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自海

　　试析净觉寺始建年代

 

　　重建于光绪三年(1877)的南京净觉寺，不仅是南京穆斯林群众最重要的活动场所，也是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南京净觉寺由于年久失修，现已鉴定为危房，市政府确定列为2008年维修保护计划。目前多个部门筹集资金600万元，对大殿、二殿、望月楼等大修，预计2008年“开斋节”前完工。日前，在净觉寺大殿、二殿维修过程中，新出土一批文物，这些文物对净觉寺维修方案及始建年代的历史沿革研究与考证提供了实物依据。

 

　　一、始建年代有六种说法

 

　　早在明清时期，南京净觉寺已经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八大清真寺之一，也是南京地区规模最大的清真寺。由于史料缺乏，对于净觉寺始建年代无确切文献可考，众说纷纭，成为一大疑案。20年前，南京伊斯兰教研究学者杨毅先生撰《南京净觉寺的始建年代及其他》一文，是笔者见到研究净觉寺最详尽、最权威的论文。作者收集整理了净觉寺的始建年代分别有始建于宋之说、始建于元之说、明洪武元年敕建之说、洪武中伍氏舍宅为寺之说、洪武二十一年末敕建之说、洪武二十五年敕建之说，共计6种说法。杨先生认为，宋以前建寺之说缺乏史料依据，无法定论。始建于元之说可能性很大。洪武元年敕建可能工程并不大。洪武二十一年之说是敕建不一定是始建。洪武二十五年之说是在原有清真寺基础上增益扩建。该论文发表以来，南京市伊斯兰协会1999年编印《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一书，2003年《南京穆斯林》刊物等，都不同程度地引用了杨毅先生的观点。

 

　　由于咸阳王赛典赤七世孙赛哈智于洪武二十五年盖造三山街清真寺(见西安市化觉寺明永乐三年碑刻)，赛典赤六世孙航海家郑和于宣德五年重建三山街礼拜寺(见《郑和家谱》，宣宗赐南京礼拜寺敕文)的缘故，三山街净觉寺的始建及历史沿革成为笔者的研究课题，现结合净觉寺新出土的文物，试论以下观点。

 

　　二、前身为海音观之说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上册，刊登了唐宗正先生《北京市清真寺调查》一文，文章分别从寺院、寺史、教民、生活、建筑、教育、先贤、茔地八个方面进行调查。笔者在文中考证牛街礼拜寺建置略历中，惊喜发现有关南京净觉寺历史沿革的记载。文中介绍赛哈只先祖马哈木创建牛街清真寺尊经阁之后说，“明太祖御极金陵，敕改海音观为净觉寺，崇奉教规。”虽然作者没有注明出处，该文1938年发表至今整整70年（原文刊登在1938年至1940年《回教月刊》），但笔者还没有见到提出疑问的文章。笔者仔细查阅元代《至正金陵新志》，海音观及净觉寺都没有记载。但至少该内容是目前净觉寺沿革历史又一新说。

 

　　将其他宗教寺院改建为清真寺，查阅资料还有很多案例。如北京鼓楼清真寺原为尼姑庵。鲁商王炳堃民国9年先将山西运城马王庙改建为礼拜寺，民国12年抵北京，筹款700大洋从鼓楼幼僧庙主持尼姑悟明手中购得庙产，将正殿佛像搬于屋角，地铺芦席辟为大殿。

 

　　三、常遇春建寺之新说

 

　　明开国功臣常遇春建金陵净觉寺之说，来源于水子立先生发表在1940年《回教论坛半月刊》第3卷第1~2期《中国历代回教名贤事略汇编》一文中，明代名贤首位为常遇春。常遇春“平生笃守清真教规，勤于斋拜。当戎马倥偬之际，亦未尝稍懈。金陵净觉寺，即其所建，落成后，太祖频临幸焉。”

 

　　常遇春随朱元璋征战16年，为创立大明朝立下显著战功。中国回族中一直流传“十回保一朱”的说法，白寿彝主编《明代回族人物志》中，就记载了明初很多的著名回回将领，有蓝玉、常遇春、胡大海、沐英、冯胜、铁铉、马乾、麻贵、金大车、丁德兴等。由此看来，众多回回将领帮助朱元璋夺取天下的传说是有根据的。朱元璋前后在南京统治42年，有足够的时间来答谢众多回族将领。朱元璋后来尊崇回族的举措还有敕建三山街礼拜寺，御制《至圣百字赞》等。朱元璋还在雨花台建立回回大营驻地，并敕建清真寺，在今杨公井附近建造一座花牌楼来表彰常遇春的功绩。

