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

　　亨廷顿和纳尔逊指出“参与可以是个人的参与或群体的参与，可以是组织的参与或自发的参与，可以是和平的参与或暴力的参与，可以是合法的参与或不合法的参与，可以是有效的参与或无效的参与”［1］。这表明政治参与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政治参与的范围可以包括公民企图影响政治决策的一切活动。换句话说，政治参与包括了所有“影响公共物品( Public goods) 分配的行为”［2］。在不同的社会中，政治参与可能植根于不同的群体基础上，绝大多数参与需要某种形式的协作活动，且参与之报偿也往往属于集体，都涉及为某种形式的集体谋求利益。政治参与常见的基础有: 阶层、社会团体( 在人种、宗教、语言或种族方向具有共同性的人群) 、邻里、政党、派别等［3］。可见政治参与是一个民族群体在主流文化中影响力的表现形式之一，这种影响力的程度决定着主流文化对待非主流文化群体的态度; 同时，非主流文化群体的政治参与越强，其越容易适应主流文化的观念，从而以此来表现其适应程度的强弱，即参与越深入适应越容易，参与不成功则适应更困难。

　　本文拟从中亚东干人①对主流文化的政治参与状态入手，以此来考察其对主流文化的适应过程。

　　一、从隔离到认同: 外来者——主人之身份演变

　　东干人移居中亚之初，作为新加入俄罗斯帝国的属民，沙俄对待他们与中亚地区吉尔吉斯、哈萨克等民族一样，给予东干人一定的“自治权”。在每个东干乡庄中，由东干人自己选举代表参加附设于县政府之下的东干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成员任期是三年，一般由有钱人担任，负责管理东干村社的公粮收购，并有对不按期交纳公粮者行使处罚的特权。管理委员会的执法机构能够处理日常诉讼，包括居民财产纠纷及除杀人、抢劫而外的刑事案件，可以处以一年半以内的监禁——沙俄政府利用这种制度对东干人居住区进行管理［4］。作为初来乍到的新移民，在政治上的这种自治权力可以说是他们成为沙俄属民的最初与主流文化交往的方式。此时要适应的重要方面还 未涉及政治，而是异域文化与地理环境条件下的生存问题，因此，这时还处于自治的封闭状态，还是按从中国继承下来的传统法度维持着聚居区的正常秩序，主流文化政治在东干人的观念中还很淡薄。

　　1916 年中亚大起义的爆发使东干人的政治参与发生了重要的转折。东干人在初期相对封闭的状态下在中亚休养生息近 40 年。在 1914—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沙俄政府加强了对中亚的税负及兵役。使得东干农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而此时的东干乡庄也因为贫富分化的日益明显，社会矛盾突出。

　　1916 年 6 月，沙皇政府签发了在中亚征兵的命令，遭到中亚各族人民包括东干人的强烈反对。对于近 40 年没有被征过兵的东干人来说，对于想远离战争而西迁寻求安逸的东干人来说，征兵打仗成为他们最不想面对的事。而且当初沙俄政府对他们有过“40 年免除兵役”的许诺，这意味着从政治上他们不再有什么优厚待遇，而是与当地人民一起承担服兵役的义务。“到 1916 年，各东干族乡庄将近 500 名青壮劳动力上了前线，替沙皇卖命。”②沙皇政府利用东干人中的上层人士，一方面维护稳定包揽税务及征兵工作，另一方面让这些上层人士宣传对沙俄帝国的感激之情，不要参与反抗斗争。但这些与严峻的现实相比，根本不能缓解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1916 年 8 月，在沙皇向中亚征兵与加税的政策实施下，彻底激怒了中亚各族群众，一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在中亚正式爆发，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维吾尔人、东干人都加入其中，成为反抗沙俄统治的重要力量。起义在中亚各地兴起，“东干人聚居的普尔热瓦尔斯克县发生了两千人参加的暴动”［5］。1916 年 7 月 4 日江尔肯特县也组织了一个反对征兵的委员会，首领就是两个东干人和一个维吾尔人，并提出“我们不去当兵”的口号; 同时，江尔肯特县的维吾尔人、东干人近 100 人代表找到县长，表示“宁愿死在家乡，也不去前线打仗”［6］。各地起义队伍组建起讨伐队，处死了多名恶霸地主，同时又抢劫了平时勾结官吏鱼肉百姓不良富户，起义中全土尔克斯坦边区被处死的官吏及劣绅总数为 55 名，恶霸地主 34 名［7］。但随后沙俄政府对起义进行了坚决的镇压。
　　到 1916 年 8 月底，七河省各地起义相继被镇压下去，起义宣告失败。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东干人在起义中表现出的政治参与精神，是其对所在国政治文化表达反抗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不论是“个人的或群体的，组织的或自发的，和平的或暴力的，合法的或不合法的，有效的或无效的”，都表达他们政治参与的一种状态。而政治参与的加强，使他们不再只是封闭于自己的乡庄中，他们以主流文化的视野，对自己的政治身份进行了重新定位，这无疑表明了其文化适应已经深入到中亚社会及俄罗斯主流文化之中，并开始以“主人”一样的自信参与到社会变动之中，为自己在主流文化中的地位寻求位置和出路。

