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地球上离太阳最近的地方——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青海省西宁市，因此我的性格也濡染了些许太阳的透明、纯净与热情。在二十九年前一个冰雪消融、万物懵醒的季节，我在父母殷殷地期盼中来到了这个世界。

    幸福的脚步总是遽促的，遽促的让人都来不及细细咂味。出生40天后，一向乖巧的我突然昼夜啼哭不止。父母仔细察看，愕然发现我的右手腕上长了一个核桃大小的疙瘩，母亲不顾外面飘着霏霏冷雨，送我去了医院。跑遍了省城所有的医院，访过了所有的名医，可回答都是一个：没见过这种病，当然也没有一家医院肯接诊。最后一个老中医不忍看着我父母那几欲崩溃的表情，才勉为其难答应试着给医治医治，但结果他不敢保证。从那时起，每周两次父母都会抱着我去老中医那儿就诊，风雨无阻。

    中医世家出身的老中医是个医德高尚、人性纯厚的老人，为了我的病他翻阅了大量现代医学著作和古代中医文献，一种方案不见效，他就会换另一种方案，再不见效，再换，就连民间偏方他也会找来一试。但我的顽疾似乎不怜所有人的努力和辛苦，随着年龄增长我的病愈来愈严重了，那种莫名其妙的疙瘩不仅遍及了全身，而且引起了大面积的溃烂。稚嫩的皮肤不时有血水和脓水渗出，甚至有的溃烂面下还会隐隐显出骨头。

    很多人都劝我的父母，放弃算了，这样大人省心，孩子也少受罪。每每这时，性格温和的父亲都会发火：既然她来到了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生命。一株草、一支花人们都不能轻易摧折，何况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呢！为了支付昂贵的药费，父亲不得不晚上去做兼职；一直教毕业班的母亲忙碌了一天后，晚上要为我熬药、喂药、还要敷药。

    母亲总说我小时候很懂事，比一般的孩子懂事的多。吃药从来不让她们操心，再难以下咽的药，也会皱皱眉头喝下去。犯病时，也不哭不闹，安静地躺在床上看她忙碌的背影，有时候还会唱歌给她听。我2岁时唱给母亲的那首《妈妈的吻》成为了她一生温暖的记忆。在父母阳光雨露般的关爱下，我的生命并没有枯萎，一天天的长大了。

    天有不测风云。我7岁时，给我看病的老中医突遇车祸，导致半身不遂，再也不能继续为我治病了。我清晰地记得母亲带我最后一次去他那儿看病，手脚痉挛、嘴角歪斜的老中医躺在病榻上，那些含混不清的话语深深烙在我年幼的心里：孩子！你的命是你父母从死人堆里拣来的，你要好好学习，将来一定要孝顺你的父母啊！他们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啊！

   我是幸运的，我一直认为我是幸运的。到了入学年龄，我可以幸运的和其他孩子一样背着书包走进学校，可以幸运地和他们一起攀登知识的高峰。虽然我一直遭受病痛的困扰，经常请假在家，然而由于我的勤奋努力，在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小学5年级还代表学校参加了全市数学竞赛，获得了三等奖。同年被青海省共青团评为“首届青海省十佳少先队员”。终于，我不再为自己是“父母的累赘”而惭愧和内疚了，我要用最优异的成绩回报父母，做一个让父母为之骄傲的女儿。在小学升初中时以高分考入了全市最好的重点中学。

    上了中学，我又添了新病——浑身上下的关节会无缘无故的肿痛。去医院检查怀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可化验单上显示我的风湿因子和正常值无异。照这样看类风湿性关节的结论就无法成立，到底我罹患的是什么病，医院最终也未能给出确切的结论，最后只给我开了一些止痛药就草草了事了。

    随着疼痛的逐渐加深加重，一个可怕的后果赤裸在了我们面前。每次关节疼痛消失后，我上肢所有的关节就会慢慢变形、拘挛。母亲急了，完全不顾父亲的反对；无视我哭着哀求，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把我的手指用木板夹住，然后缠上绷带。然而这种做法并没有阻挡病情的日趋恶化，我的指关节和肘关节都无法再伸直了。

