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伊斯兰之传入柳州

伊斯兰（Islam）之初传入柳州，就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记载或别种资料说，尚不能确定是在甚么时候。我们现在只可以说，在明代末年，伊斯兰大概已经传到柳州了。

民国十一年《重修清真寺碑记》：“盖闻吾柳之有礼拜寺，乃始于有明中叶。”案此记尚未上石，原稿存柳州潭中路回教礼拜堂中。其撰作时期过近，不能据以为证。

较早之记载，为上述礼拜堂所存之光绪十年（1884年）《重建大殿碑记》，内有云：“柳郡城内外各有清真寺一座，相传创自前明。”既有清真寺，当已有伊斯兰。然此碑之制作时期，去明崇祯末年（1843年）亦有二百三十九年，且碑文自称“相传”，已非肯定的话。所以此碑之作证能力亦甚薄弱。

更早之记载，礼拜堂中尚存有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邓尚义、杨青共立之碑，有云：“柳郡在前明时，（回）民人烟寥寥。迨我朝仁育百余年，生齿日繁，至二百余户。”此碑较前碑早一百一十二年，去明之末年仅一百二十九年，为时尚不甚远。且二百余户伊斯兰人在柳州的定居，如非有特别原因，则一百三十年的逐渐汇合繁殖，恐怕也是需要的。所以，此碑所记，大致可以相信。

另外，我觉得桂林《白氏宗谱》所记，更为重要。据宗谱，伯笃鲁丁（Badr al—Din）之孙永龄，携兄弟永清、永秀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游宦粤西，遂在桂林落籍，而永秀之后繁昌特甚。依此，则在洪武十三年，已有伊斯兰人伯氏（即白氏）定居桂林。此时，随伯氏游宦粤西之伊斯兰人及继伯氏而来桂林之伊斯兰人，当大有人在。所以，在明代中叶，伊斯兰人能在桂林西门外建筑一个规模宏大的清真寺，而清真寺中的礼拜堂竟能容纳五百左右的人作赡礼之用。自洪武十三年到明崇祯末年，桂林底伊斯兰至少已有二百五六十年的历史了。以柳州在广西的交通地位、政治地位、军事地位，和桂林柳州间之水陆交通底便利说，在这二百五六十年的长时期中，桂林底伊斯兰人因为经商，因为游宦，因为军职而往来于桂林、柳州之间，以致逐渐有向柳州移居的伊斯兰人，应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依照这种情形，我们说伊斯兰在明末已入柳州，大概不能算是武断。
 

1937年《柳州回教特刊》

二、鹧鸪台清真寺

与早期柳州伊斯兰有关系的，在传说中只有建筑在柳州东门外的鹧鸪台地方的清真寺。

这个清真寺，据现在柳州父老相传，是建筑在明代的。前引光绪十年《重建大殿碑记》也是这个说法。碑记中所说的城外清真寺，就是指这个寺说的。这个寺在咸丰七年（1857年）因李文茂之乱，连同柳州东门外的繁盛区域，一概被焚。事后一直没有人来重建。这寺底旧地，也于民国二十六年卖掉。现在想找到这寺底一片残碑都不可得，旁的记载更是没有。我们如想决定这寺是否明代所建，是很困难的。

依我个人底看法，这个寺虽不必是明代所建，但尽可是柳州伊斯兰初期底建筑。我的理由，约有两点。第一点从明末伊斯兰之传入柳州，到康熙十一年（1672年）城内清真寺之筹建，至少要有三十年的光景。在这三十年中，定居柳州的伊斯兰人是可以建筑一个清真寺的。第二，以鹧鸪台清真寺底位置来说，是正建筑在旧日底商业区域。出了寺底大门，就是柳江底一个码头。在码头底对过，正是通桂林底驿道。据《柳江县志》，在这个码头和驿道中间，原来还设有官渡船。鹧鸪台清真寺正建筑在这个水陆交叉底某点上，似是初来柳州的伊斯兰人为往来柳州的教胞之方便而设。这寺建筑的时候，大概定居柳州的伊斯兰人还很少，或者定居柳州的伊斯兰人虽已相当地多，但大体上都住在东门外的商业区而多半是作生意的人。依这两点而论，鹧鸪台清真寺之为柳州伊斯兰底初期建筑，似尚近实。

