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事件，代表着一种普遍的现象。 西方的记者进入穆斯林国土后，走街串巷，访问贫民窟、山区村庄或绿洲部落，在他们脑海里存在着挥之不去的父辈职业传统，带着西方人胜利者和上流文明的傲气来到落后地区猎奇海外奇谈。 在他们开口询问之前，早有了固定成见的腹稿，选择适应报道需要的资料和镜头，这不但是他们自己的积习，也是国内媒体受众期盼新闻的心态。 强盛的物质实力蕴育了无限膨胀的种族优越感，盲目的骄傲自满妄自尊大束缚了西方媒体的视野，形成狭隘的大老爷思维模式。 超越这个惯性的思路，会遭到读者的拒绝，责怪他们“不正常”，因为一百多年来一直这样。 记者们用有色眼光得到的印象，再用笔墨重彩渲染，越抹越浓，越发远离事实真相，当地人与外界读者的隔阂更加拉大了距离。 今年夏季，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曾经举行过一次研讨会，召集到北美许多国家的专家教授聚集一堂，讨论西方媒体对穆斯林妇女长期以来所制造的理解鸿沟，媒体描述的形象与客观事实相距甚远，现在该是改弦易辙的时候了，时不我待。

      毕业于哈佛大学、现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阿布鲁毫德博士，深受西方人类学理论的灌输，但去埃及实地考察改变了她的观念。 她认为这过去的二十年，西方媒体对亚洲和非洲妇女地位的研究走进了条死胡同，一方面的原因是媒体技术提高，方便，快速，图文并茂，信息量剧增，错觉的信息迅速传播，泛滥全球，覆水难收，例如他们最常报道的父母包办婚姻、青年女子割阴以及虐待妇女的其他封建陋习。 西方媒体对亚非地区落后面的宣扬，满足了许多人幸灾乐祸的欲望，创造了收视率和发行量，拔高了西方人的自傲和优越感。

     在这个媒体文化的怪圈中，出现了一个国际女骗子阿亚安·希尔西·阿里，全世界都受到她的谎言欺骗。 她1969年出生在索马里一个穆斯林家庭，父亲是当地一名圆滑的政客，在政府更替的动乱中带领全家逃离，以难民的身份流亡沙特阿拉伯，又辗转到过埃塞尔比亚和肯尼亚。 跟随家庭流浪的阿亚安学会了许多种外语，聪明能干，结婚成家，但她不满意传统的生活，不择手段追逐她的“西方梦”。 1992年以探亲的名义入境德国，又潜入到荷兰，因为探亲旅游签证到期，她提出政治避难，谎称现任丈夫是包办婚姻，挨打受气，生不如死。 作为政治难民，她在荷兰定居了下来，从事低收入的翻译服务，同时读大学，攻学位。 2001年美国动员世界“反恐”，机灵的阿亚安看到了千年难逢的良机，她开始宣布自己背叛伊斯兰，成为无神论者，加入工党，写文章，发表演说，揭露批判伊斯兰“万恶的旧社会”，歧视和压迫女性。 她一连写了两本迎合无知读者胃口的畅销书《叛教者》和《牢笼中的处女》，对伊斯兰文化和社会无耻造谣和百般辱骂，博得欧洲社会兴奋支持。 顿时间，她名利双收，既得财源滚滚，又成社会名流。 2003年她以荷兰自由民主人民党代表身份入选国会下院议员，她的地位达到了顶峰，住宅有军警日夜保护，出国演讲和开会都有秘密保安跟随。 骗子的好景不长，2006年狐狸尾巴逐渐露了出来，许多方面对她提出诉讼，揭发她编制的各种谎言，为了骗取政治避难权，资历证件造假，蒙骗荷兰政府，她攻击伊斯兰的许多言论毫无根据，胡编乱造哗众取宠。 她的罪行都受到荷兰法律制裁，然而她的出现如同一闪即逝的鬼影，却给西方媒体造成巨大信誉损失。 凡是采用过她资料的媒体，无不被穆斯林看作造谣无赖，加深了对西方媒体的敌意和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