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具有时代特征的回族舞蹈

     回族的生活、意识和情感积淀了回族的文化传统，凝聚着鲜明的民族个性。回族传统文化真实、形象地记录了回族的历史文明，是当代回族舞蹈的母体。回族舞蹈绝不能脱离民族的土壤、传统的土壤，因为“传统是我们的先祖所处的那些世纪中，时代精神的凝聚；而富有当代精神的艺术，又将是子嗣的艺术传统。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我们继承着传统，同时我们也创造着传统”［2］(26)。但是，在民族传统土壤上停步不前，不接受当代文化思潮和创作经验，也是没有出路的，因为“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如果在艺术领域中没有创新，没有发展，尤其死抱住传统中落后的东西不放，陈陈相因，艺术就会失去价值，并逐步走向衰亡。任何新东西的出现，都意味着对传统中某些旧的、过时的东西的突破和否定”［3］(133)。优秀的民族舞蹈总是民族传统与现代意识的综合体现。民族传统不是僵化、凝固的，它在强大的时代洪流中，始终呈现出一种充满活力的动态美感。民族传统与现代意识也不是对立的，应该是辩证的统一。两者的强化和深化，对实现回族舞蹈的传统美与现代美，将会产生殊途同归的效果，它应该成为回族舞蹈今后的走向。

    探究阻碍回族舞蹈发展的原因，主要是编导者形成的一种狭隘、僵死的惰性思维定势。有人认为创作回族舞蹈无需接受现代意识，也无需在新的艺术创造上下功夫，只要去发现和收集回族舞蹈素材，再加以整理提高，便可大功告成了。还有些回族舞蹈编导拘守在传统模式中，不敢突破，创作回族舞蹈离不开“屈伸步”、“碎摇头”等传统舞蹈动作，舞蹈音乐也只是因袭2/4或4/4的传统民歌、“花儿”的节拍格律。其结果将会使回族舞蹈的表现天地越来越小，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落后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回族舞蹈要跟上时代的发展，拓宽创作的层面，要求编导们面向现代，面向未来，从回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多维、立体、宏观的舞台上，对回族舞蹈创作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和自省，做出符合现代社会与观众审美要求的扬弃和选择。

     首先，要运用新观念，让传统音乐具有时代的节奏和旋律，吸收现代音乐的音型结构方式，强化回族舞蹈的动感与节奏性，使音乐在舞蹈中充分发挥其功能效应，促使传统舞蹈动作发生夸张与变形，在对比中呈现新的动态美，让回族舞蹈音乐展现时代风韵和民族特色。《山娃子》的舞蹈音乐中大量运用了节奏明快的鼓点和无字歌的人声伴唱与呐喊，烘托了舞蹈的强烈气氛，同时，也增强了音乐的民族和地域特色。《走出金银滩》的音乐“带有浓郁的秦腔曲调风格，为舞蹈注入了更多的豪放”［4］(3)，彰显了浓重的地方特色。《宰牲》的音乐采用了现代音乐的结构方式，淡化了传统的音乐旋律，通过流动不定的音律、不和谐的音响效果和色彩的多变化，使观众不断获得新鲜感，在实现舞蹈的个性特征上具有不同凡响的效应。

    第二，在舞蹈结构形式上，要改变以往的线性思维方式下产生的舞蹈结构方法，采用“心理结构”、“时空交错式结构”、“乐章式结构”、“交响化结构”、“诗化结构”等一系列现代思维逻辑的结构方法。回族单人舞《花儿》所使用的结构方式，可以说是心理结构。它是以主人公心理意向为主线串连而成的，从人物心境出发，循着心理流向的各个层次，从“爱的萌生”到“爱的幸福”直至“爱的幻灭”，始终沿着人物的心态变化而发展，摆脱了过去常见的纪实性的结构方法和司空见惯的爱情表达模式，从而使舞蹈升华到现实之上，到达诗与真的崇高境界。

    第三，运用现代思维方式，把传统回族舞蹈动作分解，与新的语汇化合，产生新的动律和动态，使之更富有人体化、人性化和人情化，充分展示人体的表现力和美感，突破传统回族舞蹈的程式化和概念化，创作出基于传统而又不拘泥于传统，注重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风格性与观赏性相和谐，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回族舞蹈。《花儿》在丰富和发展回族舞蹈动作词汇上有许多成功的经验。编导者把“屈伸步”进行分解，使它更伸展、延长和挺拔，更适合表现今天改革开放年代的回族青年的风采；让“双背手”动作躬身幅度加大，强化其对比度；把“碎摇头”扩展成“碎摇肩”、“碎摇背”乃至“碎摇身”，更确切地表现了特定人物兴高采烈的心境。双人舞《鸽子随想》将“凤凰点头”、“凤凰展翅”等回族传统动作变形，在双臂的伸张、舞动中吸取了孔雀舞、雁舞中的动作之长，清晰地展现出鸽子翱翔的生动态势，更加富有情趣了。《心泉》的舞蹈语言有别于回族传统舞步，它从生活中提炼出可以传情达意的体态和情态语言：怀抱汤瓶身体前倾，塌腰昂首，形成曲线体态美；半脚尖碎步曲线流动，形成动态曲线美；时而梳理盖头，时而移动汤瓶，显露含蓄的气质美，令人感受到新时代回族女性虔诚的宗教情怀和内心燃烧的激情。四、构建有地域特色的回族舞蹈风格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