三、马雄

以上两节所说，都可说是柳州伊斯兰之传说时期的事情。柳州伊斯兰之开始有正确的记载，是在康熙年间。柳州伊斯兰之开始有较巩固的基础，也是在康熙年间。在这时候作这种建基事业的，是马雄。

马雄是陕西固原人，见柳州柳侯公园内之《广西提督碑》。又《平定三逆方略》卷二六，康熙十五年九月辛巳下，图海奏：“原任广西提督马雄之母及族人俱在固原。”此亦见雄为固原人。

马雄先在广西任总兵，康熙十二年（1673年）始继线国安为提督。《清史稿列传二六一·吴三桂传》：“李定国陷桂林，……国安与总兵马雄全节力战，复桂林，走定国。”又：“（康熙）十二年，三桂反，上授（孙）延龄抚蛮将军，起国安都统。时节亦前卒，雄代国安为提督。”此均可见雄之宦历。《清史稿》说线国安为提督时驻南宁。但柳州底提督碑有雄底姓名，且雄在此年以后之活动见于《方略》、《史稿》及柳州礼拜堂之各碑者，均以柳州为中心，似雄继任提督时，即驻于柳州。这时正值吴三桂之叛，柳州在当时军事地位上的重要是远过于南宁的。

雄继任提督后，在广西底军事地位大为提高。他对于当时广西底军事全局，大有举足轻重之势。清圣祖深知道这一点，所以虽有人向他告密说雄有“谋为不轨”的事，但他总还是想用政治的手腕去拢络。所以他于康熙十三年五月，谕雄，说这是逆贼底巧计，要离间君臣（见《方略》卷七）。但是雄完全不听这一套话。这道谕旨颁下，又到四个月，九月间，雄竟然公开地跑到吴三桂那边去了。当时两广总督金光祖奏：“广西提督马雄、江左总兵官郭义降贼，全省变动。”（见《方略》卷九）十月，光祖又奏：“广西全省变动，贼势愈炽。入粤大兵应取道南雄，星驰赴救。”（见《方略》卷十）十四年十一月，光祖再奏；“叛镇马雄同滇贼王宏勋等至高州，高雷廉叛兵合计，约有十万。……乞添发大兵前来应援。”（见《方略》卷十九）十二月平南亲王尚可喜奏：“逆贼刘进忠勾引郑锦入潮，祖泽清勾引马雄至高，雷廉失守。粤东十郡，竟失其四。今将军舒怒、总督金光祖复退回肇庆，事势危急，较昔为甚。”（见《方略》卷二十，康熙《东华录》卷十六）雄对于清廷的叛变，不只已改变广西全省底战局，并且更给广东以极大的威胁。雄底兵力所届，简直是所向无敌的样子。

清廷底军队，既对于马雄没有办法，于是这位圣祖又打算从政治方面想办法。康熙十五年（1676年）九月，派雄子马承先、马承霄持雄母底书赴雄处招降（见《方略》卷二六）；十二月又派督捕理事官麻勒吉去招抚，给雄的谕旨说：“尔世受国恩，劳绩素著，镇守西粤，绥厥严疆。自吴三桂、孙延龄二逆反叛，整兵防御，力保孤城，邀执伪差，矢心报国。尔之忠贞，朕久已洞悉。后缘贼氛逼近，援绝势单，当力难拒［据］守之时，为暂尔自全之计。推原情事，谅非本怀。……以尔摅忠有素，简任多年，追溯前劳，尤深轸恻。今特颁专敕，宣谕朕意。尔果翻然悔悟，弃逆效顺，将尔已往之罪，并所属官员兵丁，悉行赦免，照旧录用。若能剿寇立功，仍行加恩，从优议叙。尔其勉励忠贞，无怀疑惧，以负朕笃念勋旧至念。”（见《方略》卷二七）在这道渝旨里，圣祖盼雄速受招抚之意，跃然如见。他的意思，简直是说：只要你肯受招抚，一切无不可通融办理。雄在当时战局中地位之重要更可因此而益彰了。但这次招抚的使臣尚未到达军前，而马雄已经病死。死的时期，据《方略》卷三十六，是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死的地点，据《清史稿·吴三桂传》，是在雒容。雄死后遗体似运回柳州，故康熙三十四年马化麟《重建清真寺碑》说他的灵柩安厝于柳州城内清真寺之左。

