力。
不消说如果没有汉语，我们怎能洞悉初民对万物的观察和体悟；国风豳风怎能从远古唱到今天；老庄怎能飘洋涉海，尽由一双双蓝瞳去摩挲 ；孔孟怎能穿越时空，横眉冷视今人的道德情操；逸兴湍飞的兰亭序，怎能一挂上厅堂就再也没有摘下来过；满纸荒唐言的红楼梦，怎能勾落了几个世纪的辛酸泪；帝王将相的功过是非，怎能任由后人正说了戏说；长生殿的耿耿残灯，怎能冷了一代代诗人的笔墨和心境……看来浮载着中华文明一路跌跌撞撞辗转至今的汉语，的确很有资格接受爱德华“像山岳一样伟大”的比喻。
五千年来，汉语不光温煦了中国人的思想，也照亮了每一个进进出出汉语文化圈的外来族群。虽然我们不能知道，这些外来族群是千里迢迢地赶来，还是行色匆匆地路过。我们只知道，当他们的双眸欲射穿五千年文明的厚重和陌生时，须迎对的第一个驳难就是汉语。
面对这些承载着异邦文化的族群，汉语依仗背后整个中国文化的优势，显得有些骄横、有些霸道。它全然不顾及说话人的情感和情绪，就像一条全然不顾及河汀植被的怒河，卷沙扯泥的，在语音、形态和词汇等许多关节上瓦解着这些族群的母语，直到它们全线崩坍，甚至完全消弭 。
同样以异族身份来华的回回，是否也迎对过汉语的驳难？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有过怎样痛苦的挣扎、顽强的坚守、睿智的选择以及无奈的妥协？这些问题弋过脑海时，我一度低靡的情绪，宛若受了春风邀舞的小草，欣欣然了起来。
之前，我曾经大胆断言过：回回文化，除了宗教信仰的界限相对明晰外，其他的每一项都呈着混血的容貌，每一次的混血都纠缠着明帝国的史纲。那么作为回回文化载体的语言，其流变脉络的质变部分会不会也与明帝国的史纲盘盘结结牵扯不清？一种强烈的预感迫临，明帝国的文化密林不会再阒然无声了。也许就在下一秒，一股磬响会在明帝国回回史的上空，激荡。

公元651年，即唐高宗永徽二年……一个苍老的声音再次在我耳边唤醒了这段历史，我仍不敢想象，回回历史的开端会是如此潦草的一笔——公元651年，“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贡，其王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腻（奥斯曼），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 ”。 不过我坚信，即使是这样一个浅浅的笔迹，在回回漫漶的记忆里，也能够清晰地勾勒出回回的原来最初：一个千年文明古国的大门就此敞开了；一个外来族群的移民史就此启幕了。
紧随大食贡使来华的应该是商人？
顾盼史册，唐宋时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空前繁盛，诱得各国商人络绎于道，尤其是阿拉伯商人不断东来，“殊方异物，四面而至”。
漫漫丝路总能给人宽裕的遐想空间。“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八个字就能逗发连篇的遐想——那时，一峰峰骆驼、一艘艘船舶载来的除了让中国人眼花缭乱的奇珍异宝、自愧弗如的科学技术，应该还有令中国人听得云里雾里的语言吧？
记得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时说，主要困难之一是听不到明朝的“声音”，他不知那时的人怎么说话，他认为落在书面上的一切，已远离人的身体和人的心。我倒觉得，每一页泛黄的史书、每一块颓坍的石碑都在争说一段淡漶的往事，能否听到固然要求聆听者本身的能力与资格，但有时机缘遇合也很重要。
是机缘巧合？从《天下郡国利病书》，我依稀听到了丝绸之路上喧嚷的人声：“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殊音”一词，不就真实地反映了回回先民使用着外族人所不理解的语言——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吗？一时间，长安、洛阳、凉州、泉州、广州、扬州、杭州……中国偌大的版图都被这些殊音喊热了。这些操着殊音的蕃客大多在中国娶妻生子，最后久居中国不归。
