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时，中华帝国与阿拉伯帝国的历史性对话使得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传布成为可能。宋元时期，随着穆斯林散居中国各地，习得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历史的必然，曾涌现出一批著名的精通儒学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同时，在汉文化语境中，用汉语表述和传承伊斯兰文化逐渐成为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

明代中叶，著名教育家胡登洲阿訇开创的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先河，为中国穆斯林培养了一代代被民间称为阿林（阿拉伯语，即学者）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先知事业的继承者和伊斯兰教正道的传播者。这是对包括阿訇在内的穆斯林知识分子角色的基本定位。明清之际，这一角色定位获得了扩展和提升。中国穆斯林知识精英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等挑起传播伊斯兰文化和建构中国伊斯兰哲学体系的重任，掀起了在中国传统文化框架内译介和书写伊斯兰文化的第一次历史高潮。他们创造的“汉文译著”不仅解决了特定历史阶段伊斯兰文化传承的难题，而且为后学树立了范例。民国时期，汉文译著活动涵盖面更宽，参与者更为广众。汉文译著内容从宗教典制、哲学扩展至《古兰经》翻译、伊斯兰发展史、伊斯兰文化史、伊斯兰文学、天文历法和地理等；译著者从穆斯林知识分子普及到阿訇、汉族学者和传教士等。这表明，中国伊斯兰文化的汉语书写内容和队伍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王静斋、达浦生、哈德成等阿訇的译著显示出，中国伊斯兰文化的汉语书写更贴近广大穆斯林的宗教需求和生活实际；汉族学者的加入反映出，伊斯兰文化书写进入了中国社会宽广的文化视野。这一源远流长的文化血脉在著名穆斯林学者、翻译家、阿訇 陈克礼 先生的人生中得到了完全的展现和充分的张扬。更为可贵的是，他的创作和书写，对当代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传承伊斯兰文化的责任担当有着更为珍贵的启示。

20世纪20年代，陈克礼先生出生于河南襄城县城北兵部营村一个贫苦、虔诚的回族家庭。1931年，他刚满8岁，就被父亲送入县城石羊街清真寺开始接受传统的经堂教育。之后，他走上了中国传统回族社会满拉辗转各地的求学路径——负笈游学，先后在河南鲁山、郏县、禹州、洛阳，以及青海、甘肃、宁夏等地穆斯林社区清真寺遍访名师，深造学业，前后长达13年时间。这13年时间，也是中国社会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他尽尝了一个贫困学子所有的艰难，并对国破家亡的苦痛和关系有着切肤的感受和体认。同时，他来自民间穆斯林社会，游历了中国西北和中部穆斯林地区，对中国传统伊斯兰经学教育的现状、存在的缺陷和穆斯林的宗教文化需求有着深刻的理解。

当初，他父亲送他进清真寺学习，以及他自己游学各地，其初衷也许只是为了将来能维持生计、成为引导一坊教民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一介阿訇而已。然而，1943年，当他考入甘肃平凉陇东师范学校接受正规新式回民教育时，在王静斋、张秉铎、马汝邻等著名穆斯林经师和教育家等的精心培养和熏陶下，他的人生目标开始不断地升华和超越。他对传统阿訇的责任担当获得了重新的思考，他的人生目标变得非常明确、系统和高远：

将来，我还想作进一步的深造，以后的工作目标有三：（一）配合回民生活习惯，兴办伊斯兰教育，以发扬回族文化，解决“贫”“愚”的问题，而补国家教育之不足，促进各民族间的真正平等。（二）作教长，组训回族同胞，加强其政治警觉，改良寺院教育制度，创造新的教育体系。（三）翻译经典，提高教胞宗教知识，博得教外人士之了解，以除回汉间之隔膜。这三件，是当务之急，是我的天职，也是我的归宿。[①]

他的这一人生目标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在新旧两种教育制度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成熟、理性和胸怀远大理想的穆斯林知识精英，而且深刻地阐发了穆斯林知识分子责任担当的内涵。他将阿訇的角色从宗教领域放置到广阔的中国社会之中，与穆斯林教育、社群关系、民族、国家等议题紧紧相连。同时，这反映出他对文化主体性、文明对话和文化自觉的特别强调和重视。

虽然，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使得他没有获得机会实践自己的前两项人生目标，但在苦难的人生中对第三项人生目标的践行达到了极致，难有人望其项背。而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人生实践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需要承担的表述与反思、辩诬与解答的重大命题。

