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在中国，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惟关于中国伊斯兰教育的史料，因无记载，已完全丧失了；真是可惜！近百年的史实，还有口碑，可供参考。我希望专攻中国伊斯兰史的朋友们，对于中国伊斯兰文献资料，努力搜集，赶快整理，“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中国伊斯兰的寺院教育，只注重宗教教育，而不注重普通教育；又宗教学校的学生，只学阿拉伯文而不学国文，这种寺院教育，有种种的缺点。

 

伊斯兰社会，固然需要精通伊斯兰教义和教律的专门人才，来主持宗教的事务，而为一般教胞的导师与顾问。但此类专门人才的养成，颇不容易；必须选择天资聪、性格纯善、旨趣高尚的青年，而授以专门的学识，再加以宗教的陶冶，使他们成为有道德、有学识、有思想、有眼光的学者。他们学成以后，对于宗教事业，才能胜任愉快，不致见异思迁，中途变节。但伊斯兰社会所需要的宗教人才，是有限的；穆斯林子弟，固然不是个个都适于作宗教师，即使统统都可以成为宗教师，势必发生供过于求的现象，而大多数的毕业生，必定失业，这是中国伊斯兰寺院教育的第一种缺点。

 

伊斯兰社会，不但需要宗教师，同时还需要教员、医生、法官、律师、裁缝、木匠、石匠、泥水匠、铜匠、铁匠、银匠……。社会愈进步，分工愈细密，则社会所需的人才愈多。凡是伊斯兰社会所需的技术和工艺，必须有一部分人去专攻，才能满足伊斯兰社会的要求。某种专门人才缺乏时，伊斯兰社会有培养此种人才的义务；各种人才都齐备时，伊斯兰社会有督促各种人才，各尽其职的义务。如果人才缺乏，而不培养；或有人才，而不督促；则整个伊斯兰社会，都不能辞其咎。[关于此点，伊斯兰教育学家安萨里氏（al-Chazzali）的《圣学重光》(Ihyai Ulumuddin),和法理学家沙兑比氏(al-Sbatibi)的《法理集成》 (al-Muwafaqat)两书里，曾有透彻的说明，可供参考]。中国的伊斯兰教胞，因为不明白这条教律，所以历来不注重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有钱的不肯出钱，有力的不肯出力；以为办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者，不能获得真主的赏赐；有子弟的，不问其资质如何，个性如何，志向如何，总要强迫他到宗教学校去；以为非如此，不足以尽其为父兄的义务。大多数的弟子，都因秉性不相近，而中途废学；不但不能为宗教服务，甚至没有谋生的技能。同时，伊斯兰社会，感觉人才缺乏；伊斯兰所需的技师，不能不仰给于教外的同胞。这是中国伊斯兰寺院教育的第二种缺点。

 

我们既是穆斯林，又是中国的公民，我们应该认清穆斯林对社会所应尽的义务，也应该认清中国公民对国家所应尽的义务。穆斯林的义务，是明了伊斯兰教义教律的大纲，和伊斯兰史的概要；对于这些科目，不必费很长的时间，去作精深的研究，因为那是专门学者的义务；更不必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为媒介，因为我们所求的，是这些科目的内容，与文字毫无关系。中国公民的义务，是认识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国际地位，和公民的权利、义务。从前，中国伊斯兰宗教学校的学生，只学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而不学国文，所以国家观念非常薄弱，对于公民的权利、义务，毫无认识；即使对于伊斯兰教义与教律，略有心得，亦不能用国文发挥出来，供教内和教外同胞参考。像先贤王岱舆、马文炳、刘介谦、马复初，那样杰出的学者，真是凤毛麟角。这是中国伊斯兰寺院教育的第三种缺点。

 

民国以来，穆斯林有识之士，深信伊斯兰寺院教育，不能满足新时代的要求，及于宗教学校外，另设普通小学，而于宗教校内，添设国文、史地、博物、数理化、公民等科。

 