不归？那么首先要做语言上的沟通。
据史学家们分析，唐宋时期，阿拉伯、波斯商人与中国人交往，主要依赖于“舌人”即翻译的帮助。当时，为阿拉伯、波斯及南亚商人服务的“舌人”，有一专门名称——“唐帕”。当然亦不能排除，一些生长于中国的“土生蕃客”，他们有说汉语的可能性。
“红藕花香到槛频，可堪闲忆似花人，旧欢如梦绝音尘。
翠叠画屏山隐隐，冷铺文簟水粼粼，断魂何处一蝉新”。
谁能想象，一位操着“殊音”的土生蕃客，竟然大大方方地，用浓淡相宜的墨色，送给了诗气腾蔚的中国一阕《浣溪沙》。手笔之大，惹得李后主隔着时间的长河频频投来恭敬的注目礼。惊嗟之余，我们不免有些疑惧，史学家们所谓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随着公元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一串响亮的足音，回回先民的生活画卷在我们眼前绘声绘色地美妙起来：
“中国商埠为阿拉伯人糜集者曰康府（寄今广州）。其处有伊斯兰教掌教一人，教堂一所……各地伊斯兰教商贾既多居广府，中国皇帝任命伊斯兰教判官一人，依伊斯兰教风俗，治理穆斯林。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于穆斯林共同祈愿，朗读先圣戒训。终讲时，辄与祈愿者共为伊斯兰教苏丹祝福。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能依《古兰经》、圣训及伊斯兰教习惯行事。故伊拉克商人来此地方者，皆颂声载道也…… ”
由此可见，唐宋时期回回先民聚居的蕃坊秉袭着一种阿拉伯式的社会制度。一向遵奉先知穆罕默德“求学是穆斯林男女的天职”教诲的他们，怎会轻易忽视教育呢？所谓的阿拉伯式教育，就是教学生们诵念《古兰经》，学习书法、语法、史学、算数等等，教学的语言当然也是他们自己的母语。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唐宋时期的国力再怎么强盛、文化再怎么强势、汉语再怎么走红，汉语也只可望着蕃坊厚厚的墙垣，徒然兴叹，纵然唐宋的蕃客李珣折得了“东堂桂 ”。此刻的汉语比谁都清楚，那不过是几支偶尔欹出蕃坊墙外的香桂罢了。墙内，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依旧自开，自落，自精彩着。

风声，雨声，读书声——
这是从我跋涉了几年的蒙元帝国飘落的声音吗？在我的意识中，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每一次相撞，发出的声响都是惊破天地、泣动山河的。如此空灵灵的声音，只会是国泰和民安的调子，只会在人间静好的岁月响起。但抛下成见、细细分析之后，我有种确信，比起其他帝国的统治者，世代颠簸马背上的黄金家族，对读书的声音、尤其是波斯语的读书声愈是捧之奉之。
当成吉思汗的战车碾过亚历山大帝止步的帕米尔高原，就注定了，蒙古帝国的名字会刻满欧亚大陆的山山水水。然而，游牧生活的经历，也注定了他们在语言、习惯、法律等方面与其臣民的不一致，预言着他们难以稳坐农耕文明的江山。尤其是语言方面，作为统治者，小至日常生活的表达，大至政治方向的制定，他们都迫切需要一种能纵骋三千万平方公里的语言。
权衡再三，他们选择了波斯语。
考据历史很难，但是我们应该相信，决定语言的是社会实践。所以我猜测，蒙古人选择波斯语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早在蒙古崛起于漠北之时，蒙古人就是通过回回人了解世界的；其二“为抗衡可疑的多数中国人，他们有意雇佣许多外国人任职……多数外籍官员都是中亚穆斯林 ”。当时，中亚穆斯林，即回回人的官方语言就是波斯语，徐霆在《黑鞑事略》称作回回字。不管原因之外是否还有原因，但结果是统治者的选择，使得波斯语的行走范围在蒙元时期出乎意料地广阔：可汗帐下的密谋里有它；驿马传送的公文里有它；帝国使臣的斡旋里有它；国库进出的账目里有它……蒙元帝国的读书声里，自然也少不了它。
