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9年斋月前后直到2000年初的几个月里，先后有22名朝气蓬勃、满怀激情的女孩子由西北穆斯林的腹地——临夏——而迤逦南下。她们像22粒种子一样飘向千山万壑的云南，在或贫瘠或肥沃的土地上开始了自身的成长。那时候，除了她们所去的地方外，很少有人关注过她们的动向对她们自身、她们周围的人群以及我们的将来意味着什么。

　　一年多之后的今天，当我们开始追寻她们的身影时，才觉得我们已往所标榜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追求最多不过是精神上的慰藉，像她们那样在青春年少的时候，不顾城市生活的诱惑，只身进入此前毫不熟悉的山寨，经受着气候人文等各方面前所未有的压力，努力实践自己所学和理想的人是我们远为不及的。她们是一面镜子，不只可以照出我们的不足，更能反映中国穆斯林的需求与趋势。

　　这22名女青年是临夏中阿女校第十五届毕业生。实际上她们还没有正式毕业，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算作完成学业，才能领到毕业证。

　　校长马秀兰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了一沓子红塑料皮的毕业证书给大家看。她说：“我们一直坚持学生必须学完学业，董事长也是这样要求的。可是没办法，云南要人要得太急不去不行。那边很多学习班都成立起来了，没有老师怎么办，怎么学?学员们盼老师，办班的人更是急得不得了，一天几个电话地催。我们不能不顾人家的学习热情，只能尽量往外派。也可以说她们是被一抢而空。”因为很多人没来得及参加毕业典礼即奔赴了工作岗位，所以第十五届毕业生的毕业证大部分都是瞅机会送出去的，有一些人至今还没有拿到手。

　　因为中阿女校在此前一直都保持低调行事的状态，所以其毕业生去向一般不为外人了解。人们在谈论国内阿校前景时，总免不了要为毕业后的工作而唏嘘。虽说有些学生的觉悟很高，认为职业并不重要，关键要看你是不是为主道而奋斗。但现实终归要让人考虑吃饭的问题，而且很多人必然要因此为五斗米折腰，不得不放弃心中神圣的理想，整天奔忙在生意场中。一旦到了东南沿海，尤其是在广州、深圳一带看到他们劳作的身影，你会为之而黯然。我甚听说有很多人被拉入了传销的旋涡，最终落得个血本无归。在现实的境遇下，阿校也在不断地调整、不断地定位当中，到现在也难有稳定、良好的态势令当家人长出一口气。

　　在此背景下，人们常常笼统地说阿校的毕业生是个问题。人们并不大清楚女校的毕业生是不同的，她们总是被一抢而空。这种情况就像几滴水滴在干涸的土地上，离所需仍然很远

　　供需失衡的局面似乎由来已久，不知为什么男校的毕业生少有作为。本报从创刊伊始便全力关注中国穆斯林的受教育和再教育问题，期间多次报道了妇女的学习状况。作为家庭的伊玛目，妇女们的学习热情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高涨的时期，这可以叫作中国穆斯林妇女的自觉时期，我们由此也可以评估若干时间内的教门走势。这里不谈别的，单说这种热情业已造就了巨大的需求，师资变得格外稀有，以至于到了非“抢”不可的地步。于是，我们也可以为阿校男生去向茫然找到一条站得住脚的理由——妇女的学习热情远远高于男人，女生当然是最合适的教育者。

　　合适的教育者与合格的教育者是有分别的。把一个合适的人造就成一个合格的教育人的人要制定严格的制度，要建立良好的机制，要有科学的方式方法、有因材施教的意识、有因地制宜的态度，更要有舍我其谁的的气慨……中国的阿校得具备多少素质，才能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摇篮”?

　　相对于国内的男校，中阿女校比较单纯地将自己定位为“教师的摇篮”，而且是始终不渝地贯彻了这一点。从理论上讲，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教师。就实际际情况看，前一二年级的学生流失率很高，达到30%。于是，女校采取的是四年两段制，一班学生的成才可谓是披沙拣金。

　　 四年两段制是针对学生状况的变通之法。一、二年级的学生主要接受普及教育，学校立足于把她们培养成一个合格的穆斯林，使她们达到可以指导自己和家人的水平。到了三、四年级，学校着重将她们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宣教士，可以担当起为一方民众传道、解惑的水平。为什么不从一年级就开始就对她们进行严格的训练，而要等到三年级呢?马秀兰解释说“现在的学生复杂化了，层次也不一样了，有高中生，也有初中生，有为求学而来的，也有家长为避风（社会风气）而送来的，各种各样的思想状态，开始很难管理。新生甚至有一首地下传唱的歌称她们是“戴头巾的囚犯（笑）。为什么?因为学生进校后一个月只许出去一次，这对于刚刚从中学毕业的学生是很难适应。她们最大的问题还是信仰薄弱，宗教知识差。因此我们首先要求学生一星期内把拜立起来，然后加强思想教育。

