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只要我能去学校,母亲就算把自己的头置于机关枪下都在所不辞。尽管目不识丁,她人却非常聪明,看到我接受教育,她仿佛也跟着受了教育。她打心底里喜欢跟我聊课堂,而且她对我的爱从来不曾动摇过。她没有听从我兄弟姐妹们的请求和唠叨,只是一笑置之。
回首这段往事,我现在也吃惊当时母亲怎么会同意我去上课。每当我想起自己有可能消失在子弹交加的夜色里,而她却要为我担惊受怕时,我就感到相当愧疚。由于刚刚失去穆基姆,我想她的这种忧虑就更加强烈了。他的死影响了整整一家人,但影响最大的还是我母亲。每天早上,她都会去上坟,然后献上鲜花。但是,这一生者对死者寄托哀思的行为很快就被更加离奇、更加令人担忧的行为取代了。
到了这时,整个城市都变成了战区。我们附近的小区就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听说每晚都有好几百平民死于战火。炮火声响彻城市上空,在寂静的夜里,这种声音回荡在环绕喀布尔的群山里,像一个幽灵,在这座城市里徘徊,见证着这里发生的种种恐怖事件。
火箭弹是再平常不过的了,火箭弹可不长眼睛,想落到哪里就落到哪里。有时摧毁的是一间民房,将住在里面的平民压在土墙之下;有时是一家商店或者一所学校,抑或一群在集市的摊子旁买菜的妇女。火箭弹飞过上空,你会听到嗖嗖声,然后嗖嗖声突然停止,几秒钟后,火箭弹就掉下来,开始爆炸。你根本不知道它会落在哪里,落到谁身上。
对阿富汗妇女来说,她们不仅要面对死亡,更糟糕的是还要面对性暴力威胁。我的朋友纳希德的悲惨故事就印证了这一点。纳希德18岁,住在我们附近的一间公寓里。一天夜里,几个枪手突然闯进她家,显然是想强奸或者绑架她。为了免受这样的凌辱,她从5层楼高的窗户跳了下去,当场毙命。
我们还听说在好几个案例中,女人的肢体被割去,甚至有乳房被切去的。在一个道德胜过一切的国家里,你很难相信人们会堕落到如此邪恶的地步。
一天晚上7点钟左右,我正在家里做饭,忽然发现母亲不在家,通常这个时候她不在厨房就在忙家里别的活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知道她一定是去了某个地方,我必须去找她回来。穆基姆刚死不久,我还在服丧期内,所以就戴了块黑色头巾出门。公寓楼附近的一名保安告诉我母亲出走的方向,我就知道自己的怀疑是正确的——她又去了穆基姆的坟头。
当时没有出租车,公交车根本就不运行了,我只好步行朝市中心走去。刚开始,街道上出奇的安静。我所了解的喀布尔在战前到处是汽车和摩托车,人们来来往往,走亲访友,一片喧嚣的景象。现在,街上空无一人,建筑物被炮弹炸平,横亘在我和穆基姆的墓地之间。
我紧张地走着,心想母亲应该就在前面。我开始发现了尸体,不是刚刚被枪射死就是刚被炸弹炸得血肉模糊的,还没开始肿胀。我心里一阵害怕,但与其说是害怕死亡,还不如说我是因为想到这些尸体是一个个家庭的成员,想到明天,说不定我家里的某个人也会有这样可怕的下场。
等到了一个叫代马赞的地方,我遇到了一辆出租车。后座已经被司机撤掉了,他正往车上装尸体。他浑身是血,身上的白色衬衫被染成鲜红的一条条,口袋和纽扣周围更是鲜红。他的车子简直像一个屠宰场,装满了战斗中遇害的男男女女,有缺胳膊少腿的,有脑袋和躯干被炸得粉碎的。血流到了司机脚下,积成一个小池,透过锈迹斑斑的下水道洞口,消失在灰尘满地的路上。司机显然震惊了,汗水浸透了衣衫,但似乎还想往车上再多装一具尸体。在伊斯兰教里,人死后越早埋葬越好。司机或许想都没想自己正面临危险,他只是认真地做着这件严肃的事,仿佛他装的是一袋袋的大米。
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这奇怪的一幕。那个炎热的夏夜,整条街上就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唯一的声音就是炮火声和勇敢的中年司机冒着生命危险让一群素昧平生的战争受害者得到像样的安葬时发出的喘息声。
等他发现车子里再也装不下尸体了,才发动引擎,车后冒出一股蓝烟。他朝医院方向开去,后门就那么开着。车子经过凹凸路面时,尸体随着车子的摇晃而甩来甩去。看着这已死的和快死的人们,我想到了我的家人。看着这些无名的受害者,我的眼前不禁浮现出家人的影子,他们互相交错,任我怎么努力都挥不去这样生与死的错位。快到墓地了,我得赶紧去找母亲。
天渐渐暗下来,经过喀布尔大学的时候,一群穿制服的男人朝我喊,他们问我去哪里。
我不作声,低下头加快脚步。其中一个男人举起枪,又问了我一次:“去哪里?”我停了下来,转过身,看着枪。
“我去找哥哥。听人说在前面的拐角处看到了他的尸体,我想去核实情况。”我随便撒了个谎。他想了想,然后放下了枪。“好吧,走。”他说。我急忙走开了,心扑通扑通直跳。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想他们可能做出比杀死我更糟糕的事情。
坟地有好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尘土飞扬。战争过早地结束了很多人的性命,新的几座坟墓挤在一起,粗糙的墓碑立在地上,基部堆了几块小石头作支撑。在地势高一些的地方,埋的是有身份的人,墓地周围还围了铁栅栏。如今在这寂静的地方,栅栏长满了铁锈,绿色的旗帜破旧不堪,随风抖动着,那是用来纪念死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