 

　　元代南京三山街一带是江南诸道行御所在地，色目回回人按照传统“大分散，小集中”的惯例，多集中城南一带。朱元璋称帝前也曾居住在三山街附近吴国公府，耳闻目染回回们生活习惯，在三山街为常遇春等回族将领建一座规模不大的礼拜寺，也应顺理成章。所以笔者认为，常遇春于洪武二年去世，常遇春建三山街礼拜寺当在元末至正年间，否则很难产生朱元璋经常去礼拜寺找常遇春议事，进入清真寺大殿“进脚”与“净觉”谐音诞生净觉寺名称的美妙传说。

 

　　常遇春在三山街建礼拜寺，无独有偶，在北京也流传常遇春建花市清真寺的传说。

 

　　四、新出土文物知多少

 

　　2007年11月，南京净觉寺大殿、二殿开始大修，为了体现修旧如旧，保持原貌的施工宗旨，大殿木结构框架用钢管搭架支撑。每根立柱基础挖深至2米左右作钢混结构基础，这样无形中挖出十多条探坑，不仅可以见到明清以来净觉寺古建筑的基础，而且出土大量文物。

 

　　这一次是近百年来净觉寺最大规模的大修，迁动了全市穆斯林群众的心，许多穆民欣然解囊赞助，或义务充当起文物保护员，将出土瓷片、琉璃瓦、砖雕、柱础等文物都一一收集起来，以便供今后研究展出。笔者也多次来到施工现场，取得不少第一手资料。

 

　　1、琉璃瓦当、滴水的出土。这是净觉寺以往出土文物所没有的，印证了三山街净觉寺是明初赐建的官方寺院。因为只有皇帝赐建的清真寺，才能有资格用上高档的琉璃构件。笔者这一观点依据还来自北京四处历史最古老官寺和清代敕建普宁清真寺。北京牛街清真寺，“望月楼，顶覆黄色琉璃瓦，楣间悬敕礼拜寺额。”另外三座清真寺分别是东四牌楼清真寺、锦什坊清真寺、安内二条胡同法明寺。这些寺院经过500多年的变迁，日趋颓败，已难见当时雄伟壮丽。北京回回营清真寺为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敕建，原名普宁寺，大殿建筑为“明九暗七，四面皆走廊，周配角亭四座，殿中央起作为亭式，金顶火檐，高起云涌，有如天坛之祈年殿然，碧色之琉璃与朱色窗柱相映壮丽，极尽辉煌之能事。”

 

　　明代净觉寺的敕建来自两位皇帝，一位是元至正至洪武年间的明太祖朱元璋，一位是宣德皇帝朱瞻基。笔者认为，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原有建筑基础上赐建的清真寺规模不是很大，主要精力、财力忙于高筑墙和皇宫的建造，而宣德皇帝朱瞻基是为了满足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夕所奏的三山街礼拜寺被焚，欲要重新盖造，正如《郑和家谱·宣宗赐南京礼拜寺敕》所说，“尔为朝廷远使，既已发心，岂废尔愿，恐尔所用人匠及材料等项不敷，临期误尔工程，可于南京内官监或工部支取应用，乃可完备”。敕书明确指出郑和可以动用南京内官监或工部的人匠和材料来盖造净觉寺，这是净觉寺始建以来动用国库盖造最有力的依据。雨花台窑岗村是明初生产琉璃构件的最大基地，取窑岗村琉璃用于净觉寺的盖造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此次大量琉璃构件的出土正是反映了这一史实。

 

　　2、部分砖雕残件、屋脊构件的出土。从挖掘现场考察这些构件采自两个文化层，距大殿地面一米深处为清代文化层，一米以下至两米处为明代层，这一判断的依据来自现光绪年间所建大殿立柱挖至两米深的探坑。此次发现每根立柱有两只柱础，上下间隔一米左右。为了论证此次大殿、二殿地面是否需抬高，谈大隆先生又指挥施工人员挖掘出早期砖砌台阶和地面长条砖。周边出土布满纹饰的砖雕，其形式完全与嘉靖年间赐建净觉寺砖雕牌坊花纹雷同。现大殿东侧两米深处发现整齐的砖砌墙体和排水系统，它们可能是净觉寺最早的建筑基础。