　　二、融入与参与: 主流文化的接纳与认可

　　苏俄三年内战及东干骑兵团等历史事件成为东干人政治参与的根本转折，表现其适应当地社会并融入当地社会的主人翁精神。十月革命前后，东干人中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的人日渐增多，他们纷纷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组建起地区组织，进行有效的反抗沙皇的斗争，十月革命胜利后，这些布尔什维克党在中亚地区也相继开展活动，为苏维埃在中亚的胜利进行战斗。当时苏维埃政权立足未稳，各地的保守势力及反抗力量还在进行顽抗，苏维埃政府开始了打击沙俄残余势力的斗争。中亚及哈萨克斯坦在 1918 年各地都出现了富农白匪暴乱事件，塔拉斯和白水区最早出现富农叛乱。1918 年 12 月比什凯克出现左派社会革命党——富农叛乱，1919 年纳伦地区出现叛乱，1919年 1 月塔什干出现反苏维埃政权的暴乱，1920 年 6 月威尔内( 阿拉木图) 发生叛乱。中亚各地，尤其是七河省各地都陷入内战之中［8］。

　　俄共( 布) 中央及列宁都十分关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局势。1918 年列宁亲自签署了《致全体穆斯林劳动者的通告》③，号召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穆斯林群体拿起武器，捍卫苏维埃政权，并组建起中亚地区的人民武装。东干人积极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也纷纷组建起骑兵团捍卫苏维埃政权。1920 年 10 月，马卡扎·马三成在威尔内( 阿拉木图) 组建起东干人骑兵团，这是七河省地方居民组成的第一支正规的红军部队，开始有 500 多名士兵，后来发展到 1000 多人。马卡扎·马三成原来就是塔什干革命士兵委员会委员，参加了 1917 年 11 月 1 日塔什干推翻沙皇政权的武装起义。1918 年加入俄国共产党。1919 年 1 月 18日塔什干成立苏维埃政权，马卡扎·马三成成为组建者之一。他还是塔什干铁路工人赤卫队队长，参加过镇压塔什干反对苏维埃政权叛乱的战斗。为了打击沙俄残余势力，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在各地俄共组织的动员下，各地东干乡庄都组建起民兵组织，1919年 11 月初，江尔肯特县东干人成立了一支骑兵队，营盘及新渠乡庄的红军支队也随后建成。到 11 月下旬，比什凯克、托克马克、普尔热瓦尔斯克及哨葫芦这几个东干人乡庄与城市都相继成立骑兵队，并在威尔内集中。在 11 月，仅比什凯克县就有 6 支骑兵队( 计536 人) 到威尔内集结。1920 年 11 月底，东干骑兵团已成规模，马三成给塔什干土尔克斯坦前线指挥部发出电报: “1200 名东干骑兵战士在等候你们的命令，东干骑兵团正式成立。”［9］各东干乡庄群众自愿捐钱捐物，从物资上支持自己的武装。1920 年 12 月，仅营盘及新渠就收到 500 普特大米、1620 普特小麦、40 只肉羊、62 头大牲口、36 万卢布的现金，送到了东干骑兵团团部④。

　　东干骑兵团以苏维埃政权捍卫者的角色进入了苏维埃政府的视野，为消灭白匪进行了坚强的战斗，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21 年 2 月 14 日，东干骑兵团团长马三成给苏维埃政府最高领袖——列宁发去了电报，表示了东干骑兵团为坚决捍卫十月革命成果而斗争的决心⑤。列宁接受了由东干骑兵团团长、土尔克斯坦苏维埃执委会委员马三成出任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并且亲自接见了这位来自中亚的东干英雄，东干人至今引以为荣耀。1922 年 6 月，在胜利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后，东干骑兵团奉命解散。而马三成也因其出色的功绩逐渐步入主流政治文化中，1923年他被任命为哈萨克斯坦西部小省江迪省省长，1926年他升任七河省农业部长，1932 年 47 岁的马三成担任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副主席，这是人生仕途的最高点，也是第一二代东干人最高的行政职务［10］。