以上所述，为我们现在所仅知道的关于马雄个人底事迹。就这些事迹来说，马雄从驻柳州到死，一直是柳州底一个最要紧的人物。这一点使马雄对柳州伊斯兰的设施，有不少的方便。

四、城内清真寺底创建与马雄

柳州清真寺，向有城内寺、城外寺之分。城外寺，就是鹧鸪台清真寺。城内寺，就是现在潭中路回教礼拜堂。

城内寺，据传说也是建筑在明代。光绪十年《重建大殿碑》记：“柳郡城内外各有清真寺一座，相传创自前明。”民国十一年《重修清真寺碑》记：“盖闻吾柳之有清真寺乃始于有明中叶。当创造伊始，一建于东关外鹧鸪台，一建北门内县后街。”这两碑底话就是依据这种传说写的。但这个说法之不可靠，甚为显然。现在寺内分明有一块康熙三十四年的碑，碑文底末尾附刻有“寺基原契”底全文。契文上所开地址，正是现在的寺址。契文上所记的事由，是“情愿断卖与乡老马一龙、张应海、姚正祖、马一明、段君捷等作清真寺”，“自后任凭买主兴工起造。”契文未尾年月，是康熙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据这三点看来，是在康熙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才开始有了这寺底寺基，才开始有原业主声明“情愿断卖作清真寺”，才开始有在这块基地上“兴工起造”清真寺之可能。在明代，如何会在这里有一所寺呢？

自康熙十一年把寺基置下后，原买地基人似一时尚没有能力“兴工起造”，或者虽经兴工起造，而规模甚为简陋。但此后不久，马雄即在柳州作了提督，一所新的清真寺便在他手里创建起来。康熙三十四年碑说：“清真寺者，系原钦爷（命）马大老爷驻镇龙城（柳州）率吾教人捐赀创建，阐扬正道，朝夕礼祝之所也。”此碑之立，去雄之死，不过十七年，其言自属可信。道光十三年《重修讲堂记》说这寺是“经公爵军门马公重建”，殊与“寺基原契”及康熙三十四年碑不合。马始任提督时正是置购寺基的第二年。马雄死时，是置购寺基底第七年。在这短短的几年中，柳州既未经重大之骚乱，如何会于创建之外再来一次“重建”呢？

马雄所创建的这所寺，规模当相当宏大。所以康熙十九年，清兵定柳州时，寺毁于火，而康熙三十四年重修时，会有“欲仿旧址之建造不能”之语（见重修碑文）。

这寺底创建年月，不能确定。但我们既知这寺是雄建，则这寺底创建时期应当在雄初任提督之后，死亡之前，即在康熙十二年至十七年之间。

这寺底创建，是柳州城内有清真寺之始。到了现在不只没有别的寺来代替它．而且它反而成了柳州全境底唯一的清真寺。

本文刊登《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

五、窑埠村回教坟山与马雄

柳州伊斯兰人底公共墓地，依我们所知，共有三处。一处在城东柳江西岸窑埠村；一处在城北约一里之观音阁；又一处在城北五里路的黄村。观音阁墓地，置于道光末年。民国十六年，这块墓地为公路局不告而占了一部分。二十五年，当局又以建筑公共礼堂底名义收用了另外的一部分。黄村墓地，经林用和手，置于光绪末年。近三十年教胞死亡者多葬此处。这两处墓地底历史都很近，且规模不大。其规模颇大且历史较远者，只有窑埠村一处。这一处的墓地，大家都叫它作回教坟山。在靠近这处墓地的山岩上也是有“回教坟山”四个一尺见方的大字深深地刻着的。

所谓“回教坟山”的这块墓地，面积甚大。墓地西南角有经亭一座，下层以青石砌成，有拱形门洞，有高尺许的石板作门限，洞顶有容纳门枢的圆孔两个，显见当初有两门之设。门洞内有石阶可至上层。上层原有木质建筑，久已倾圮，被人拆去。门洞前，上方嵌有石额，大书“静观”二字，时期为“丁已年冬月吉旦”，东北角也有经亭一，形制相同，惟无款题。

