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研究】胡键：“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欧亚大陆秩序的重塑
2015-09-17 20: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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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来后，关于其定位的问题，学术界、理论界都在争论，各种观点都存在失之偏颇之处。准确认识“一带一路”的科学定位，必须要把“一带一路”放在中国与欧亚大陆各国的发展战略和冷战以后整个欧亚大陆秩序构建的框架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继冷战后政治重塑欧亚秩序不成功之后的新尝试，即沿线各国共同用经济的手段来重塑欧亚大陆秩序。但是，毕竟“一带一路”是中国最先提出来的，在推进的过程中实际上机遇与风险同在。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最大的战略风险就是会被守成的主导大国美国视为挑战。因此，中国要在战略、外交手段、外交方式和价值理念等方面进行创新，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重塑欧亚大陆秩序规避相应的风险。
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对国际秩序进行重构。这话既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之处。中国崛起重塑国际秩序是必然的，但绝非是中国作为国际秩序的主导国而重塑国际秩序，而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在共同发展进程中为了世界共同体的命运而共同重构国际秩序。众所周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亚大陆秩序一直是一个不健康的秩序，先有冷战“铁幕”的分割，导致欧亚大陆成为“一个核桃的两半边”[1]。冷战结束以后，欧亚大陆的秩序仍然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主要是因为受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以及大国的传统地缘政治博弈等的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就是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的推进实施，既能够推进中国内部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突破内部经济发展的瓶颈，又能够与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从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沿线国家携手重塑欧亚大陆新秩序。
欧亚大陆秩序一直事关整个世界的安全与稳定。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都在欧亚大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雅尔塔体系等首先都是围绕欧亚大陆秩序的国际博弈结果，当然后来也是构建国际秩序的重要内容，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国际体系的内容。冷战结束以来，欧亚大陆秩序至少经过了和正在发生着两次较大规模的重构：一次是苏联解体的重构，这个过程虽然完成了，但还有余音；另一次将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并且将矫正上一次重塑的错误。
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对欧亚大陆秩序的重构，是基于政治的力量，也称为政治性重构。一方面，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欧亚地缘战略的重心加快向内陆收缩”[2]。这主要的原因是北约不仅没有随冷战的结束而解散，相反它继续在对俄罗斯方向实施挤压，使俄罗斯的战略纵深不断缩小。另一方面，从国际政治力量来看，多种政治力量在此进行博弈，各大国的地缘战略利益在此猛烈交锋碰撞。除了欧亚内部的主要力量如中、俄、欧、日四强以及印度、东盟等不断在重塑欧亚地缘政治结构外，美国作为域外的政治力量仍然在欧亚地区作为一种特殊的力量而存在，并且是塑造欧亚地区秩序的最重要的力量。[3]政治力量重塑欧亚地区秩序的过程从冷战结束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未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在进行着。从“沙漠之狐”行动（1998）、科索沃战争（1999）、阿富汗战争（2001）、伊拉克战争（2003）、“颜色革命”（2003-2005：独联体地区；2010-2011：中东北非地区）、俄格战争（2008）到迄今为止还没有解决的乌克兰危机（2013以来），都反映了政治重塑欧亚地区秩序的历史逻辑和现实状况。与此同时，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亚政治力量也参与了这个重塑的过程。然而，这个过程总体上是失败的，至少是不成功的。因为，这个重塑的过程是一种零和的博弈。
那么，欧亚地区能否走出零和博弈的困境呢？或者说，欧亚地区秩序的重塑是否有另一种方式呢？在“一带一路”战略设想提出前，实际上欧亚地区的政治家们已经有过诸多的设想，在探索重塑欧亚地区新秩序的问题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其中包括：1992年10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第47届联合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关于建立一个全亚洲范围的地区性安全合作组织的倡议，旨在通过各国专家、学者和领导人之间“讨论亚洲或欧亚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促进亚洲各国间的对话和协商，对地区形势达成一致的认识，消弭相互间的误解、对立与冲突，保障地区的稳定与安宁，进而协商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推动在亚洲地区建立安全保障机制，促进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并建议将这个地区性安全合作组织定名为“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后来在1999年8月举行的“上海五国”比什凯克元首会晤中得到了认可，声明指出：“各方高度重视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支持……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倡议的亚洲相互协作和信任措施会议的进程……”。[4]1998年，当时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提出“丝路外交战略”，倡导把丝绸之路作为欧亚地区各国之间、各种文明之间的联系桥梁。[5]他的倡议也在比什凯克的“上海五国”元首会晤中获得认可，声明指出：“各方支持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阿卡耶夫关于在当代国际合作中复兴丝绸之路的‘丝路外交’构想，以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加强地区和平与稳定。”[6]进入21世纪“上海五国”升格为上海合作组织以后，成员国也在试图借用地区多边组织来重塑欧亚地区秩序。诚然，上述各种倡议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十多年来对促进欧亚地区的合作与稳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7]但是，欧亚地区仍然存在着各种障碍，如各种亚政治力量、相互不信任的认知导致的猜疑等，都严重阻碍着上述倡议和机构对欧亚地区秩序发挥重塑的功能，以至于迄今为止欧亚地区秩序碎片化的趋势仍然存在，且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这表明政治重塑欧亚地区秩序的努力非常艰难。