此种新式的小学校，和宗教学校，仍有许多缺点，不可不设法补救，以谋其发达与普及。

 

新式的学校里，不教授伊斯兰常识，不注重宗教陶冶，以致毕业的学生，不明了伊斯兰教义，不遵守伊斯兰戒律，吸烟、饮酒、赌博、宿娼、放僻邪侈，无所不为；因而，使一般家长，大失所望；同时，贻顽固的教友以反对新式学校的口实。他们常说：“读汉文就要变汉人”，未尝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一般无知的家长，当然受他们的蛊惑。新式学校之难以普及于各地的伊斯兰社会，原因固然复杂，然而新式学校之不能适应伊斯兰社会的特殊环境，——据我的观察，——要算是最大的原因。

 

新式的宗教学校里，以阿拉伯文的原文为宗教科的教材，以致学生们因文字的障碍，而难以领会伊斯兰的精义。此外还有国文、英文、史地、博物、数理化、公民等学科，把大部分时间占去了；学生们以有限的时间与精力，去研究精深的宗教学，当然不易成功；其余的学科，也因为被宗教学把时间与精力分散了，所以成绩不很好。此类学校，若不从根本上加以改良，则教材虽新，教法虽良，亦难收到很好的效果，这是我敢断言的。

 

我们中国的伊斯兰同胞，既有特殊的信仰与礼教，我们自己当然要创办一种适合于我们伊斯兰社会环境的学校，以教育穆斯林儿女。此类普通学校（无论是小学或中学），其课程大纲，可以遵照教育部关于边疆教育的章程；但须以教义为必修课，每周最少两课，最多三课。教义科的教材，须用国文编辑，以便教学。学生只须学会阿拉伯文的拼音，能背诵古兰经中最简易的三五章，和拜内的祈祷词就够了，不必多学阿拉伯文，以免妨碍其他的功课。此外应当训练学生礼拜、斋戒，以涵养其服从命令，谨守时刻，整齐严肃，坚忍耐劳等美德，以实践我伊斯兰1300余年来的“新生活”，以免穆斯林的子女为恶劣的环境所腐化，否则，官立和私立的普通学校，已经很多，穆斯林的子女，到处可以求学，我们又何必自设学校呢？如果我们把办学校的经费，用作奖学金，以奖励成绩优良，品行端正的穆斯林学生，收效不更大吗？若因穆斯林学生太少，或经费支出，而不能创办伊斯兰小学或中学，我们可以不必勉强，无妨将子女送入现有的官立学校或私立学校，而集中教友们的随意捐，作为奖学金之用。此外于每年假期间，可以开办教义讲习班，免费的传授宗教常识。其诚意向学，成绩优异者，酌给奖金。此外宜于各清真寺，设立阅书报室，把国内国外的宗教典籍，和定期刊物，尽量的罗致来，供教友们阅览，以补宗教教育之不足。

 

我们应该认清：宗教学，是宗教学；阿拉伯文学，是阿拉伯文学。精通宗教学的，未必精通阿拉伯文学，例如：印度、波斯、阿富汗、土耳其、南洋群岛的宗教学者，大都以本国文为媒介，而获得渊博的宗教学识，对于阿拉伯文学，则无何根底。反之，精通阿拉伯文学的，未必精通宗教学，例如：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阿拉伯的国家，其文豪与诗人，对于阿拉伯文学，已升堂入室了，对于宗教学，却平平不足道。我们无论要提倡宗教学，或阿拉伯文学，却应该将这两种学科，分为独立的两系，而以国文编辑宗教学的教材，以便学生们择其性之所近而专攻之，则进步必定迅速，成绩必有可观。我在这里，可以再举一个更切近的实例，以证明我的主张是正确的。我国中小学的科学教本，完全是以国文编成的，学生们还怕学数理化等深奥的功课，倘若采用英、法、德文的书籍，为数理化等科的教本，那么中小学生的成绩，还堪设想吗？中国历来的宗教学校（无论是旧式的，或是新式的），一律以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原本作教材，中国的宗教学，怎能发达而普及呢？