墓地周围，大体上有小狭径环绕，墓地西南部与东北部间亦有一小径。墓地内所葬，当在万冢左右，墓碑之现存者约有二千左右。

这处墓地底历史，许多人都相信始自明末。但据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材料，只能说这处墓地是在康熙年间已经有了，并且是在康熙十六年而大具规模的。我们在这处墓地里所见到的墓碑，最早的四个：

    一“周故显考唐公之墓，原命生于甲戌年，殁于周四年八月三十日。”
    二“明故父刘公讳天瑞之墓，不幸于丁巳年一月初一日辰时在家因病逝世。戊午年七月十八日，孝男长光。”
    三“明故显考欧阳讳信之墓，原命生戊申年正月初二日戍时，殁于戊午年七月初六日巳时去世。大明昭武年仲冬月初七日，孝妻龚氏。”
四“北京宛平县教门明故马公汝林之墓，生于庚午年十月十八日，殁于昭武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第一碑底“周四年”，是康熙十六年，吴三桂称周之第四年也。第二碑底“丁巳”，也是康熙十六年。第三碑第四碑底“戊午”和“昭武元年”都是康熙十七年，昭武是吴三桂称帝后的年号。依这四碑所表示的，这地方在康熙十六七年已经是伊斯兰人底公共墓地，故有好几家底亡人都聚葬在这里。但在这四墓碑以外，我们没有见到更早的碑，或别的证据，所以我们只能说这墓地在康熙年间已经有了，而不能断定它是否始于明代。至于一般人以这墓地之始于明，我个人以为，并不一定是根据前辈底传说，也许是由于对上列几块墓碑的误解，也许他们见到墓碑上刻有“明故某某”及“大明昭武”，便以为是明代遗物。不知所谓“明故某某”实与死者之死亡时期无关，“大明昭武”实系“周昭武”。三桂初以恢复明室相号召，而后来却又自己称帝，很容易让当时民众把“昭武”的年号误放在“大明”二字之下边的。

经亭建筑时，石额上既称“丁巳”，当也是康熙十六年的丁巳，而建筑人，我想也是马雄。在这时候，柳州底伊斯兰人以提督马雄为最有力量。而且这时，马雄为吴三桂作战已三年，他的属下之伊斯兰人当有相当之死亡，同时城内清真寺方经落成或将要落成，这正是他能够经营公共墓地的时候，也是他需要经营公共墓地的时候，更是他应该贯彻创设城内清真寺的作风而经营公共墓地的时候。我们舍掉这个“丁巳”，实在再找不出更合适的“丁巳”，我们舍掉马雄，实在也再找不出建筑经亭的更适合的人了。

依经亭建筑的体制，西南角有右额的经亭必是当年墓地底前门，东北角者则是后门。既有前后门，则连系二门之间者，必有围墙。现在环绕墓地之小径也许就是当日围墙的遗址。有前后门，有围墙，则必有守墓之人司门户启闭及修墓、除草与接待经师诸役。有守墓者，则墓地上必建有住房，或即住于经亭上。另外，墓地必有常年经费以供守墓人及修葺之用。诸如此类的制度，大概在康熙十六年，马雄建亭及其附属工程时，都拟有一定的办法。所以上文说，在这一年，这座墓地便大具规模。

至于“回教坟山”之称，不知始于何时。但我在乾隆十三年马门吴氏底墓碑上已见到这个名字。说不定这个名字，也是始于康熙年间呢。

六、马雄在柳州延聘伊斯兰名师

马雄对于柳州伊斯兰之贡献，固在创建城内清真寺及经营回教坟山，但更为重要者，则是延聘许多著名的经师。雄子承荫序《清真指南》说：“予先大人以提督西粤，戎务之暇，辄与一二师学咨论教典，追研精义。是时，予虽龄稚而习闻焉。如秦之李秉旭，楚之马明龙，鲁之常永华、李延龄，吴之马君实、马之骐、马承益，粤之皇甫经，中山之舍起云，燕之马化蛟，渊源实学，道脉真传，东土之不多得者。”依此则雄所延聘之著名经师，实在不少。现除李秉旭、马承益二人待考外，其他八人之事迹，皆略有可徵。

