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风情是一种带有民族与地域色彩的传承文化，它是人的族类为适应各种不同环境而采取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因而，它又是最广义的文化。舞蹈作品的民族风情，“指的是描写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与之密切相关的人文地理景观而呈现出的形象画面。它是作品所蕴涵并散发出的独特的民族文化气息，是一部作品所给人的第一面印象”［5］(119)。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处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滔滔黄河孕育出古老的黄土高原文化和黄河文化。它自古又是丝绸之路的要冲，是联结中原与西域，乃至欧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呈现出丝绸文化的灿烂光辉。回族的先民们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劳动创造，在日常生活和宗教信仰中逐渐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风俗习惯，创造出具有伊斯兰文化特征的回族民俗风情文化。这些世代相传的风尚习俗，是回族人民古老文明的积淀，凝聚着回族人民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激发着人们创造新生活的热情，装点着回族绚丽多彩的历史文化。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以后的40多年中，宁夏舞蹈工作者们面向生活，站在审美的高度，把回族的民俗活动作为一种舞蹈文化的资源来发掘，扬其精华，弃其糟粕，升华为舞蹈艺术，创作出《宴席曲》、《口弦》、《油果飘香》、《踏脚舞》、《甜甜的盖碗茶》、《盖碗情思》、《榔声映彩虹》等一批民俗风情舞蹈。民俗风情舞蹈增强了回族舞蹈的文化氛围，使回族舞蹈的主题意蕴具有了更高的思想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审美意识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回族民俗舞蹈已失去新意，无论是内容和形式、思维结构方式和艺术表现手法，都显得陈旧。今天的民俗风情舞蹈创作，要求我们必须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现代意识去理解和提高回族的民俗文化，用深邃的目光穿透民俗的表层，感触其深层的奥妙，将会发现，回族的风尚习俗充满了道德观念、伦理变迁、环境影响及爱情生命等种种情感式样的原生态。编导者须展开想象的翅膀，把包容在礼仪中、散落在日常生活中的风尚习俗，像沙里淘金一样，精心细致地筛选、提炼，通过富有美感和表现力的形体、诗一般凝炼的语汇，展现回族人民的生存与生活方式以及新的精神风貌。不仅要使回族民俗风情舞蹈“还俗”，以增加回族舞蹈的文化氛围和生活气息，而且还要使它“脱俗”，从而更夸张，更丰富，更有特色，更能满足当代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心理，建立起具有民族风格、时代风韵、地方风采的回族民俗风情舞蹈流派，形成回族民俗风情舞蹈独特的艺术个性和艺术风格，走出一条发展回族舞蹈个性化的新路子。五、向回族舞蹈人物性格的深层开掘。

    舞蹈是用人体的姿态、造型、动作、节奏、韵律组成的语言，洞开人的心灵，表达人的情感的艺术。应当体认并强化舞蹈的本体意识，并由此出发，向人物性格的深层开掘，改变以往回族舞蹈创作停留在对生活表层的认识、对人物外在情绪的把握、对故事情节的交待以及对华丽形式的追求等淡化舞蹈本体意识的种种做法，深入到回族人的生命本质之中，感受和体验人的生命意识，充分拓展人体的内在表现涵量，挖掘人物深层心理，塑造真实、丰富的人物性格。

    回族风情舞蹈《宰牲》的开头，一群刚刚做过礼拜的青年，缓缓走出清真寺，那躬腰的动态、虔诚的神情，刻画出回族人对真主的敬仰心态。《汤瓶舞》和《洗礼》中回族姑娘痛快淋漓的净洗，表现了今天的回族妇女摆脱了世世代代受水制约的悲惨命运，充分享受水带给她们的无限欢欣与幸福。编导者透过日常生活中的现象，生动地揭示出回族妇女心灵深处的纯洁与美好，展现出了她们含蓄与开朗、纯真与热情的双重性格特征。《山娃子》的伸脖、塌背、掀胯等模拟山羊的走动、奔跑的动作造型，与山里放羊娃独特的心理结构相吻合，艺术地表现了放羊娃敲打棍棒嬉戏的生活场面，在现代的音乐节奏中，加入了“一哟、二哟……”的吆喝声，鲜明地塑造了具有土美和怪美形态的人物形象。在山娃子身上既有粗犷、豪放的气质，又有顽皮、活泼的特点，双重结构和复杂心态的典型性格，使舞蹈产生了动人的艺术魅力。《碰手镯》把回族女孩嬉戏的生活情景编织得绘声绘色、情趣盎然。巧妙运用传统动作元素中的“点头”和“碎摇头”，又将传统舞步融进胯部和腰部左右摇摆的动律中，配合活泼的跳跃性节奏，鲜明地表现出当代回族女孩们欢乐开朗的性格特征。《剪花花》舞蹈的目的不是表现剪纸，而是刻画人物性格，用独特的、近乎僵直的行进舞步和造型姿态，塑造出山村回族女孩坚强质朴、纯洁美丽的形象。上述这些从生活实践中孕育出来的典型，对回族舞蹈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开拓性的审美价值，他们丰富了回族舞蹈的人物画廊。

    塑造新时代回族舞蹈人物的鲜明性格，必须树立超越意识，进行敢于突破固有思维格局和传统经验的审美创造。

    首先，要突破千篇一律的人物性格模式，深入揭示隐藏在性格内核中的思想情感，深刻展现一定文化氛围中形成的人物性格，塑造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人物形象。当代的回族人物处在日益发展变化的复杂社会生活之中，因此，需要深入揭示回族人理智与情感、意志与信念、超越与平庸等方面的复合性格，把性格刻画引向更深的审美层次。《花儿》在揭示当代回族青年农民的灵魂世界方面，向纵深迈进了一步。它突破了一般情恋舞蹈中习见的内涵，从主人公对花儿的喜恋，生发出对爱情和幸福的向往与追求。这种情感和心境是从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身上流露出来的，在深一步的意蕴层面上，展示了人生经历中的心路历程。三人舞《背》在塑造人物性格上也有独到之处，揭示了隐藏在性格内核中的思想感情，它并不是一般地表现愚昧麻木，而是展示内在情感中的渴求与觉醒，这是性格的主流，更能贴切地表现当代回族青年农民的性格特征。《夯》留给人们足够的思考和想象空间，尽管没有复杂的动作和高超的技巧，但它所打造的生命节奏和时代强音，使人们对这方土地的奠基立业者们肃然起敬，对其蕴藏的主题内涵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黄河柳》中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物态形象，既是对生活自然的美化，又是舞蹈形象思维的物化，该舞蹈状物抒情，运用缘物寄情、托物言志的艺术手法，形象地表现出“黄河肆虐沃土、河柳风中萌绿、黄河万古奔流的意境，寓意世代黄河儿女前赴后继的创业精神和片片新绿所暗示的美好希望”

    （3），不仅拓宽了回族舞蹈的创作题材，还丰富了回族舞蹈表现社会生活的能力。

    其次，突破回族传统舞蹈中已不适于新时代回族人物性格的舞蹈语汇，创造出符合当代回族人物性格的舞蹈语汇，寻找回族人物性格深层的动态特征，展现性格的形态表现魅力。《走出金银滩》从贫困地区回民生活中提炼出富有性格特点的动作和姿态造型：披着老羊皮袄安于现状的神态，揣手木然而立的体态，踟躇而行、呆滞不前的步态，噪动、停顿、跃起的动态等都十分鲜明地展示出回族人物粗犷、质朴的性格本色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