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夏五月，尚书省臣言:“亦思替非文字宜施于用，今翰林院益福的哈鲁丁能通其字学，乞授以学士之职，凡公卿大夫富民之子，皆依汉人入学之制，日肄习之。”帝可其奏。是岁八月，始置回回国子学。至仁宗延佑元年四月，复置回回国子监，设监官……学之建置在于国都，凡百司庶府所设译史，皆从本学取以充焉 。
这段史料，无疑将蒙元帝国虚虚渺渺的读书声变得更加立体，更有质感了——
从蒙古帝国的腥风血雾到四大汗国的分足鼎立，无论窗外的风云如何激变，各式学馆至始至终都温着先贤智慧的声音，为风雨飘摇的九州大地撑出一片晴朗的天空。其中，一座曳着“殊音”的汉式学馆犹为惹眼。它就是立于元大都的回回国子学；是元帝国为了挽救濒死的亦思替非文字，培养翻译精英而专门设置的机构。
这是只有在对不同文化没有一丁点偏见的时代才会出现的景象吧？在中国文化的腹脏里，一群色目人用波斯语高谈着心性，热议着时政，也为帝国的财政精打细算着。除此之外，他们还大大方方地拿出自己先民的智慧结晶，并用汉语一一讲给中国人听。今天，拜倒在西方文明裙下的中国人却拒绝再听：在一定程度上，是西域天文历法、阿拉伯数码、六十位进制、土盘算法等域外文明丰满了迟暮的中华文明。
但在民间，波斯语的风头却没那么飙劲，比之阿拉伯语略输着一筹。对此，历史已有概括的一笔：元帝国的回回，无论是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还是刚刚皈依到新月旗下的蒙古人——“阿刺，其语也 ”。有点简略？不，一点都不。从唐到元，八百多个春来秋往，回回先民的生存和繁华全由这一句记录了；祝祈和念望全由这一句承纳了。这一句还简略吗？

公元1368年，在朱元璋慷慨激昂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声中，萎顿糜弱的元帝国尘埃落定；一个“华夷之辨”空前聒噪的时代来临了。而元帝国王谢堂间的回回，是如何逆着这样的洪波浊流，适应了沦入寻常巷陌的生活？我久久揣测着。耳畔，丁鹤年的黍离之音不时澎湃成潮。我渐渐感觉到，丁鹤年是通向明帝国回回史的一个重要关隘。
的确，作为一个色目后裔，他用从汉语文化中汲来的营养，在元曲一统天下的诗学格局中，为诗歌谋得了一席之地。这样的艺术成就，足以让他的名字擎立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于是，几百年来，学人们各怀心事地，追逐他渐行渐远的背影——史学家们多着眼于丁鹤年作为前朝贵胄的政治趋向，以及酿成他一生居无安所、形若飘萍的背景性土壤；文学家们则琢磨着他句里行间的不同文化痕迹。比如从他与道士唱和酬答的涉道诗文，考察道教思想对他情韵的濡染,以此揭示回回文化人曾受过道教影响的史实。与史学家和文学家不同，我想辟开一笔，摩挲羁连在丁鹤年泪湿的青衫之下，明帝国回回的语言问题。
动笔之前，我的眼前已先出现了一条清晰的线络，明帝国是回回入华以来，第一个用政策干预了回回语言走向的帝国——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禁胡服、胡语、胡姓 ；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衣冠如唐制 ；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复衣冠如唐制，禁胡服、胡语、胡姓名 。
一条禁令，三个版本，而且都不见于明史的权威——《明实录》与《明史》？其中的蹊跷不言自明：史官的一杆竹笔充其量只是一面闻风的船桅，风从哪里来？当然是从统治者讳深的政治意图而来。因此治明史者分析，《国榷》所载的应该是最为完整可信的。这三个版本的差别不仅仅只牵涉到帝国禁令的执行范围，也提醒人们留意，统治者浅浅眉眼的巨大历史辐射力量，和对后世产生的决定性影响。
虽然时隔三年后，明太祖朱元璋又矫饰地诏谕天下：“蒙古色目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 ”然而眼望着朱元璋摇动的橄榄枝，回回的脸上再也浮不起半缕笑意。因为在明帝国的严刑酷法之下，洪武元年那条改了又改、涂了再涂的禁令产生了“可喜”的效应：通过各种渠道——科举、军功、归附等步入明帝国主流社会的回回，纷纷抖落了自己的异族姓氏。