马明龙，湖北武昌人，著有《醒己省悟》，现有刻本。

常永华，或作常蕴华，名志美。其先为撒马儿干人，后落籍济宁。精波斯文，著有《波斯文法》，现犹通行南北各处。永华在近代中国伊斯兰史上的地位甚高。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伊斯兰底经学中遂渐渐有山东派底产生。《清真先正言行略》卷下有他的传。

李延龄，名永寿，山东济宁人。弟子马伯良著《教款捷要》，延龄曾为校定。再传弟子刘智，为近代中国伊斯兰史上仅有之大师。

马君实，名忠信，江宁人。在康熙、乾隆时，与马明龙齐名，著有《天方卫真要略》一书，有汉中马大恩刻本、龙州马鼎元刻本。

马之骐，字仲敏，江宁人，与《清真指南》著者过从甚密，曾为注参定《指南》八卷。

皇甫经，广东人，曾在湖南任经师。有送马注诗，见《清真指南》卷首。

舍起云，山西人。伊斯兰学术和中国经史的造诣都很深。曾就中国伊斯兰通行之拜诵婚丧诸礼节，订正其不合时宜或经典者十八条，大为一般人所诟病。但起云自行所见，不为浮言所动，而追随他的人也一天一天地多起来。起云有传，见《清真先正言行略》卷下。

马化蛟，曾任北京经师。化蛟有送马注诗，见《清真指南》卷首。

马雄延聘了这些著名的经师到柳州来，可以想见当时柳州伊斯兰讲学之风甚盛。这给予柳州伊斯兰人的影响，当不在小。而他之能延聘舍起云，也可看出他对于伊斯兰是具有比较开明的态度的，这对于当时的柳州伊斯兰人或不能不发生一点作用。可惜文献过于缺乏，现在我们对于当时的详细情形，已不能知道了。

七、马雄死后之柳州伊斯兰

马雄死后，到现在止，约二百六十一年。在这二百六十一年中，柳州伊斯兰约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马雄死时起到康熙十九年清兵定柳州时止，共二年。在清兵定柳以前，雄子承荫承继了雄底位置，柳州没有甚么变动，柳州伊斯兰底情形大体上当还照旧。

第二时期，是从康熙十九年清兵定柳州时起，到咸丰七年李文茂之乱止，共一百七十七年。清兵定柳州时，对柳州大加破坏，城内清真寺既被毁，柳州伊斯兰人之生计亦大受影响。故康熙三十四年《重建清真寺碑》中尚有“为流难所困”之语。但自康熙三十四年起，先后赖广东人马化麟、提督乌大经、经师杜从云、经师伍万春之力，城内清真寺之建筑，一天比一天地整齐。同时，依现存各碑所记之人名及捐款数来看，柳州伊斯兰人底生计也慢慢地好起来，人口也慢慢地增加起来了。乾隆三十七年邓尚义、杨青所立的碑，说这时的伊斯兰人有二百余户。如果我们说康熙十九年以前，是柳州伊斯兰底建基时期，我们不妨说这第二个时期是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一直到了李文茂之乱算是终结。

咸丰七年李文茂之乱，柳州元气大为伤损。光绪元年《传信碑》说：“咸丰年间，广西兵乱二十余年，田土荒废，乏人耕种。”当时伊斯兰人之流离失所者，不知有多少人。事定之后，据故老口传，仅四十余户。嗣后，休养生聚，到近年才有一百四十余户。从咸丰七年到现在，约八十二年，可以说是元气迄未恢复。这是柳州伊斯兰底衰落时期，即雄死后之第三时期。

综观这三个时期，最近一期自不能及马雄时之盛。第二时期就城内清真寺之建筑及伊斯兰人数目之多说，或比马雄时好些。然无论在这三期中的哪一期，我们却还找不出第二个像马雄这样地能在好几方面提倡伊斯兰的人。所以在柳州伊斯兰史上，马雄不只是一个空前的人；而且，算到现在止，也还是一个绝后的人。我们不说马雄在政治军事上的成就或是非，只说他对于柳州伊斯兰的功绩，他是值得纪念的。

去年十二月，自桂林来昆明，在柳州候车，时逾一月，因就便询问柳州伊斯兰故实，成《柳州回教考》一文。近乘课暇，略改旧稿，别题今名以就正有道。柳州回教礼拜堂翁永修阿衡对此文供给不少之资料，谨于此敬申谢意。
 

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昆明

——载于《西南边疆》1940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