    在双重病痛的折磨下，我依旧坚持去上学。有时腿上的关节发病会严重影响我的行走，但我还是坚持要么由父亲送我，要么同学来接我按时去上课。记得有一次下午物理补课，父亲正好不在家，我的膝关节痛得都不敢挨地。看着时针一分一秒指向上课时间，我再也坐不住了，找来一根绷带绑在关节上，扶着墙走出了家门。一路上，我扶着人行道的栏杆一步一步走到了学校。当时正直寒冬，可我到学校时汗水浸透了衣服。放学时，物理老师坚持要送我回家，路上他告诉我，以后再有这种情况就不要来了，落下的课他会帮我补。

    就这样我完成了初中的学习，并且三年间一直获得校级三好学生，成为同学们学习的榜样。初中毕业时我以513分，全班前十名的成绩考进了全省的重点高中。

    跨入重点高中的大门，梦想就在咫尺，仿佛已可以清晰看见梦想光环上熠熠的光芒了。我的梦想是什么？是上海医学院七年硕士班。我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去医治所有的疑难病症，让所有像我一样渴慕健康的人不再遭受病痛的煎熬。

    这个世界的奇妙和魔力也许正是由于它的不可测和未可知。每个人都如同在黑夜摸索前行的行者，每一步都踏得惊心动魄；每一步都踏得怵目惊心。

    高二时我再也坚持不了了，每天头晕的都站不起来。再次被送到了医院，这次我的病也终于有了结论——先天性颈椎畸形。这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疾病，发病率是百万分之一，致残率是百分之百，死亡率也高得悚人。手术是唯一的治疗方法，可手术的成功率不到千分之二，也就是上了手术台能活着下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拿到诊断书的那天，在门诊部的门前陪我去看病的大姐搂着我旁若无人的失声恸哭了起来。是啊！我只有17岁啊！我的生命才真正开始！命运对我太不公平了，这17年我一直和病魔殊死搏斗着，从来没有气馁过、没有放弃过，甚至连大声都没有哭泣过。医生预测我活不过24岁。24岁是一个女孩花儿一样的季节，命运却宣布在最灿烂最绚丽的季节我的生命之花就要枯竭了，没有来得及绽放就要枯竭了。这样残忍的事实我要任何去面对；这样短促的青春我要怎样去正视？

    因病情发展的越来越快，我不得不离开了我深爱的学校，离开我挚爱的同学。离校的那天，天空陪我一起哭泣了。学校花园里染上秋色的杏树在雨雾中目送着我渐行渐远的身影，我的梦想也在雨雾中支离破碎了。

    呆在家里的我不再喜欢说话、不再喜欢笑了，有时捧着一本书在卧室里躲一天；有时拿着电视遥控器漫无目的地频繁换台；有时会趴在窗台上，呆呆看着对面西山的草绿了又黄了，又绿了又黄了。而且我的脾气也越来越坏，动辄就摔碟子摔碗。父母和两个姐姐整天都小心翼翼的，生怕踩上我这颗“地雷”。

    十年，在心灵的荒亘上，我与病魔并肩的前行蹉跎了十年的光阴。有时我也责问自己，难道真要这样碌碌无为地等待死亡降临的那天吗？我的心境正如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所写的那样，茫然与无望。

    26岁时，父亲不知从哪儿打听到，省内一家大型的医院可以医治的我这种病了。可六万元的手术费对于我们这种工薪家庭还是天文数字。父亲当时很坚决：卖了房子也要做手术。后来亲朋好友知道后，都倾囊相助，很快我的手术费就凑够了。我如愿住进了医院等待做手术。然而事情远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一系列的检查不停地摧毁着我的信心：脊椎侧弯69度，双髋关节无菌性坏死，全身各个关节都受了累。更为严重的是我的左心室肥大，心率不齐，肺功能只及正常人的一半。

    送走了父母，我一个人站在医院长长走廊尽头的窗前。四月是青海多风的季节，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刮沙尘暴。窗外那株刚刚泛青的垂柳在沙尘暴的蹂躏下坚韧的摇摆着。我清楚地知道以我现在的状况手术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我突然悟得为什么会有难得糊涂的说法了，是啊！有时候糊涂比清醒要惬意得多。但该清醒时，人还是应该清醒，清醒地面对必须面对的事情。既然我的病注定不能痊愈了，那么我该考虑的是如何活下去，就像托尔斯泰说的：人生的价值不在长度，而在深度。要活就要活得有深度，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