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看过钱钟书先生名著《围城》的人，一定都会对钱先生的夫人——杨绛女士的这段题记记忆深刻：“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站在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事业也罢，人生的欲望大都如此。”

    “围城现象”广而思之，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它反映于方方面面。四周围墙闭合，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皆围在其中，阻断了内外的交往与沟通。里面的，渴望精彩的外部世界；外面的，望着高大的城墙，激发了猎奇心理，渴望一窥里面的神秘。然而，厚实的围墙拒绝了渴望，导致了内外茫茫两不知的遗憾与无奈。

    围城其实也是伊斯兰在中国状况的真实写照。这样的状况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造成了中国伊斯兰画地为牢、止步不前、自生自灭的萎缩局面。同时，也阻隔了外界对伊斯兰——这一伟大文明了解的渠道。我们应该对于这一文化失语现象进行剖析，找出解决之道，冲破重围，使得伊斯兰在中国获得新生。当前处于信息高度发达的历史时期，这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文化形态，都在利用对话平台积极地表现自己，以期得到外界理解，面对历史给予的机遇我们不能再无所作为了。为此沿循历史的轨道，回顾围城产生的原因，对于找出突围之道是十分必要的。

    在中国十个信仰伊斯兰的少数民族中，回回民族的人数约占半数，近1000万。一个民族重要的标志因素是语言同一化，从这一层面考量，汉语化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回回民族形成的过程。回族在汉语化后，在宗教上必然以汉语为主要的表述工具，这就使他们具备了对内对外阐扬伊斯兰的主动话语能量。然而这一能量的储备过程却历经了数百年。

    历史上人类的聚居大致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土著居民的自然居住区，二是外来人口因民族、语言、信仰、习俗相同而形成的聚集区。回回先民的早期居住方式属于后者。这就是史称的“蕃坊”。这样的居住方式原是出于自身的需求，但在便于管理和招引穆斯林商贾的双重目的驱动下，官方顺水推舟，予以行政上的承认。蕃坊这种政教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取得合法地位后，其司法也相应独立。据《唐律疏议》蕃坊居民犯法可“依本俗法”判决。司法独立使蕃坊具有了更大的独立性，同时也导致了更大的自我封闭性。除了外出经商者外，长期处于封闭生活状态的蕃坊人在心理上更趋于认同性，弱化对外交流性。这里面语言不通，应是主要障碍。另外一面，在一个传统信佛的国度，广大国民往往以其固有的信仰来揣测异己的信仰。从他们把伊斯兰信仰的真宰叫做“佛”，甚至把穆罕默德也称为“佛”来看，确实缺乏基本的交流要件。这样就更加导致了穆斯林信仰的内部化和家族传承化，“他们不求人知，大概也不愿人知”了。（此语引自杨怀中“回族史论稿”文）由此成为回回围城之发端。

    经过唐、宋两代的孕育，回回在元代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很快就告别了“回回遍天下”的暂短辉煌。

    有明一代，明太祖朱元璋，对立下汗马功劳的回回开国元勋怀有戒心，但投鼠忌器，采用的是恩威并施的策略。剪灭回回将领权力后，朱元璋露出了歧回的面目，在他的“禁海令”的推行中，回回的国际商贸活动大为减少，相当部分转向农业生产，从而导致居住上的稳定，形成了不同地区“围寺而居”的民族自然生存态势。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归化，明王朝还颁发了禁止穿胡服，操胡语，姓胡姓的政令，加快了汉化速度。在婚姻上禁止族内自相婚嫁。《明会典》卷一四一刑部十六《律令.婚姻》：“蒙古色目人婚姻：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人官为奴。”这里的色目人，就是对定居于华夏，信仰伊斯兰的各个外来民族的统称。这一律令的实施，却相反相成地促进了回族人口的增长速度。而语言的统一和相对集中的居住格局，在客观上使回回民族终于稳定成型。大大小小的回回围城更加广泛地分布在华夏大地。

    至明晚期，由于语言汉化，教、族内部对于经典的理解人数急剧减少。一代回儒经师胡登洲鉴于“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并且“目睹中国回教之不振”，便“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己任，收徒讲经，立志兴学”于是开启了经堂教育的先河。

    囿于汉语用于表述宗教教义的局限和汉语运用未到得心应手之程度，在经堂教育中便保留了大量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这就是所谓的经堂语。现代学术研究成果表明，经堂语既有当时的汉语言特征（元、明官话）又有汉波（波斯）、汉阿（阿拉伯）的语言搭配，甚至阿文语法结构，此外还借用了部分儒、佛、道诸家的专用语转述教义。在宣教上由于前文所述的原因导致“他们不求人知，大概也不愿人知”的现象产生，其宣教的侧重点始终停留在族内。由此产生的阐扬教义的模式对内尚可，对外必然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