　　东干人在苏维埃政权建立时的贡献，以及东干骑兵团在战斗中的突出表现，成为东干人被主流文化了解并接纳的重要因素。在政治上的积极参与使东干人从移民群体转变为保家卫国的功臣，从而树立了其认同与归属感，此时的中亚已不再是异国他乡，而是第二代东干人自己生存发展的家园。主流社会的接纳与自身的适应与融入，已确立了其心理深层发生变化的基础，他们已渐渐以苏联国民的心理认同了这个国家的主流文化，也以保国功臣的形象被主流文化所认同。

　　1924 年苏联民族划界与识别为东干人确立政治身份打下了基础，也为其以公民的身份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了保障。在十月革命及消灭白匪战斗中的良好表现，使东干人在主流文化中确立了良好的印象。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在民族国家模式下进行的民族国家划界与民族识别也积极开展。“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以及苏维埃联邦制国家——苏联的建立过程中，到 30 年代中期，在原沙俄帝国版图上先后建立了 60 多个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政权组织以及 250 个民族乡和 5300 个民族自治村镇苏维埃。”［11］与此同时，中亚地区民族划界也在 1924年大规模开展起来。

　　苏联成立后，1924 年在中亚正式进行了民族划界，为建立民族共和国作准备。中亚的民族划界是为苏联民族共和国联邦模式进行的准备，但同时在这些民族共和国之下，各个村镇也依据民族自治的原则进行了细分，因此苏联就形成了具有以民族划分的 250个民族自治乡与 2500 个民族自治村，这样划分的结果，使一些人数较少民族也在政治上得到了身份确认。与此同时，苏联政府采取措施，又帮助各个民族创造文字，使大多数原来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拥有了文字，并通过文化教育的手段大大提高了这些民族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苏联的民族识别是对国内各族人民争取平等地位所做的重要举措，有了政治上认可的民族身份，其相应的政治权益也相应受到平等的待遇。
　　“1924 年中亚民族划界，苏维埃政权正式将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从中国陕西、甘肃、新疆迁移过去的回族移民后裔承认为苏联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东干族。”［12］东干人作为中亚的一个特殊族群，其族群身份的确立，为其作为苏联公民参与到主流文化当中提 供了法律的保障。在此基础上，东干人不再是外国的难民，而是具有同本国全体民族相同权益合法民族成员之一，这种政治法律关系，较原先保卫苏维埃政权而受的嘉奖的感情上的认可，更具实效性。“苏联政府将东干人确认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东干族，从此他们不再是中亚土地上的移民，而是多民族国家的一个主权民族。苏联早期民族平等政策的实施，使他们进一步感受到社会的保护，他们获得了土地，受到了教 育，有了与 其 他 民 族 一 样 的 福 利 保障。”［13］同时也找到了对新的国家的适应与认同。

　　这种在文化上的自信与自主，是其适应主流文化的进一步表现，即主流文化已经从法定意义上接纳他们的存在，他们已不再被看作“外人”了，他们已经在自身的认同上与主流文化的接纳中成为苏联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正如我们所讲的文化适应的多维模型中，主流文化是否接受非主流文化群体，主流文化是否允许非主流文化群体保持自己的文化，是决定文化适应结果的重要参考要素，而在政治上得到主流文化的认可，同时允许东干人作为少数民族保留自己的文化，并在政策上进行支持，表现了文化适应在互动过程中取得的良好结果。


　　三、主流文化变迁及其适应之转型

　　历史上成功参与到主流政治文化的过程，给后来的东干人在中亚国家的深入适应提供了模式。东干人中还出现很多政治人物，参与到主流文化之中，除了让东干人引以为豪的马三成之外，还有一些东干人中的优秀成员秉承传统，以其高尚的道德品质、良好的业务水平，赢得主流文化的认可与赞誉，他们不断融入到主流文化当中，这些人物的奔走呼吁，使东干人的政治参与得到进一步体现，如著名政治人物马树海、安胡塞等。他们成为东干族的代言人，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加强了东干族与主流文化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东干人始终在主流文化中具有发言权，同时也使主流文化的精神传达到东干人之中，使东干人认识到自己与所在国家休戚与共的联系，促进其适应与发展。如: 任吉尔吉斯斯坦农业部长的东干人马树海·舍利甫·胡巴洛维奇。马树海出生在新渠乡庄，1974年从比什凯克农学院毕业后在国营农场任了 10 年主席，后又在莫斯科农业大学进修副博士，从 1986 年起就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农业部工作，1989 年起任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农业部副部长，在任期间，成绩突出，于 1994 年被任命为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农业部部长，这是当时东干人里行政职务最高的人［14］。

