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穆斯林文学的特点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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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23 00:06:50 【来源：天棚鱼缸石榴树的豆瓣小组】点击：

清代穆斯林文学继续发展。清初，江浙诗文大家马世俊 (1609—1666)，有《匡庵诗集》，存800余首；散文、文论集多卷。诗词兼擅的丁澎(约1622—1686)，有《扶荔堂诗集》12卷，存诗600多首；《扶荔词》50多首。清中后期则有：云南诗人孙鹏(1688一 1759)，存诗500余首，收入《少华集》，《锦川集》、《松韵集》中，散文《南村文集》，仅遗数篇。马之龙(1 781—1851)，擅诗赋，有《雪楼诗钞》、《阳羡茗壶谱》、《雪楼赋钞》等集。沙琛，存诗1300多首，有《点苍山诗钞》8卷。马汝为，有《马悔斋先生遗集》；《历代七言诗选》等。赛屿(1697—1795)，有《梦鳌山人诗文集》。在福建，晋江的丁炜(1631—1701)，有《问山诗集》10卷，文集8卷，《紫云词》、《涉江词》各1卷。闽中萨门出现的一批诗作为：萨玉衡《白华楼诗钞》(6卷)；萨大文、萨大年兄弟合著《荔影堂诗钞》；萨，察伦《珠光集》(4卷，251首)与其子萨树堂《望云精舍诗草》(2卷320首)；以及萨龙田《湘南吟草》。在河南，学者兼诗人蒋湘南(1795—1854)有《七经楼文钞》、《春晖阁诗钞》、《春晖阁杂著》等。此外，从北京南迁江苏的画家改琦(1774—1829)亦擅诗词，有《玉壶山房词》，存词155首。近年来，又有人发现并提出《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1640— 1735)，亦有穆斯林血统，其先祖蒲鲁浑(Burhan)使用的这个阿拉伯人名，今译为“包尔汉”。从以上所勾勒的中国古代穆斯林文学的轮廓，可说明我国历代穆斯林文学，既是在古老华夏文化熏陶的氛围和土壤中植根、萌芽而开花结果的，自然就同它所处的时空背景有紧密联系。下面，以诗词为例对此略作分析。

(一)从题材内容看。与诗苑词坛总体一样，穆斯林作家诗词，也多以状物写景、描山摹水，探幽览胜、吊古伤今、揭露时弊、借题发挥、抒发壮志，忧国忧民为主流，有些作品，也反映亲人间的悲欢离合，表达挚友间鼓励慰勉，或发泄内心积淀的怨懑牢骚。而少量散曲，受同类体裁作品影响，也涉及偎红倚翠、男欢女爱的描写。总之，看不出明显地区别于汉族诗文的个忭特色。这也十二足为怪。因为以汉语为共同语的少数民族，其知识阶层，勤读诸子百家之书，广交三教九流之众，耳濡目染，已融入习以为常的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中。这种融入，看来很自觉。且看蒲寿成700多年前勉励其后代读汉书的《示儿》诗：

种谷一岁事，读书一生期。方春不卜种，竟岁常馁饥。

少年不向学，终身成愚痴。饥犹一家愁，愚被众人欺。

彼苍念吾父，尔辈得令师。欲速成揠苗，计日如耘籽。

程文国有式，体制须及时。弱冠无所闻，出语人见嗤。

尔劳我则恤，我忧尔奚知! 中夜不遑寐，作此劝学诗。诗中强调“程文”、“体制”之重要，在这种家教配合社教的氛围中成长的墨客雅士，在“谈笑多鸿儒、往来少白丁”的人际交往中，与汉文化融合的色彩越来越浓，也就不足为怪。

如果仔细琢磨，有时也能从诗词的字里行间隐约看到穆斯林的气质与涵养。如爱憎鲜明、卑官职小的萨都刺，写过这样一首七律《安分》

心求安乐少思钱，无辱无荣本自然。

春日赏花唯贳酒，冬天踏雪旋添绵。

频将棋局消长日，时蒸香熏篆细烟。

万事皆由天理顺，何愁衣禄不周全。

这种宠辱不惊、随遇而安、旷达自怡、知足常乐、顺乎天理、不怨天尤人的思想感情，正与穆斯林“信前定”的操守相吻合。

当然，绝大多数作家的作品中，包括萨都刺诗词在内，都难以找到也不能苛求必须有民族或宗教特点，因为文学创作只是反映作家的局部生活感受，要辨识某些诗文是否穆斯林之作，主要得看作家的族籍与身分，而不能限定其题材如何。一般说来，我国古代穆斯林民族作家用汉文创作者，多与汉文化素养很高的儒、道、释知识分子打交道，有的往来相当密切，甚至以居士、道人之类的称谓为雅号别名，因而被误认为并非回回人，例如高克恭，号房山道人，平素跟僧道交情深，也有诗文联系，其《赠英上人》诗曰：“为爱吟诗懒坐禅，五湖归头钓鱼船。他时如觅云踪迹，不是梅边即水边。”一看便知房山道人与英上人之间的友谊和共同爱好与宗教信仰无关，主要是醉情山水与大自然风光。

