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物性格中“力度”的表现形式

    张贤亮描绘60年代劳改农场及农村题材的小说中,人物形象大致可划分为三类:劳动者、右派(多为知识分子)和刑事犯。除具有朴实美德的劳动者这一块外,绝大多数人物形象都表现出软弱的性格特征,即因外力(非理性的社会结构和运作体制)迫压而屈服,进而异化,丧失本真,如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害人卖友、整人又挨整,刑事犯堕入单纯的生物人状况。《我的菩提树》下部有一段议论:“当社会的大环境粗暴地把人们一切似乎多余的线条都砍掉之后,把人们从历史中所继承和形成的所有异于动物的那种细腻的、多层次的情感和思考,也即我们现在通常所谓的有关‘文化’的那部分都剥夺光了之后,把人们还原为最单纯的生物人之后,所有的人只能是这样粗线条地、以极简单的形式来活动或死去。”这里虽专指“劳改队”,但具有普遍意义。因此,马缨花等四个回族人物形象在张贤亮的小说作品中就具有极强的可比性:他们以对生活的信念和刚烈的个性,反衬了当时社会的荒谬、反理性以及充溢四处的苍白,当初作品一发表,眼力敏锐的论者立即感觉出这些人物非同寻常,如指出马缨花是“一个中国当代文学中从未出现过的女人,她容光焕发地出现在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 ,可谓一语中的。

     这四个回族形象的共同特征是对生活及自身持有一种坚固的信念和信仰。海喜喜就曾“啪啪”地拍着胸脯,自豪地说,“到哪达儿去?中国大得很”,“我喜喜子有技术,有力气,哪个地界都欢迎我”。这种信念和信仰一方面源于传统中国劳动者与土地千丝万缕的交互影响之中,另一方面,他们的民族气质、宗教精神又强化了他们的信念和信仰,从而产生了一种“抗体”或“免疫力”,在当时伪“语义环境” 腐败气息对人性无孔不入的侵蚀中,能够保持人的本真内质。但评论界对马缨花的议论大多停留在爱情忠贞层面,而实际上,马的爱情忠贞和生活信念正表现在她对扭曲了的社会环境的抗蚀方面,她并不把章永当做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只看重“人”,她赞许章“你,倒挺像咱们的人”。作品写道,“咱们的人”包括“体力劳动者,农工,甚至还指从中亚细亚迁徙过来的撒马尔罕人的后裔”,这已毫无歧义地表明在她的内心依然保有自己民族一整套的价值标准,实在而不抽象,她根本不在乎那种既要求思想整齐划一又恨不得把所有的人都打入坏人之列的伪政治逻辑,只以感性而朴实的眼光看待人,所有那些反人性的伪政治逻辑,在她面前滴水难进。我以为这是马缨花性格系统中基本的和主要的特点。

    因为民族气质的浸润,他们的性格中便天然地具备着刚烈的底质,在反常的社会环境中,显得格外突出。作品在描写各人形貌时,已经有过清晰的交待,如马缨花的性格“泼辣”“刚强”,海喜喜的表情“冷漠”“严厉”,麻维孝的眼睛“冷漠而坚定”。作品在描写刚烈这一共同性格特征时,由于人物行为方式之差异,表现形式各有不同。

    马缨花的刚烈不仅表现在爱情忠贞上,也表现在对自身的保护方面,她接受某些人带有不良动机的馈赠,但内心有一道攻不破的防线。她太清楚周围的环境,她说:“这个队上,管事的就谢胡子一个人是好人,连那个烧饭的伙夫都不是好熊。”在既往的生活史上,曾有过一段阴暗的经历:她为一个始终未敢露面的胆小鬼生下了个孩子,“然而,她却轻轻地一抹,把有关这一段的回忆都抹进了时光的垃圾桶里去,毫不吝惜地把它掩埋了”,只“饶有兴味地,用热烈的语气回忆她的童年”,她开辟并护卫着内心世界那一块干净的天地。大体说来,马缨花是一个单纯但绝非不设防的女性。

    海喜喜的刚烈表现在不吃“偷来的东西”,凭力气开荒耕种;当他无望于心中渴念已久的爱情时,便抛弃一切东西包括活命的粮食,毅然背起行李,只身“投进外面风雪茫茫的黑夜之中”。

     麻维孝的刚烈表现在他永远不屈服,不下拜,对那些改造者们,他“敢于宣布自己一辈子也改造不好”,他说:“我不求他们,他们就把我无可奈何,我永远不会给他们下拜的。”

     马队长的刚烈表现在他敢说真话和运用民间俗语的破口大骂方面。“低标准瓜菜代”时期,他到处散布别人说了可能要枪毙的“反动言论”:“不让人吃饱肚子,哪来的劲”,“雷都不打吃饭人”,“能吃的人才有力气”。有个知识分子向劳改局告密,马队长紫红的脸膛气得发黑,吐沫喷得如火山爆发,手指着犯人从渠头骂到渠尾:“你们这些识文抓字的没他妈一个好东西!都是些囊熊!坏了良心了!我决不让我儿子识字!孙子都不让他识字!一识字就伤了本性了!狗日的告你爷爷!告到了劳改局!你爷爷是怕这个的!你爷爷就是说了!说了就不怕!啥‘反动言论’!你狗日的告去!最好告到毛主席那里!你看你爷爷怕不怕?!我×你们读书人的妈!读的书都塞到狗肚里去了!墨水黑了心了!我×你们读书人的妈!”我特别引用这段虽反犹正、用粗野包装方式说出的经典性骂人语言,从中能体味出愤激、忧伤和失望的滋味;读书人从理论上说应该知书达理,行事磊落,拥有理性,敢说真话,可实际上正是某些上不着天、下不落地的读书人干着昧心卖人、损人不利己的勾当。所以,马队长性格刚烈的一面,便有了一层忧伤,他被调整为食堂管理员后,只能以“忧伤的目光”望着犯人们走向他热爱的田野。其实,在海喜喜、麻维孝的性格中,同样有着忧伤的底质,这种忧伤丝毫不带软弱成分。

    总之,马缨花等四个回族人物形象,他们以特殊文化底质的特殊性格,显示出刚健、清新的气息,以永恒的存在构成了对反常社会环境的反证。更广些说,魏天贵、郭谝子性格机智层面下不也同样蕴含着可触可感的力度吗?这些充满力度的人物形象在张贤亮迄今为止所有的小说作品中,确乎是不多见的,因此,他们的文学意义就显得相当重要。

     注释:

    ①《民族团结》特刊(银川),1998年第9期。

    ②《我的菩提树》,作家出版社,1995年。

    ③《张贤亮选集》第3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

    ④⑦⑧⑨高嵩:《张贤亮小说论》第89页,第178页,第86页,第178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

    ⑤《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⑥陈诏:《苦难历程中“熟悉的陌生人”》,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84年第15期。 邵燕祥:《幸存者,但不是苟活》,同上,1984年第10期。

    ⑦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第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作者: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所　助理研究员　银川　75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