　　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纷纷独立，使中亚东干人 在各国政治体制中进入新的适应状态。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分布的东干人又进入新的政治参与和适应的过程。如: 哈萨克斯坦东干协会主席安胡塞先生，他是哈萨克斯坦东干协会的第六任会长，也是哈萨克斯坦“陕西村”村长，更是哈萨克斯坦总统的顾问之一。十余年来，多次往返于中哈之间，不仅把中国先进的农业技术引进到中亚的“陕西村”，更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为中哈友谊牵线搭桥。自 1994 年后，安胡塞频繁到西安。1997 年，他从陕西引进温室大棚技术，成为中亚第一家引进此项技术的农庄。安胡塞还将袋料培植蘑菇技术引进“陕西村”，轰动了整个哈萨克斯坦，当地报纸、电视纷纷报道。1999 年，安胡塞在“陕西村”召开了哈萨克斯坦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会。哈国议会议员、农业部部长、“陕西村”所在的江布尔州州长等均前往参加。当年，哈萨克斯坦总统专门请他到办公室详细介绍引进的蘑菇和温室大棚技术。安胡塞在东干族人心目中的地位一下提高了。2000 年进行东干协会改选时，他被选举为第六任会长。2001 年，他成为哈萨克斯坦民族委员会常委。凭借在哈萨克斯坦政府的影响力，不但依托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项目，使东干人又一次在 中亚国家扬眉吐气。
　　2009 年 6 月安胡塞先生又为中国陕西省省长考察团赴中亚考察进行了全程安排，并与当地同级政府官员共同接待了来自中国的考察团，这种在国家交流上的贡献，为东干人在哈萨克斯坦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得到当地政府及人民的认可与支持，同时也说明了东干人在参政能力上的提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东干人不仅积极参与到所在国的政治事务中，也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交往搭建了桥梁，成为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良好中介，这无疑为东干人在中亚的发展适应提供了保障，正是对所在国家文化的良好适应力，使东干在中亚国家的认可度继续保持与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历史的回顾中亚东干人的政治参与过程，与现实参政情况的叙述，我们可以了解到东干人是如何一步步适应中亚国家的文化环境，及如何以主人翁的精神参与到主流文化当中的。不论是政治身份还是文化身份，东干人作为中亚国家的国民，其经过四五代人的适应，已经对主流文化的认同达到了一种新的程度，我们可以说就文化同化的阶段性来说，已经步入了“结构同化”的过程，即“与东道国社会建立起大规模的群体关系，即完全进入东道国群体和制度的社会网络或社会结构之中”。但这里所讲的 “完全”，并不是指完全同化到主流文化之中了，而是保持着民族的特色成分融入到主流文化中，在适应程度上得到了深化。

　　东干人处于主流文化氛围中，自然会在很多方面参与到主流文化当中，但其聚居区域的文化隔离与传统保护机制也会相应的发挥作用，通过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进而达到一种“融而不化”的状态。这就是我们前文所讲的文化适应的层次，即外围的文化特征最容易被主流文化所影响，从而适应主流文化也最快;而核心的文化特征受其传承机制影响，会对主流文化产生一定的抵制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下，其适应及同化也是最慢的。
　　所以，虽然说其作为整体已经融入到主流文化的社会结构及网络之中，但主流文化的影响也没有深入到其内部，即其主要的群体关系还发生在内部之中，其主要的社会网络与结构也多数在内部中发挥作用，因此内部这套运行体制与文化氛围才是其仍处于文化适应状态的主要表征之一。只有内部结构处于分散及丧失状态，这种与主流文化间的结构同化才有可能发生。因此，政治参与的深入是其文化适应的表现之一，也是其适应主流文化发挥话语权的方式之一，这种形式的参与，将促进其与主流文化间的关系，进而达到进一步适应的目的。

　　注 释:
　　① 中亚东干人是陕甘回族的后裔，在清末陕甘回民事变失败后，他们以难民的身份进入中亚，在中亚百余年的发展中，其如何适应当地社会文化，融入到主流文化当中，是本文要考察的内容。本文试图从政治参与的角度论述其主流文化适应的过程。
　　② О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й оседлых дунганских селении в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области． Ф．44，оп．2，д．16218: 16 ( 哈萨克斯坦国家历史中心档案库，全宗 44，目录 2，卷宗 16218: 16．
　　③ 哈萨克斯坦简明百科全书( 第 1 卷) : 324 ．
　　④哈萨克斯坦国立中心档案库． 全宗 8445、目录 1、卷宗 15: 34 ．
　　⑤哈萨克斯坦通报． 1970 年 0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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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民族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