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胆相照都有一颗明亮的心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爷爷与父亲看来，就是用关爱、尊重、信用做支撑的，这正是共产党人的魅力所在。
 

　　记得，到了1960年，爷爷病了，病情发展很快，周总理得知后，亲自打电话询问病情，并要求有关部门全力治疗，还派专车送来了药品。随后又将爷爷接到北京协和医院进行诊治。在治疗期间总理给予亲切关怀，习仲勋、张宗逊、甘泗其、傅作义、张治中以及在京的甘肃、宁夏的领导到医院亲切探望。当我随父亲到病房看到爷爷时，爷爷已经非常虚弱消瘦，见到我后拉着我的手，得知我已上学，爷爷动情地说：“在学校里要当个好学生，在家里要当阿达阿妈的好儿子”。说话间爷爷流下了眼泪，叫我的蓄贞奶奶从病房墙角处的一个带镜子的桌子抽屉里拿了20元钱给我。回兰时，总理亲自派一节专列车厢，挂在列车的尾部，爷爷的担架床是从车厢大窗户进去的。回到兰州，省委省政府组织医疗专护小组住在邸家庄家中精心护理。

     马惇靖逝世。孙殿才(原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同志在追悼会上致辞。
 

　　1960年10月21日下午4时，爷爷在兰州逝世，由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为主任、甘肃省长邓宝珊等为副主任组成治丧委员会，筹备治丧事宜。10月24日，甘肃省、兰州市1000多人举行公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以及甘肃省、兰州市党政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送来花圈、挽联。甘肃省副省长李培福在公祭大会上致悼词：“十一年来，马鸿宾副省长一直跟着共产党走，维护民族团结，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能够分清大是大非，特别是在他垂暮之年……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近年来，他虽因年迈体弱，但仍关怀全省各项工作，关心社会主义建设。”
 

　　一代名人，晚节可风!
 

　　爷爷临终前嘱咐父亲及家人，不举行悼念仪式，一切从简。但追悼会还是开了，只是遵照遗嘱办得简朴。爷爷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信任，给予了诸多荣誉。先后被任命为：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家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甘肃省第一副省长。
 

　　充满情感的生存是真实的
 

　　1954年，爷爷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期间，毛主席要在中南海接见包尔汉、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等民主人士，爷爷也在其中，接见之前爷爷正在做礼拜，因此接见推迟了一会，毛主席不但没有责怪，还告诉身边的人，应该尊重别人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之后听人讲，当时总理说：马老在甘宁两省、尤其在回民当中德高望重，希望多发挥影响。主席说：马老协助邓省长多做一些民族团结的工作。爷爷说：一定在邓省长的领导下，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工作，为民族团结服好务。
 

　　我太爷的坟在北京三里河，当修机场需要迁坟时，总理亲自约见我爷爷，研究如何妥迁，并征询爷爷的意见。爷爷当即表示将坟迁回临夏老家，之后总理亲自安排专列将太爷的遗骨送回了家乡。这在当时传为佳话。如今的临夏韩家集阳洼山，我太爷的坟地已定为临夏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我们去临夏上坟，阳洼山已经朦胧可辨，只是天色已晚，先住到亲戚家。一盘热炕等待着我们舒展劳途的筋骨。黎明已见分际，我们从小路攀援而上，看见外来人，小孩不知是游客还是祭祖，盼着施散的一瞬，****诵着古兰经，我的心目中泛起了一丝苍凉壮烈的影子。
 

　　1955年贺龙元帅代表毛泽东主席，在兰州授予陶恃岳、邓宝珊、我爷爷一级解放勋章。遗憾的是，这些十分珍贵的革命文物听家人说在文革中已遗失。
 

　　一次参观成了爷爷脑海中最鲜亮的记忆。从此，老人更加热情地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之中。因为，他已将心灵旅行到了未来。
 

　　记得1961年，父亲去北京开会，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同志得知后，专门安排我们住在友谊宾馆外国专家团驻地。不几天，习仲勋一家人请我们一家在鸿宾楼吃饭，席间习仲勋一家人的热情朴实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记忆。就在宴请的第二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又安排我们与周恩来总理在长安大剧院一同观看了京戏，我本人也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感受到总理的和蔼可亲。后来父亲不无感慨地说：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站得高，看得远，知民意的大政治家。在习仲勋同志身边工作过的范民新这样回忆道：“他(习仲勋)还用了很大的精力去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团结教育工作，以坦诚相待的态度与十世班禅、阿沛·阿旺晋美、喜饶嘉措、黄正清、包尔汉、马鸿宾、马辅臣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平凡的故事里流淌着人格力量
 

　　我的父辈们将家学、儒学、伊学融会贯通，择善而行。
 

　　父亲在宁夏军区时曾在身边工作过的马海云这样讲：“1952年10月，马惇靖先生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之后他要在协和医院检查身体，需要在北京住一段时间。西北军区张宗逊副司令员、政治部甘泗其主任去看望他，并派专车接他在京郊各处参观，安排继续住在军委招待所。马先生考虑到不能给组织上增加麻烦，于是搬到京西丰盛胡同原家中的旧房中，自己起伙自己租车。”“1953年初，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有一天，慰问中宁县驻军，部队腾出一间平房让他和任谦同志(曾任甘肃省副省长)住，当马司令员进房看时，发现他的床铺被安排在左面，即令工作人员把铺换过来，自己住在右边，让慰问团任谦团长住上床。”
 

　　有个叫李兰生的，原是爷爷的勤务兵，解放初期离开部队。50年代因患重病来兰就医，爷爷得知后，将其接到自己家中，亲自开方给予调治。后又联系医院，让其进一步医治，所有费用都由爷爷承担，治愈后又接到家中继续调养数日。临别时，爷爷还为其接济1000元。李泣不成声，爷爷说：“治好身体，才能自食其力，不至于成为社会负担。”
 

　　三年困难时期，人人吃不饱，许多人的脸像吹了气的皮球一样。我家由于政府的照顾，勉强饱个肚子，不多的一点白面，还要省下来给奶奶和父亲做点面条，蒸点馒头。每天早上一个白面的，一个杂粮的。可父亲总是吃杂粮，剩下白面的等司机李定来了让他吃，李师傅吃着，他看着，回过头小声给母亲说：“唉，人都肿成这样子，还要开车接我，还要修理其他车辆，家里还有七八个孩子等工资活口呢，真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