今天，从史学家们辨别明帝国回回官员族群属性的争论声里，我们可以想象出，对明帝国的回回而言，这种抖落带着怎样无可奈何的悲怆、沉重和惧虑——如果他们与自己的母族文化从此站成两岸，包括作为母族文化的基座——回回先民的母语；那么他们会不会被中国文化淘空？毕竟这样的淘空是一个外来族群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追忆明帝国的回回史，不乏将自己母族文化抖落殆尽的文人，李贽应该算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与丁鹤年一样，他也用从汉语文化中汲来的营养，将自己的智慧思想燃做黑暗中的一豆灯火，照着明人惨烈的生存。学者们在揣摩他的《童心说》时注意到，他由生命的目的向生命过程发出的层层设问，已完全跳离了自己族群性的特定语境与背景。不仅如此，他在被陷入狱后，用自杀——伊斯兰所禁忌的方式为惨淡的晚景，再添了一抹悲剧美。可是，当有人蓄意淡抹他的族群属性时，他竟以自己穆斯林的葬仪，向自己的母族文化做了最悲情，也是最惊天动地的告白——人，从哪儿来，终将会归于哪儿去；纵然他与自己的母族文化站成过两岸，但却从来不曾分离过；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心底那抹难泯的敬畏催促他伸出手臂，牢牢地，与之挽在了一起。
读者一定很讶异，为什么我会插入一段偏离主题的赘述？甚至我不敢奢想，会有几人心怀着同感——李贽最耀目的荣光，不在于他是惟一一位进入了中国主流思想史的回回；而在于他的一生，存在着一个宗教性的文化感悟：回回纵使抖落了自己的姓氏；纵使冷落了自己的母语；纵使与自己的某些母族文化站成了两岸，但他们之间，一直由一根信仰的线，秘密地绾牵着。这根线又岂是政治的利剑能剪得断、剔得尽的。
再读李贽的《童心说》，我的思绪依旧沉沉——或许，将回回的语言推向逐级衍变的，不光是政治，应该还有其他因素？这样的感觉绝不是空穴之风。因为从今天回回底层的语言，存留有大量元帝国白话文的史实分析，在元帝国我疏漏的一笔——元帝国回回的汉语使用情况，正是这缕风的窠臼：
人们总是用“大分散，小集中”，来总结元帝国回回的分布格局。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大分散，小集中”虽落脚于地理，却弥漫于文化的深奥：回回的散居特性，注定了，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国本土族群发生不同层次、不同内涵的摩擦和磨合。这种摩擦和磨合囊括了精神上的、意义的、符号的。而符号的——语言，总以最精细微妙的方式向人们施加力量，并且最不容人们抗拒。
结果，躲在蕃坊里的回回先民母语，与汉语的摩擦与磨合，从元帝国、回回由“他称”变为“自称”开始就掀起了阵阵巨澜。当然，出于各种原因，这股巨澜紧随着回回走完了元帝国。但是，它纠连了回回明帝国多远的路程？会不会像回回姓氏的抖落那样，裹挟着骤然而止的恐怖？

洪武元年（1368）大将军徐达率明军攻破大都，得元廷所藏图籍文档数万卷，悉运发建康（南京）。明太祖召儒臣从中选书讲讲，发现其中有西域军数百册，不识其文，不晓其义。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召见儒臣李翀、吴伯宗称西域的阴阳家推算天象历来十分精密，且预测皆有应验，其专长之纬度法则中国过去未见。因为星象学与天人关系十分重要，应将这些书译出。后来明太祖召见钦天监回回官员海答儿、阿答兀丁和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将这些西域书出示给他们看，要他们翻译。明太祖说：“你们西域人既会本民族语言，又通汉语。你们先口译书中内容，而由儒生将口述的内容整理成文。但一定要按原意直译，不要文饰 。”