 

再就学生的程度和课程的纲要而论，欲专攻宗教学的学生，以高中文科毕业者为最合格；最低限度，亦须初中毕业，国文通顺，常识丰富者，才为合格。他们应学习的科目，是辨证派的伊斯兰哲学，（凯拉目），苏非派的伊斯兰哲学（太算悟弗），伊斯兰伦理学、古兰经学、古兰经注释、圣训学、圣训注释、伊斯兰教法学、伊斯兰法律学、比较宗教学、穆圣传、伊斯兰民族史、伊斯兰文化史、伊斯兰教育史、伊斯兰哲学史等科。各科的教材，应该统统以国文编辑之，以免学生因文字的障碍，而不能了解伊斯兰精义。学生们的阿文程度，只须能正确的诵读原本的古兰经就可以了。伊斯兰经典，是阿拉伯文的；研究宗教学者，能精通阿拉伯文，便能博览群书。由宗教系毕业的学生，如果有机会专攻阿拉伯文学，那是再好没有的了，我们当然要表示赞成与奖励。

 

欲与攻阿拉伯文学的学生，也以高中文科毕业者为最合格；最低限度，亦须初中毕业，国文通顺，对于英文或其他外国文，有相当根底者，才为合格。他们应该多读书、看报、作文、会话，实际的去练习阿拉伯文，而获得应用阿拉伯文的技能；不可以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去研究文法上的理论，去死记文法上的条规，而忽略了实际的练习，以免再蹈旧式学校毕业生不能读、不能写、不能作、不能说的覆辙。初级学生最好的教材，是天文夜谭、印度寓言、现代的小品文，和短篇小说。高年级学生，最好是读阿拉伯历代诗文选和现代的文集和诗集。课外宜读埃及最有价值的报章杂志。倘若能藉无线电收音机，常常听到由开罗广播的古兰经学术讲演，则进步更快了。此外须练习中阿互译，以养成翻译的专门人才，而为沟通中阿文的媒介。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伊斯兰经典，是阿拉伯文的，关于宗教的典籍，也是阿拉伯文化占多数，精通阿拉伯文学者，欲研究宗教学，那是非常容易的事。

马坚先生

五十年前，埃及只有宗教学校，而无普通学校，其情形正与中国伊斯兰社会以前的情形相仿佛。近五十年来，将宗教教育，与普通教育分离，二者都得自由发展，而各臻于极度盛之域。其他阿拉伯的国家，一方面，采用埃及的课程大纲，各科教材；一方面，聘用埃及的师资。可见宗教教育与普通教育之分头发展，已成为必然的趋势了。

 

在这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国内还有许多穆斯林青年，自幼学习阿拉伯文；这般青年，直至现在，还没有感觉到学习国文的需要者，固然很多；自愿学习国文，而苦无机会者，也不少，我们应该为他们谋学业上的进步。一方面，改良阿拉伯文的教材与教法，使他们能读、能说、能写、能作、有到外国深造的能力；一方面，添授国文，和科学知识，把他们养成适用的宗教师，以满足中国伊斯兰社会迫切的需要。我们为惜才计，不可以让这般聪明好学、有志上进的青年，自生自灭，而不替他们谋补救的办法。

 

译托氏《伊斯兰教育史》后，仅就十余年来，在国内外，观察所得，感想所及者，随便写了一点浮浅的见解，非敢标新立异，自树一帜；不过以十二分的热忱，将一得之愚，贡献给关心中国伊斯兰教育的同志们做参考。

 

托氏书中，不会讨论到中国伊斯兰教育；现在我来补充几句，愿读者不致认为那是题外的话罢。

 

 

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