 

　　3、巨大石柱础出土。一般中国古建筑的柱础为腰鼓形。此次出土巨大石柱础，说明伊斯兰教建筑进入中国后已经完全溶入华夏文化。笔者测量现光绪年间大殿柱础，正四边形每边长65厘米，础圆直径37厘米，现大殿立柱直径30厘米。而新出土巨大柱础边长为75~90厘米，圆直径68厘米，础厚36厘米。据现场苏州古建筑技术人员介绍，该柱础配用立柱直径应在60厘米以上，比现有大殿立柱直径大出一倍。可见当年净觉寺大殿是何等宏伟，还印证了马以愚先生在《中国回教史鉴》中所说：“净觉寺，寺址辽阔，明太祖楠木敕建。”笔者从巨大石柱础文化层和石柱础的精美刻工判断，石柱础应该为宣德年间遗物。另有两只石柱础也引起笔者重视，一块是乾隆年间利用宣德年间石柱础改制而成，础圆直径改为51厘米，其边长、厚度不变。另一块是现大殿正在使用的光绪年间利用废旧石料改制的石柱础。可以说明乾隆年间、光绪年间两次净觉寺大殿的重建资金的紧缺。

 

　　4、不同年代瓷片的出土。净觉寺寺管人员向笔者展示从大殿、二殿探坑中出土的元明清不同年代的瓷器残片，其中有一青花瓷碟残片尤为珍贵，从碟底足斜削的制作习惯与青花的发色等方面判断，应该是元末明初民窑瓷器。另一块青花瓷碗底部有落款“大明年制”四字，显然出于官窑，青花色料已经运用了郑和下西洋从阿拉伯地区带回的“苏麻离青”。这两块青花残片的出土，不仅反映了净觉寺从元末至宣德年间的历史文化沉淀，也为探讨净觉寺的始建年代提供了实物依据。

 

　　5、石质栏杆柱头出土。施工人员在明代文化层中挖出两只石质栏杆柱头，这也是净觉寺以往出土文物所没有，证明了宣德年间大殿四周配有石质走廊栏杆，为此次重修大殿调整方案增置汉白玉栏杆提供实物依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南京三山街礼拜寺创建年代，应在元至正年间朱元璋占据南京期间，为褒奖常遇春等回回大将的功绩，安抚元代众多回族降将，在海音观旧址或海音观现存建筑基础上建立规模不大的清真寺。南京籍学者王岱舆在明代生活58年，清代生活14年，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所著《正教真诠》卷首记载：“洪武元年敕建礼拜寺于金陵，御书百字赞褒美清真，以示优异”。王岱舆称净觉寺敕建于洪武元年而不是始建于洪武元年。至于洪武二十一年敕建，洪武二十五年敕建之说，笔者认为朱元璋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两次敕建。洪武二十一年敕建之说来源于明弘治五年(1492）王鏊《敕建净觉寺、礼拜寺二座于江南应天府之城南碑记》，此时距洪武二十一年已经整100年。王鏊在碑记承认“但敕建礼拜净觉二寺之由无从考证。”洪武二十五年敕建之说来源于西安化觉寺明永乐三年勒石，为安抚元代名臣赛典赤的后裔赛哈智而敕建，结合赛氏家谱研究基本可信。伍氏家族此时献出部分宅地供净觉寺扩建更符合历史事实。明洪熙元年至宣德四年这五年中南京地区连续地震60余次，净觉寺管理不善发生大火并殃及周边，明宣宗应郑和请求敕建净觉寺，面积扩大一倍多，占地约40亩，大殿等建筑81间，可以说明宣德期间是净觉寺规模最大，建筑最宏伟，最鼎盛的时期。

 

　　闻名全国的三山街净觉寺在清末太平天国时期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地面建筑几乎毁于一旦，今天现存9.5米高的照壁上保存几块碑刻“光绪丁丑三年桂月重修”、“光绪己卯五年巧月重修”，告诉人们净觉寺大殿的重修也已经经过130年的岁月风雨，许多木件已被白蚁蛀空。因此，此次大修非常及时，马国贤伊玛目在市伊协2008年春节团拜会上说：“是真主保佑了我们，只有在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净觉寺才迎来真正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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