这个被无数历史学家反复描写和揣摩的场景，印证了我的推断：明帝国初期，回回先民的母语——波斯语并没有出现根本性断流。虽然朝代鼎革动摇了波斯语官方话语的地位，但是它们在回回的话语里，依旧静水深流。因为这段记载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在明帝国钦天监中任职的回回人海答儿、阿答兀丁与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都是能自由进出汉语与波斯语山门的人。
这里我们遇到的，是一个语言学术语——“双语时期”。
这个术语实在太过高妙。它用极其浅显直白的语言概括了从元帝国到明帝国初期，回回先民的母语与汉语经历的一场极其漫长冗杂的拉锯战。也许，最初谁都觉出了这场拉锯战的不易，几种语言都仰仗着背后的文化优势不肯示弱。但谁都没料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汉语会不露声色地渗进回回语言的内部，慢慢挤压、摧枯、瓦解其他语言。而在此期间，其他语言的抵抗也愈发坚韧峻厉了起来。身处人数弱势的它们，不例外地采用了以守为攻、以退为进的战略，与汉语周旋着。就这样，谁也没能把谁瓦解，谁也无法将谁驱尽，它们与汉语在几百年的光阴里，在回回的口舌间绽成了一枝奇异的并蒂莲。
大江东去，波浪喧天，这场前仆后继的拉锯战，何时终见了分晓？是谁为汉语的完胜推波助澜？又是谁力挽了回回先民母语整体性溃散的大势？我说不清，回回语言的流变脉络靠文人笔底的风光说不清，靠天马行空的想象也说不清。我明白了，于万境的苍茫之中，晓看历史云卷云舒——拥有着这种雄大视野的回回语言，应该是静静蜿蜒于时间的一种自然流变。那么，我的思考不妨就由精细归于朴拙，只顺着时间的河流，去探索回回语言变异的动态倾向吧？

“治左瘫右痪右将肫的别答西塔而，又名哈即米羊，即腽肭脐也；以此物用之得济。凡腽肭脐者，双连带皮者是真的，单者多半是假的。其假的用札兀石而（Jawushir）、三额•阿剌必（即是阿剌必地面李子树上胶）、腽纳脐少许，皆研细与血相和，盛在尿胞内晒干，则盛假矣”
这张现身于明帝国中后期的《回回药方》很是古怪，简直就像一页天书。拿它和今天回回的民间话语一比，我蓦然一惊：回回语言多元并存的框架，在明帝国之后六百年时间的风琢雨蚀下，居然纹丝不动过；回回语言内部，汉语与先民母语亘有的鹬蚌之争，难道在明帝国中后期到了尽头？
很明显，这张用汉字写成的药方，和马步斗的小说《李家铺外传》一样，不立足于伊斯兰文化背景的人很难读懂读通——不过百余字的一张药方，就镶嵌了音译外来词4个：“别答西塔而”、“哈即米羊”、“札兀石而”、“三额•阿剌必”。不过，我关注的重点不是这些外来词的涵义，而是回回语言中多元并存的现象，既然以一个稳固的形态存在了六百多年，它美艳的异色必定牵连着这个族群微妙的文化心理。
从明帝国史料发散的信息来看，明帝国以降，回回虽然可以将汉语用得信手拈来，但心理上，却不会再像唐宋时期那么热情和从容了。要深入地理解这种心理，我们必须从语言学入手。
语言对一个族群的影响，有时是超越文化藩篱的。因为每一种语言都包蕴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移植一种语言，就意味着要改换掉祖先积累了几百年，甚至是数千年而逐渐形成的所有思想、理想和成见。由此可见，语言的全盘移植往往是一个外来族群彻底消失的渊薮。但是，他们如果始终抵拒本土语言，就不会彻底消失吗？
对此，回回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惴惴难安。尽管他们对中国文化、对汉语毫无推拒之意，但是他们有许多与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和人伦思想，说得响亮一点，就是回回的信仰本位观念。即便他们在中国居留了两代、三代，这种观念仍旧散见于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态度、居住模式和社会行为之中。所以当明帝国否决了异邦文化在中国独立生存、自由发展的可能性的时候，他们的信仰本位观念必然会强化。理所当然的，坚守母语就成为他们保住族群独立性和延续性的天然壁障。
