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的时候，放学回家路上，见到父亲的小车，司机张师傅急忙停下来让我上车，可父亲说：“离家又不远，还是自己走吧，不要让同学们看到你特殊。”回到家里，时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的父亲告诉我：“阿达坐小车是工作的需要，你要是坐上来，同学们回家告诉他的家长，他们心里会很难受的，以后想自己的时候，还要想想别人。”
 

　　我写毛笔字是从8岁开始的，我的第一篇习字帖是父亲写的，老人家的字刚劲有力，舒展大方。记得字帖的内容是：“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学、勤俭办一切事情”。“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在那经济困难的年代，他始终想到的是祖国。
 

　　父亲秉承了爷爷的思想，经常教育我们说：“我们的国家是个大而穷的国家，我们每个人不能因个人的一点点利益而不顾国家，党和政府对我们一家已是非常照顾了，我们不能见利忘义，自己能承担的就不能再给国家增加负担。”
 

　　记得文革中的1971年，父亲查出患了不治之症，除了住院费之外，在兰州和北京的医院门诊费用及购药费用，光发票就有2000多元，全部自理。他说：“我们自己的事好办，一咬牙就过了，只要国家好起来，什么都会好的。”父亲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寄予多么深切的期望呀!他希望国家的“病”能治好，自己的病也能治好。
 

　　我的大姐夫大学毕业，分配到宁夏平罗当中学教师，父亲说：“人民教师好，教书育人责任重大，千万不要站在这山看那山高，我们西北人忠厚老实、吃苦耐劳，什么事都挡不住，只是挡在文化的门槛上了。既然当了老师，就要教出一批哪怕是一两个有用的人才，你就是个好老师，算是好汉子”。而今大姐夫退休在家，干了一辈子的老师，当了大学教授也当了院长，两个孩子也继承他的事业教书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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