《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一书是 陈克礼 先生的扛鼎之作。这部著作表达了他对这一重大命题的思考和实践。该书写作的初衷源于当时中国穆斯林社会伊斯兰文化的贫乏与阿訇对伊斯兰教义、教法理解、宣讲的固化、呆板，即对传统阿訇职业和宗教表述系统的质疑与反思。他在该书一版自序中说：“问题很多都排在眼前，急躁、忧郁、观望都不济事。”他呼唤阿林们“教门事，从头做起，从新估价；发扬对的弃绝不对的；不滞、不流；使过去与现实结合，使主观与客观联系；从归纳到演绎，从演绎到归纳；掌握自然与社会的发展规律，解剖宇宙与人生的奥秘；随着时代，向幸福的远景奔进，让穆圣在人们心里复活，让《古兰经》还原真精神。”“我们要明了回民的情形，一定先得明白伊斯兰教”。“那么，伊斯兰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我国谈这个问题的书很多，但不是欠正确，便是欠彻底，所以一种真正的、全面的、人生的、用《古兰》、圣训去讲伊斯兰的东西，是非常需要的。回教学术工作者，都向这个目标前进，我也跟着学习。”为此，他提出，伊斯兰教大众化和社会化的概念和目标。他期盼通过穆斯林知识分子的著述，让穆斯林大众和中国社会各兄弟民族消除对伊斯兰教的误读，形成正确、全面的认知，达到“彼此尊敬，共同前进”的目的。这显示了他非凡的洞察力、开阔的知识视野和超前的见解。

本书共20章，每章分若干节，文字大多短小精悍。对于本著作重大价值的阐释已经有很多到位、中肯的评述。我想强调的是他在语言运用上的独具匠心和说理中对社会共识的张扬。他的文字质朴通俗，论述直白显露，对伊斯兰精神理念和社会实践的阐释深入浅出，反映出他对穆斯林大众的敬重与他根植民间和现实的治学定位。同时，这也确立了他在普通穆斯林心中不朽的位置。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行文风格、美学思想和价值取向。“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不同话语系统并立的社会。所以，各种文化都需要通过叙事达成互相的理解和尊重。需要强调的是，叙事的前提必须建立在社会共识的基础和人类共同原则的起点之上，否则只能是自我独白或自说自话。 陈克礼 先生这部著作就表现了这一特点。他通篇闪现着对伊斯兰教公正、平等、和平精神的阐发，包括对妇女地位的肯定，以及对科学、民主、知识和进步等重要议题的精彩论述。这一理念贯穿于他一生的著述中。作为一种可贵的精神遗产，它对我们当今知识群体具有着重要的启发：即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表述自我文化的基本立场、态度和正确途径。它超越了单一群体而具有人类社会的普世性意义。

陈克礼 先生对传播伊斯兰文化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对当今穆斯林知识群体的人生实践依然产生着深刻的激励作用。在《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一版自序的最后，他曾发出这样的呐喊：“事业太神圣了，时代太伟大了，使命太艰巨了；只是力量太薄弱了，弱得像午夜的萤光，大戈壁的驼铃。必须毅而勇敢地跨过敬爱的逝者，跨过一切阻力向前奋进！”这是他对自己的告诫，也是对穆斯林知识分子的警示。话语如同雷霆，划过历史的长空依然响彻在我们的耳际；急迫如同擂响的战鼓，敲打在我们绷紧的心弦上。

然而，在当今学术繁荣和知识分子涌现的繁华盛景之下，浮躁、功利、商业化的学风却日益突显，传统知识分子曾怀有的气节、尊严、情怀被逐渐消解。这迫逼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命题重新进行深刻反思。知识分子不是知道分子，学历不等于学力，道与术差之千里。英国社会学教授齐格蒙特·鲍曼说：“成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所意味的，是要超越对自己的职业或艺术流派的偏爱与专注，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趣味这些全球性问题。”遥想先贤刘智结庐金陵清凉山麓，闭户山居10余年，博览经史稗官、天官律数及佛、道典籍，会通诸家而折衷于天方，而后裹粮负笈，遍访全国宿学，探寻真理；回望陈克礼阿訇，忍饥挨饿，深陷桎梏，仍焚膏继晷，青灯黄卷，用生命写就华彩篇章。按这个标准判断，我们几人能及！虽然，他们是我们很难企及的高度，但是，他们能使我们时时警戒和反思自己，开展穆斯林知识分子内部的批判，使我们在出发之前做出世道人心、尊严理想的抉择。

人类社会已跨入21世纪，但是，我们仍旧面临着一个需要表述与反思、辩诬与解答的时代。这一命题艰巨而沉重，然而，比起受尽人间磨难而全美了自己举意的逝者—— 陈克礼 先生，我们应该感恩自己幸逢太平盛世，在先驱们开创的正义之道上，端正信仰，坚定信念，肩负起文明传承者的重任，并向着各种文明的奥深快步前进。

 

实习编辑：小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