然而，面对生活的实际需要，他们又不得不将语言的重心一点一点偏向汉语。因而，在汉语的耽耽虎视下，回回先民母语的活动空间不断缩小，使用频率日益下降，出现了整体性坍没的征兆。到了明帝国中后期，就连从事西域历法汉译和编译工作的回回馆教师，都开始不折不扣地遵守起了汉语语法的逻辑，以及汉语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回回已经迈过了“双语时期”，走向了汉语一统回回语言世界的时代。
不过严格说来，“双语时期”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回回完全放弃了先民的母语；而且恰恰相反，他们虽然转用了汉语，但对母语的迷恋却到了一种执著的地步。这不，他们固执地把母语的一些词汇带入了汉语当中，对汉语进行了大胆又卓富智慧的重塑——有意回避一些汉语词汇，代之以洇润着具有本族色彩的词——如将“乃玛孜”、“胡达”、“色俩目”等等先民的母语，孱揉在汉语里，构成了具有自己族群气质的“回回汉语”。
现在看来，这种重塑最初就是一种刻意的、带有明确目的性的行为，即用语言的别同清晰整个族群的边界，强化族群成员的同源意识。不过我必须强调，这不是回回的排外心理；这里隐伏着的，是回回对待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原则——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回回，一个源流十分复杂的族群。只是时间上远，空间上也远，我们已无法辨别出谁有中亚的血统、谁有西亚的血统、谁又是东南亚移民的后裔……不管当初他们载着什么样的梦想、怀着什么样的目的来到了中国，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文化范式——伊斯兰文化。
诚然，本于伊斯兰文化的开放性，他们对所有的进步文化都有一种兼容并蓄的化解能力。这种能力既释放着他们，令他们无法长期处于孤芳自赏的自闭形态；又制约着他们，使得他们对其他文化的借取和吸收，必须依据一套约定俗成的原则，既要源源地汲取其他文化的精华，又要确保伊斯兰文化的根祗地位。
特别是凌越明帝国、这道回回文化分水岭的时候，在与中国文化的对话过程中，他们曾陷入过惶惑、经历过迷茫。因为最初，他们对于中国文化有过歆羡，但又本能地懂得，歆羡过了，回回将不再是回回。然而，生活在汉唐文明的秀山丽水之上，他们也感觉到了中国文化强大的迫力，憬悟到没有了唐宋元那种和煦的政治文化气候，回回若想继续散枝开叶，就必须有一场大规模的文化变迁，也就是今天学者们所说的伊斯兰教中国化。
虽然我们已无法清晰地剖解回回文化心理及文化人格的每一次细微变化，不过现在光是咂味“中国化”三个字，也能立刻感受到一种磅磅礴礴的生命智慧和沸沸扬扬的生命热力。的确，伊斯兰文化决定了回回的文化胸襟和气度，他们理应在与中国文化的适应和整合中有更非凡的作为。当然，非凡的作为取决于他们随脚进出两种文化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几代回回的摸索、积累和沉淀。
最终，回回开辟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一种平衡：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于是，伊斯兰文化在左，中国文化在右，回回在两种文化的交集地带，巧妙地选择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结果，回回的姓氏、回回的宗教建筑、回回的语言无一不保持着两种文化的奇妙平衡。

走出明帝国，我心中忽而幡然所悟。“用汉语书写信仰：尴尬或可能”——这个话题，不过是回回对于自己文化生态和心态的盲目剖视。如果我们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回回的文化，会不会失声呐喊：回回的文化心态不应该是这样，它应该更自由、更强健、更豁达。因为即使是在孔子的国境，我们依然知道，我们该飞向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