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坚，作为文化象征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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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16 21:27:25 【来源：】点击：

       如果说“自我表述”、“文明对话”一直是回族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理想的话，马坚登上的是一个比较高的讲坛，他的表述回荡在高远而广阔的天空中，他所对话的对象是主流文化的核心和精英阶层。与当年马注的落寞和遗憾相比，马坚开动了或者说搭乘上了一趟新时代的列车。从边缘到主流，从民间到体制内，马坚是第一个走通的人，也是走得最远的一个。可以说，马坚是第一个以完整的身份进入主流文化舞台，并保持了完整的身分参与体制内学术建设的穆斯林知识分子。

        1978年，马坚去世了。这在中国学术界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事件，但在中国阿拉伯语教育界却是一件大事，这标志着，中国阿语教育的第一个历史时代——马坚时代结束了。同时，对中国的伊斯兰文化学术界，这更是一件大事，汉语读者拥有一本《古兰经》全译注释本的梦想就此中断了。马坚的《古兰经》译注不得不停留在1949年的前八卷完成阶段，他把一个省略号永远地留在了历史中。

          用他的同乡，也是艾资哈尔的同学纳忠的话说：“壮志未酬归去早，桃李芬芳看今朝”。

          1995年，北京大学举行了“纪念马坚教授诞辰90周年”大会，按学界的既定规则，这是一种高规格的待遇，等于是以北大的名义确认了这位被称为中国阿拉伯语教育泰斗的文化名人的历史地位。北大的马坚诞辰90周年纪念专刊说：“马坚先生的杰出科研和教学成就，使他成为北京大学近半年世纪以来知名的教授之一，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穆斯林学者。”

          作为回族穆斯林的知名学者，全球发行量最大的汉译《古兰经》的译者，曾经光彩夺目的公共知识分子，马坚已经成为一种复杂而美丽的象征。他不留胡须，不穿长袍，留下来的照片让人印象最深的是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的样子，温文尔雅，清爽俊朗，像那个时代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和超逸的风姿。

          坊间的穆斯林把称他为“马坚阿訇”，民间的穆斯林知识分子称他为“马坚教授”，而在体制内摸爬滚打的穆斯林年轻学者称他为“马坚先生”，这一称呼和他在学术界被提及时的称呼相一致，但称呼者的心理却是大相径庭。在穆斯林的后学者眼中，他是一个楷模，他的人生道路基本完善了几代回族知识分子的共同理想。

         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最流行的汉译《古兰经》的译者的马坚和北大教授的马坚是分离的。前者和王静斋一样，是一个翻译家，是一个“尔林”（知识）了得的阿訇，但他没有王静斋亲切、醇朴，他所译的古兰经没有王静斋的那么通俗，那么深受欢迎。但作为后者的马坚，其身上笼罩着更多的光环，代表着更为显赫的身份，他是一种民族幸福的象征，是他们放飞到天空的梦想，探向阳光明媚的天地的触角，也是他们赢得尊重和喜欢的筹码。

       “他是我们的马坚教授。”在云南，在西北，如果你在偏僻的井巷听到有人这样夸耀这位他们并不了解的学者，就一定能感受到发自内心的那份骄傲和自豪。

        马坚的身上体现着历史的可爱和宽容的一面，让回族穆斯林长期以来寂寥落漠的心理不时地滋长起更多的梦想和渴望。他的学问、成就和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身影，使处于边缘和末流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在主流舞台上有了一席空间，使回族知识分子数个世纪以来的集体理想得以实现。

        回族知识分子集体理想大概基于两种文化的薰陶，一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观，一是作为“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应该承担的宣教和治世主命。应该说，从王岱舆开始，回族知识分子（经学家）的这种复杂而单纯的宏愿开始进入了历史的实践阶段。但是经书匮乏、经师奇缺造成的学术落后使得这一理想的那些踟蹰独行者总是显得孤独而凄凉，在外面的人看来，多少带有一点讽刺意味。

        马注在其著作《清真指南·进经疏》中讲述了一个故事：“康熙十八年已未（１６７９），皇上狩于城蠡（河北），登清真阁，见架置天经，徘徊不忍去，诏寺人能讲者来，蠡人无有应诏者；二十一年（１６８２）秋，西域国臣以天经进，上谕礼部待臣即传京师内外，诏能讲者来，皇上登景山以待。时日将哺，次日欲幸五台，及诏至，乃教领之能诵而不能讲者，待臣复旨。上曰‘今朕亦忙促，令彼暂回，以率伊众。俟朕游五台回，宣能讲者，勿虚朕望，’及旋，而诏不果。”

       能诵不能讲。多么残酷的事实啊。马注由此慨叹说：“吾等生居东土，不习东土之文，天经安所传宣？”可以说，这一事件改变了马注的人生理想和实践之路，同时刺激了回族知识分子的心灵。

       康熙二十二年，听到皇帝诏命的马注从云南徒步北上，向京城出发，他背着自己的《清真指南》手稿，一求向皇帝讲经。但时过境迁，此时的康熙已经不再对那部天经感兴趣了。马注只受到宗人府掌印亲王的接见，便悻悻然离开京城，立志到各地设帐讲学，继续他的民间知识分子的人生实践。