中国是欧亚大陆上的重要国家，而欧亚秩序的碎片化将成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障碍。在政治重塑欧亚秩序的同时，中国比较早地试图用经济的手段来重塑。2001年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根据中方的提议，当年9月六国总理在阿拉木图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备忘录》；2003年9月，六国总理在北京政府首脑会议上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贸易合作纲要》，联合公报指出：“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便利化是现阶段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任务”。[8]但是，十多年来，多边经济合作始终是步履艰难，双边合作成效也不大。因此，用经济的手段重塑欧亚地区秩序必须要有新的抓手。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就具有创新的价值，尤其是对重塑欧亚地区秩序方面，它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用经济的手段来重塑欧亚地区秩序，目标就是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来共同促进欧亚大陆各国的繁荣和发展。其主要方式大致有：一是利益嵌入式，也就是把以一国为主导把自己的利益通过经济合作嵌入有关各国的利益之中，从而形成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二是市场对接式，即把一国的国内市场通过经济合作特别是贸易和投资与其他国家的市场对接在一起，同时也包括把一国的市场机制与其他国家的市场机制在具体的合作中进行相互接纳，从而形成一体化性质的统一市场，最后各国则会为维护这个市场的正常运作而形成一种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就是用经济的手段来重塑欧亚地区秩序的新设想，上述两种方式在“一带一路”战略设想中并不是相对割裂的，而是同一个手段之下相互补充且同时发挥作用的方式。一方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设想，所以在推进“一带一路”进程中无疑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并且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利益嵌入到沿线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利益之中，与这些国家构筑一个欧亚大陆内部的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另一方面，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并非是要改变沿线国家的市场体制和机制，而是通过最主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把欧亚大陆打造成为首先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最终实现市场体制机制的互联互通，构筑起一个欧亚大陆的统一大市场。这样，中国就与沿线国家形成了一个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虽然，“一带一路”还刚刚开始推进，但从已经开始的项目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与政治力量塑造欧亚秩序完全不同的方式，因为“一带一路”完全抛弃了零和博弈的游戏，而是以和平合作、共赢发展为目标的秩序重塑方式。因而，其结果将不会是欧亚秩序向碎片化趋势发展，而是向更加和平、更加整合的方向发展。
“一带一路”虽然是倡导用经济的方式来重塑欧亚大陆秩序，但这毕竟是欧亚大陆秩序重塑的新的尝试，而且欧亚大陆秩序是国际秩序的关键。因此，无论用什么手段来重塑欧亚大陆秩序，都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设想，用经济手段来重塑欧亚大陆秩序也一样，既有机遇也有风险。
从机遇来看，首先政治力量重塑秩序的情形基本上没有成功，而且还留下了不少后遗症。这给其他方式尤其是经济的方式尝试重塑秩序提供了可能。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设想是基于中国30多年来融入国际体系的经验提出来的。过去30多年来，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是采取一种利益嵌入式的融入方式。“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全球化进程越是发展，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融合程度就越高。实际上中国改变世界体系的能力也越增强。”[9]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不仅没有颠覆既有的国际体系，而且在进入国际体系之后，在利益上与既有的主导国和体系内的其他国家都形成了一种最初是利益捆绑，后来越来越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正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经历，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想，并以此来重塑欧亚大陆秩序。
其次，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和中国崛起，为欧亚大陆的众多经济转型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中国崛起最重要的是基于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在经济转型中，既实现了经济规模的飞跃，又没有出现政治、社会动荡。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转型实现了“整体性的利益增长和社会普遍性收益”，所以中国的经济转型才获得社会的普遍性认同[10]。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尤其是欧亚大陆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溢出效应。过去中国是着眼于内部的发展，以及由此对国际特别是周边产生的带动效应，如果说那还是一种客观上的现象的话；那么，“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和推进，则是中国开始主动把内部的发展效应传导出去的重要举措。
再次，欧亚大陆各国尤其是转型国家不仅都想解开中国崛起之谜，而且也由此对中国重塑欧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期待。在世界各国看来，中国经济发展一定有独特的“密钥”，而这种“密钥”很有可能对世界具有借鉴意义。也正因为如此，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的讨论，实际上就反映了中国发展对外界的影响，更体现了欧亚各国在历经“转型之痛”以后对中国的期待。因此，“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以后，得到了沿线国家的普遍认同，并希冀自己国家的发展能够充分地融入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之中，从而使“一带一路”也成为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这种情形下，“一带一路”的推进就会通过一种“卷蓬荜效应”或者说滚雪球效应而重塑欧亚大陆秩序。
