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体现“衡平、民主、平等、独立”精神的法学思想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另一核心价值体系是伊斯兰法，它也是伊斯兰教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伊斯兰法阿语称“沙里阿”（sharia），意为“安拉指引的道路”。它除了阐述宗教信仰问题外，还包括民法、商法、刑法等内容。伊斯兰真正的立法时期是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居住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古兰经》已经包含若干律例，并产生了解释法学问题的圣训。《古兰经》和圣训是伊斯兰法学思想的两个最重要的源泉。
在麦加降示的《古兰经》篇章还没有涉及民法、刑法等法学方面的内容。这些篇章主要解释伊斯兰教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信仰和敬畏安拉，信先知、信末日等，并命令人们完善自己的道德，如：公正、行善、践约、宽恕等，还有禁止悖逆安拉、禁止滥杀无辜、禁止活埋女婴、禁止奸淫、禁止使用小秤小斗等方面的规定。至于买卖、债务、利息等商业和民事方面的法学规则及如何对待和处理杀人、偷盗等问题的刑事方面的法学规则完全包含于在麦地那降示的《古兰经》篇章里，其中《黄牛章》与《妇女章》所包含的法学内容最多。
众所周知，《古兰经》的篇章是按照天启的时序排列的，并不依照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也不分门别类，所以有关法学及律例方面的节文没有集中在一起（除有关遗产、婚姻和离婚等少数节文外）。
至于圣训，它和《古兰经》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穆罕默德口述的，后者是安拉启示的。圣训解释了许多《古兰经》的节文（包括《古兰经》的法学原理），如拜功的仪式和时间，天课的数量和条件等。如果说《古兰经》是伊斯兰法学的框架，圣训则是这一框架上不可缺少的构件。正如艾哈迈德·爱敏指出的：“圣训的律例是很多的，《古兰经》笼统指示的地方，圣训分析它；泛指的地方圣训规范它；还增加了若干《古兰经》里没有的东西。”[1]因此，当时的学者非常重视收集圣训这项工作，曾用法典的分类法，将圣训分专题编目。最早按法典分类法编纂圣训的著作是布哈里（公元810—880年）的《至圣实录》。时隔近千年之后，邵卡尼（公元1758—1834年）撰写了《完成愿望》一书，其中收集了六大《圣训录》的圣训条文，按照法典分类法编辑并详加注释，然后从中撷出法律条文。
由此可知，《古兰经》和圣训是伊斯兰法学的两大来源。伊斯兰教的法律原则和规则是首先建立在安拉的定制之上的。相对罗马法等世俗法的唯功用性质而言，伊斯兰教的法律具有宗教意义上的神圣性。任何人不得违反之，任何人不得越出明文的规范。在没有明文规定的条件下，法学家、立法家也不是束手无策。他们可以根据《古兰经》和圣训的法学原理从事创制。然而，与主启的法律不同的是：对于创制的法律，立法家可以根据法律的现实性要求对法律条文进行司法解释和修改，甚至废除某些不合时宜的法律条文。
在伊斯兰法学史上，“意见的法律”（或称“类比的法律”）是创制的突出典范。“意见”一词在伊斯兰初期含有“公正”的意思，即对“公正”与“亏枉”所表示的正确意见。伊本·古太白在解释“意见”的含义时说，意见就是为寻求真理，经过“参悟”一般的深思熟虑之后而发表的见解。另外，根据肯迪所写的《法官传记》记载，埃及法官伊雅德·俄拜杜拉曾经写信给哈里发欧麦尔，请求解释一个难题。欧麦尔回信说：“关于这个问题，并无依据，你可以用你的意见解决。”[2]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圣门弟子中，欧麦尔最擅长用意见解释法律问题；也就是说，在没有《古兰经》和圣训明示的情况下，他能依据《古兰经》和圣训提供的法理，拓展法的应用范围，以解决各种新问题，如远征胜利后的城镇规划与建设，对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重新整合等。显然，这些前所未有的问题带有相当程度的挑战性。所以，在处置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的重大法学问题方面，欧麦尔一直被誉为“立法的栋梁”。
[1] 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2版，第2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