　　“慢慢地，她们对于伊斯兰和人生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开始自觉地学习，积极地参加各种活动了。这个过程中，有些人要复学参加高考，有些人家里给找到工作了，有些人因为婚事或家事的干扰，有些人干脆是厌学了……各种原因导致学生离开了学校，中断了学业。这当然是很可惜的，但对她们来讲，学到的就可以指导生活，好一些的就可以担当家庭伊玛目的责任了。

　　“到了三年级，学生的思想基本稳定下来。我们开始下功夫把她们培养成能念能讲的人才，我们的目标是培养一个就是一个。”在中阿女校三楼的校长办公室里，这位声名远播的女校长柔婉的声调中有时也显露铿镪之音。窗外则不时地传来学生们出操时的口号声。学校的气氛感受上就是比较舒坦。

　　马秀兰说女校最注重的一是信仰，二是讲。对于信仰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扎实的信仰是一个宣教者的基础。至于讲，女校似乎注重到有些偏重的地步。这里的讲并非指阿语的会话训练，而是指讲演，就是传统上所讲的劝化（是对一个阿訇的基本要求）。她们的阿语水平不怎么样。关于这一薄弱之处，马秀兰表示要在下一阶段狠抓。她说沙特某医疗中心在女校找四个翻译，女校最终没有派。学校的态度是宁缺勿滥，不可因此坏了名声。这从反面也说明了中阿女校的传统有其脆弱之处，或者说她们本身的师资力量是失衡的。

　　中阿学校的讲是由来有的。他们一贯的立场是用“汉语解释阿语”（马秀兰语），据说白哈阿訇（马守信——中阿学校的创始人）的主要教学成就正在于此，而传统的经堂教育则是用“阿语解释阿语”。马秀兰分析说：“一个满拉花十年的功夫所涉猎的知识，一个中阿学校的学生用三、四年时间就可以超越他。你是中国人，你的水平建立在你的中文基础上。满拉们用十年时间仅仅打好基础，穿衣之后才摸索着用学到的知识劝化人，而我们从一开始就锻炼学生的演讲能力。我们在招生时尽量招高中生，高中生的汉语能力好，理解能力强，再加上定期的演讲制度，他们成才的时间大大地缩短了。”

　　中阿女校的定期演讲是十年前总结的经验。那时候会念经的人多，而会念又会讲的人不多，恰恰这是教门最需要的。形势所迫，她们制定了一套演讲制度。每个班每周必须有两到三个课时自由命题的演讲、辩论和小品表演。然后评出三个胜出者参加全校的周末演讲。一、二年级持稿，三、四年级必须脱稿。学校还规定，老师必须参加周末的演讲，一来使气氛更好，二来师生之间互相有个交流。如果有那个老师不参加，第一次扣她五元，第二次不仅扣五元，而且还要罚五元。制度很硬。

　　在这样的训练下，女校的毕业生自然具备一些独特的优势。每节课前，她们大都先讲上十分钟才开始授课。不要小看这十分钟，它能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使课堂的气氛活跃起来，又能树立教师本人的形象，有利于教学的顺利进展。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演讲像商标一样凸显中阿女校的品牌。令人感到治理一个学校也需要具备企业家的战略眼光，需要树立品牌意识，需要不断地为品牌增添新的色彩，方能立于不败之地。中阿女校在演讲方面可能长于别人，于是她们便有意识地培植、发挥，久而久之使之形成了女校品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她们的演讲并不只是停留在课堂十分钟。在当地，她们尽可能地每周搞一次演讲会。中阿女校的老师外访时更是随处演讲。这是有意识的，按马秀兰的说法，演讲多了沟通就多，沟通多了就了解得多，了解多了就有更多的人来中阿女校学习。所以说演讲从某种程度上讲具有广告效应。

　　为什么一个27人的毕业班有22个女孩子来到了云南?这是我们最初的问题。随着考察的深入，我们得以稍微领略中女校内在的东西。总而言之，什么样的机制造就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立意导致什么样的结果。马秀兰说“谋事在人，成事在主”。这22个女孩子的南下全凭安拉的意欲，她们之所以成行的原委（色拜布）很值得我们记录在案。

　　那是九九年的八月，正是女校的暑假时间。马秀兰带领几位老师往西安、昭通等地送受聘的学生赴任。在昆明时，师生一行住在一处简陋的民族旅社里。时值炎夏，她们的装束——头巾、长袍——自然引人注目。恰在此处，有魏山大围埂的张哈吉因长期生意往来而包住此间。张哈吉一眼便看出这是几位穆斯林妇女，她们不仅穿着得体，而且拜功不缀，于是便攀谈起来。当知其来历后，张哈吉盛情邀请几位老师往家乡一游，同时能给乡里姐妹的学习能有一个指导。

　　但因当时行程已定，口唤未到。自此后，魏山方面便积极联系，希望有老师前去教学。几经商量，最后由女校的袁淑敏老师从西安调了赵义玲一同南下。袁赵二人一到魏山，自然首先要展示女校的长项——演讲。局面逐渐打开，被聘往魏山的老师渐渐增多。消息也随之传向四面八方，各地纷纷来函来电咨询相关事宜。与此同时，众多感人的情节也相继展开，兹不多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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