(二)从时空背景看。历代穆斯林作家都同当时当地文坛艺苑的动向有密切联系，与同时代的汉族文学保持呼应，呈现随潮逐流、并驾齐驱之势头。如隋唐时期伴随着音乐革新而产生的词，晚唐五代有明显发展，至两宋达到极盛阶段。曾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词选集《花间集》(公元940年成书)，共收温庭筠等18家词作500余首，其中就有穆斯林诗人李殉的词作37首，按作品数量名列第五；稍后编成的《尊前集》，选录39家词261首，内含李殉18首，亦居第五位。此两集所收李词，除有1首重复外，实有54首，全被辑入《全唐诗》。李殉作为五代词人和花间词派中的重要成员，作品风格清新，摆脱了一般花间词的浓艳气息，在词坛发展史上当属前驱者之列。

被视为色目人身分的作家，在元代曲坛艺苑亦曾活跃一时，毫不逊色。从现存作品与散佚篇目看，杂剧、散曲中既有涉及回回题材之作，又有大批色目人作家，跟汉族文人一道，对元曲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元代艺坛山水画有显著的发展和成就，在元初杰出的画师中，高克恭独树一帜，与赵孟顺(子昂)齐名，被当时名家称誉。绘画之外，高克恭的山水田园诗也清新朴素，自得天趣。

此外，像萨都刺的诗，其成就与号称元代“四人家”的虞(集)杨 (载)范(柠)揭(侯斯)之作比较，毫无逊色；明代李贽在学术、思想、史学、诗文方面的成就更为突出，特圳是他对反对复古的袁氏三兄弟(宗道、宏道和中道)——“公安派”的中坚骨干之影响，不可低估。再如海瑞的诗文，尤其是“策”、“疏” 一类论著，理直气壮，力透纸背，文笔酣畅。这些，都是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与同时代脉搏和艾潮趋向相适应的穆斯林文人。

当然，更多的文学家分别活跃在各自生长或活动的地区，但在他们所处的具体环境中，其创作、声誉已被社会舆论承认，如浙江的丁澎，诗作抒情状物，委婉有致，词作流利携永，一往情深，为后人称道。他的才华，在入仕前与另外九个汉认艾人并列为“西泠十子”；入仕后，又同另外六位名士被合称为“燕台七子”。再如云南的马之龙，因县试时所作《去官邪锄鸩毒论》痛斥官吏腐败及鸦片流毒之害而被革除功名，穷困潦倒，晚年郁郁而终。但他同当时名士“五华五子”交游唱和，极受器重；马汝为的诗才，与当时另外三名汉族诗人并称“滇中四杰”。河南的蒋湘南，在文学、天文、历法、算术、农田、水利、地理诸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是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曾在各地书院讲学，桃李遍天下，对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影响尤大。

深受汉文化冶铸的回回民族文学家，在中华文学史中颇有建树。他们的创作，是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古代文学宝库中，同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的作品交相辉映。

(三)从评价成就看。前述作家中以其创作成就而深得名家好评者，不乏其人。如况周颐评李询《临江仙》云：“‘强整娇姿宝镜，小池一朵芙蓉’，是人是花，一而二，二而一。句中绝无曲折，却极形容之妙。昔人名作，此等佳处，读者每易忽之。”萨都刺的诗，在元代更出类拔萃，光芒耀眼，名家争相赞誉，如杨维桢赞赏他的“宫词”超过专擅宫词的唐人，说“天锡诗风俊爽，修本朝家范；宫词及《芙蓉曲》，虽王建、张籍无以过矣”(《雁门集·别录》引杨维桢《宫词序》)。明代潘是仁把萨同李贺(长吉）相比，说萨都剌“文心绣腑，绰有风华。为诗声色相兼，奇正互出，无长吉之奇彩，有长吉之高格。雅溯中原迭代之人，不多得也”。清人顾嗣立特别钦佩萨诗揭露时弊、甚至批评朝政、直指皇室而尖锐泼辣、无所顾虑的粘神，在《读元史》诗中说：“史家多忌讳，纪事只大抵，独有萨经历，讽刺中肯綮。”

马九皋的散曲，被明人朱权喻为“松阴鸣鹤”、“雪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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