        可以说，这是处于神秘和边缘的伊斯兰教失去的与主流文化对话的机会之一，也是回族失去的进入主流政治生活的机会之一。作为对一种历史可能性的错失，这一事件对于心怀宏大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心灵上造成的震动该是多么的巨大。

        二十多年之后，刘智的《天方典礼》成书，这是一部朝野知识界都无法忽略的重要著作，在当时的官僚知识圈子里受到了普遍的称颂，但这部著作享受的官方最高待遇仅仅是被《四库全书总目》轻轻一笔带过，184字的《提要》中，先简介撰写者的姓名、籍贯、回回裔身份及著述，再侧重介绍此书的内容、篇目，最后才下了“结论”式评价，说：“……每事详为解释，以自尊其教，回回教本僻廖，而智颇习儒书，乃杂援经义以文其说，其文亦颇雅赡，而根抵先非，巧为文饰无益也”。对刘智和回族充满讥讽和贬损之意。

      《四库全书》对刘智和他的《天方典礼》、《天方性理》等巨著的忽略一直是回族知识分子久久难以消除的隐痛，那种挫败感以至于影响了后来好几代知识分子的心灵。

       我看《醒回篇》时就有一种感觉，那种来自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集体性的悲切、激愤和自卑怎么会那么强烈？一百年前的先辈们到底怀着怎么复杂的心情与这个世界对话的？他们所感受到的回族的文化处境和生存状态跟我们今天有何异同？强烈的图强意识应该是来自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将对回族的忧患、图强意识融入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中去，倡导革新，呼吁回回民族承担中华复兴的历史使命。这是回族知识分子对历史机遇的一次很好的把握。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提出了“五族共和”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这是蒙元之后，回族人首次以民族的集体身份进入政治舞台。

      马坚的求学阶段正是回族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在中国的文化和政治舞台开始显山露水的时期。政治上有西北诸马和白祟禧等力量的兴起，文化上四大阿訇也是英名远播，这些人对回族身份的强烈认同感给了民间伊斯兰宗教和文化极大的发展空间。虽然国民党政府不愿认可回回民族身份的合法性，但回族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存在不容忽视，伊斯兰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的事实不容忽视。

       回族知识分子扬起了他们压抑了几个世纪的理想之帆。

       马坚出国留学，他依托的是回族文化教育悄然复兴的历史背景。他的个人理想如此单纯，一是在国内发展阿语教育，让文化上极度贫弱的回族民众摆脱“能诵不能讲”的尴尬处境，二是翻译《古兰经》，让汉语读者了解伊斯兰教，消除文化上的隔膜，增进了解，让历史上那些由文化隔膜而造成的悲剧不再重演。这看似简单的梦想实则把握住了回族发展的两条主要命脉，马坚以一人之小，承担这样艰巨的使命，他何尝不是在追随马注、刘智们的脚步？

       今天，当回头来审视上个世纪回族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时，我们发现马坚的确是幸运的。当许多的身影都沉寂下去之后，马坚清晰地浮现了出来。

        1946年，他作为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的创始人而进入主流学术界，也是北大这一中国最高学府的天然优势使他同时成为中国阿拉伯语教育的泰斗。1949年，他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名委员，见证了共和国的诞生。后来，他历任全国人大第一至五届代表，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马坚是回族知识分子中对公众生活影响比较大的一位，可以说，他的身上体现着那个时代特征下较为完整的知识分子人格，就是说，他在承担学术责任的同时也着意承担了当然的社会责任。我们看看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发表在权威媒体上的一些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光明日报》1951年1月9日，《人民日报》1951年1月20日转载，新华社播发），《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人民日报》1951年3月20日），《伊斯兰的光芒——纪念阿维森那诞生一千周年》（《光明日报》1952年5月4日），《在回汉农业合作社里和日常生活中有关猪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56年12月30日），《重读<古兰经>》（《人民日报》1958年8月3日），这些文章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畴，让我们看到一种清明政治下回族知识分子激跃的心情，和为民族代言的开朗心态。

        这些文章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季羡林在回忆文章中说，一天，胡乔木来到翠花胡同拜访季羡林。两人在详细商谈了东语系扩大的问题后，胡乔木特意告诉季羡林：“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等，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

       如果说“自我表述”、“文明对话”一直是回族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理想的话，马坚登上的是一个比较高的讲坛，他的表述回荡在高远而广阔的天空中，他所对话的对象是主流文化的核心和精英阶层。与当年马注的落寞和遗憾相比，马坚开动了或者说搭乘上了一趟新时代的列车。从边缘到主流，从民间到体制内，马坚是第一个走通的人，也是走得最远的一个。可以说，马坚是第一个以完整的身份进入主流文化舞台，并保持了完整的身分参与体制内学术建设的穆斯林知识分子。

       今天的回族穆斯林后学者，似乎正在走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言必称马坚的时期，知识分子的学术动机和理念似乎正在经历着平心静气的变化，理想主义和宏大叙事的追求似乎正在像明日黄花一样日渐失色。这时候，我想以爱德·赛义德的话来纪念马坚，赛义德说：“我坚持主张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自己那一行的能干职员。我认为，对我来说中心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知识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回族文学》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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