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托茂”均为“土麻”、“秃满”、“秃马”的汉文不同异译。他们原为蒙古草原突厥语部落。1206年，成吉思汗在哈拉和林组建他庞大的“大蒙古帝国”之后，这支突厥语部落由斡亦刺（即瓦刺）部首领所降服，秃马女首领即嫁给斡亦刺部首领。合并之后还是由斡亦刺首领统领，成为初期卫拉特联盟成员之一，游牧于中国西北部草原。元初，蒙古帝国内部的信仰结构趋向了多元。伊斯兰教的墨绿新月旗下，聚拢了多达三分之二的蒙古人。尽管史学界对这一数字三缄其口。但历史的真实，不容许任何包藏祸心的规避，和傲慢无礼的隐晦。

     当然，这股飙劲的皈依风也刮到了斡亦刺各部，他们中有部分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因秃马部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最众，斡亦刺各部的穆斯林均被称为“秃马回”，久而久之，简化为“秃满”、“土蛮”、“秃麻”。在时间湍急的冲淘下，在多民族语音的辗转中，“秃满”音转为“托茂”被载进了汉文史籍；

     对史学界的不同声音，我们是否该宽容些去听呢？蜉蝣一生的人，能瞻窥的历史毕竟有限。但我们的宽容也有条件，那就是拒绝任何形式的恶意杜撰和蓄意隐瞒。还历史以本真，这是求索的目的及意义。

　　史料拼出的托茂人的地图留有太多太大的空白。

     正当我怅然若失的时候，手臂上，被托莱草原的骄日灼烫过的皮肤，突然隐隐作痛。这痛有些突兀，真实可感。那是一种无法解释、也解释不了的冥冥。一切都豁朗起来、澄亮起来。是的，能诱人深沉的，不是枯槁死僵的史料，而是如镂如刻的体悟。

     风吹，草低，托茂人的历史图景豁然铺呈。

     他们，是蒙古突厥人，偏偏选择了伊斯兰教作信仰的根；他们，是伊斯兰教徒，偏偏固执着策马啸风的游牧秉性。这样一个特殊的族群，势必被视为异端，挣扎在大中国、大传统、大民族的边缘。暴露易招灾难，迁徙只为求存。托茂人都清楚地明白，且恪守这属于异类的生存法则。

     几方牛毛毡房，几头羸瘦的牦牛，几辆锈旧的牛车，身躯佝偻的老妪、父亲大袍里酣梦的幼儿、吆着牛赶着羊的少妇……从天山牧场到苏勒草原；从阿拉善草原到托莱草原，崇山峻岭的奔徙，餐风饮雪的颠沛，只为寻得一个生存的罅隙。这片雪地埋葬了饿死的母亲；那片草海掩埋了罹病的儿子。没竖一块石碑、没做一个标记，但怎能遗忘得了呢？亲人的坟茔是筑在记忆里的、是垒在心头的。继续走，朝着下一个牧场，向着下一片草原，继续走。没有悲、没有怨，有的是更加坚挺的脊梁、更加桀骜的性情。什么？放弃信仰就可以居留？信仰是什么？是淙淙在体内的热血，血冷了，血枯了，血浊了，人还能活吗？况且，后世的长久和今世的苟安，哪个贵重，哪个微薄？仰天一笑后，坦然领受养主真主的前定，径直朝前走，留给世人一个岿然的背影。

     这背影为何似曾相识过？我极力在历史的记忆里搜索——

     是明成化时期，斡亦刺部分离出来的“土满”部千户土司满四吗？因不满地方官的横征暴敛，率部掀起了石城抗暴斗争。明王朝震惊了，五万明军倾扎在石城城下。半年后，因满四亲信杨忽里的倒戈，轰轰烈烈的石城起义才被镇压。满四被押解京师，部众被残忍缴屠。幸存的“土满人”四处避难，最终融在了周边的回族里。

     是清光绪年间响应河湟回民起义的首领茶根吗？清政府命青海蒙古军镇压河湟起义。而青海蒙古军的主力是精火器、善骑射、矫勇能征的托茂人。托茂人断然抗拒了这一同根相煎、手足相残的命令。同时也抵制了蒙古王公“放下武器，不参加起义”，“改变宗教信仰，信奉喇嘛教”的“善意规劝”。聚族迁出柴达木盆地，摆脱蒙古王爷的控制。在其首领茶根的率领下，举族汇聚到河湟穆斯林反清起义的大潮中，与回族、撒拉族并肩奋勇作战。最后，为了保护入新疆的一万余名起义军，茶根和回族起义军同赴清军兵营自首，要求不要伤害义军，茶根和起义军首领全部被害，起义军就地流放穷乡僻壤。

     濡满鲜血的背影也许不尽相同，或魁伟、或羸弱；或肥臃、或消瘦。背影下包裹的魂魄，是出其不意的相同——强权当道，从无媚颜奴骨；浊世面前，绝不同流合污。也难怪，草原青青朗朗的一方天地，肯盛纳的只有刚正、清白的民族魂魄。

　　从托莱草原归来，每个人都着着实实褪了一层皮。不禁牢骚，草原的日光还真是无遮无拦的炽烈！那么心灵呢，也该褪去些什么吧？扪心自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