从风险来看，首先“一带一路”是中国首先提出来的，而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国家长期以来被视为守成大国美国的挑战者。特别是在此前，欧亚大陆秩序尤其是亚洲经济—安全秩序是美国主导的。前些年，西方说中国“非和平崛起”主要是担心中国与美国在安全上展开激烈的争夺，这种争夺使战争的风险提高。[11]但是，随着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领域话语权的提升，西方越来越多地担心中国通过自己的经济和金融力量颠覆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而“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被认为是中国颠覆美元金融秩序的具体实践。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就会招致美国的封堵和遏制。这是推进“一带一路”进程中面临的战略性风险。
其次，欧亚大陆上传统地缘政治的争夺仍然十分激烈。虽然欧亚大陆各国都在谋求经济发展，但传统地缘政治的博弈仍然是欧亚大陆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欧亚大陆的特殊性，因此地区秩序的塑造始终未能摆脱冷战的阴影。同时，不仅存在欧亚大陆内部大国之间存在着信任不足的问题，如俄罗斯与欧盟、中国与印度、印度与巴基斯坦等，而且还有域外大国尤其是美国一直对欧亚大陆秩序的塑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颜色革命”以及乌克兰危机等，美国的因素始终是伴随着冷战的阴影和惩戒不顺从国家的心态在欧亚大陆进行传统地缘政治的博弈。这是推进“一带一路”进程中可能会遭遇的政治风险。
再次，欧亚大陆上的亚政治力量十分活跃。“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域无疑是上合组织和东盟所覆盖的地区，而高加索—中亚—阿富汗和中亚—南亚—东南亚长期来就是恐怖主义的“月牙”地带。[12]迄今为止，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仍然是中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最直接的亚政治力量威胁，也是推进“一带一路”进程中最现实的非传统风险。不仅如此，这些因素也带来了“一带一路”项目的经济投资收益和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主观上是要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与世界各国构筑命运共同体。但是，西方尤其是主导大国美国存在着一个“主观臆想的中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对中国的认知存在着“制度化偏见”。[13]因此，中国的倡议往往会被认为完全是出于一种中国狭隘的国家利益。这样的巨大偏差，就需要中国在推进战略设想的实践中进行风险防范。
首先，加紧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虽然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要比“一带一路”要早，但由于美国不愿意把中美关系的定义权赋予中国，因此美国最初并没有真正接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随着“一带一路”战略设想的提出，以及它对欧亚大陆秩序的重塑功能，中美双方通过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来消除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偏见，就显得非常必要和紧迫。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关键是能否长期保持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14]但是，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决不能靠中国单方面的克制来实现，中国单方面的克制建立起来的中美关系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因而也就不是良性发展的双边关系”[15]。只有把中美关系建立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上，才能够真正建立和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其次，打造多边外交平台，创新周边外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能只着眼于中美关系本身，在相当大程度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不能健康发展，一方面决于中美之间的战略共识和长期稳定的框架[16]；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起广泛的共同利益，特别是在多边外交平台上构建命运共同体，“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17]。因此，打造多边外交平台，就是要使多边平台成为“合作的平台”、“对话的平台”、“平等的平台”、“开放且不结盟的平台”、“多层次的平台”。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些平台作为承载中国构建新周边关系与秩序的命运共同体。[18]
再次，弘扬“上海精神”，构筑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合作，取决于持什么样的价值理念。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设想，并不能独自行事，必须要靠沿线国家共同参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寻找重要的战略利益契合国。有的学者提出“战略支点国”，笔者认为这个提法不好。支点意味着是被利用的，一旦利用完毕就可以抛弃。“战略利益契合国”就不一样，相互之间是有利益契合的和相互依存的。不仅与战略利益契合国要相互依存，而且要与所有沿线国家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都要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
最后，要不断拓展和创新国际道义。一方面，推进“一带一路”要信守传统的国际道义如遵守国际规范、维护和争取国际和平、倡导和追求国际平等、伸张和支持国际正义、认同和增进全球利益、关怀和促进人类福祉、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地对落后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等[19]。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要本着真、信、亲、惠的原则来拓展国际道义内涵，创新国际道义的内容。这些国际道义的新内涵包括：一是提供全新的国际公共产品，主要是指共赢发展与综合安全的公共产品；二是提供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当下，推进“一带一路”进程中，倡导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为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三是提供全新的合作方式，也就是开放式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的合作、不结盟的合作；四是提供全新的对外援助方式，特别是借助于中国的高铁技术、北斗导航技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有偿服务，从而使“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具有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科技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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