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耀：老百姓慰问部队送开水，官兵们不感谢反将茶碗摔烂
 

      据当时第13军第89师第266团团长方耀回忆：“5月初在登封作战时，某连因有二十多名士兵受伤，一些士兵开小差，便抓了十几个民夫为连里搬运东西，吓得附近村庄的老百姓纷纷逃跑。向豫西溃退途中天降大雨，士兵就闯入民宅翻箱倒柜，把值钱的东西装进腰包，用老百姓的衣裳当雨具，淋湿了扔掉再闯人另一家抢来干的。我看到沿途都是被丢弃的老百姓的衣服。这些天部队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强取老百姓的猪、羊、鸡、蔬菜、燃料，分文不给。强征的粮食由部队主管人员出具借据，上书某部队某月某日在某村某家食用多少斤粮食，对老百姓说凭此条可少付征购粮，至于这种借据是否管用则不得而知。有些老百姓牵着牲口带着贵重物品上山躲避，部队搜山时一旦发现，就强行拉走牲口以作军用，并抢走贵重物品。我们行至嵩县以南、内乡以北的山区时，起初还有一些老百姓为部队送开水，以示慰问。我亲眼看到，官兵们喝完水后非但无感谢之意，反而将茶碗摔烂。”

     “汤恩伯部的行为激起了民众的强烈愤怒。他们听说大部队来了便及早逃跑，遇到小部队或掉队官兵则随时随地予以缴械。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率总部直属部队突围途中，被武装民众包围缴械，通讯器材全部丢弃，与上、下级失去联系。汤恩伯带领的直属部队损失更惨，跟他走的只剩下特务团的一个连。我听该连的人说，汤恩伯在此期间每当涉水过河时就嚎陶大哭。在郏县、临汝之间，所有村庄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有些人还大喊‘缴械’。事后听说，这一段路上到处都是汤恩伯部丢弃的枪支、弹药、骡马、装具、车辆、通讯器材甚至火炮，次日老百姓纷纷前来‘清扫战场’。”（《我所知道的汤恩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贺澍三：豫西老百姓为了保全性命，不得已起而攻打国民党军
 

     据当地人刘汉回忆，国军溃败时大量征用农民车辆和牛，还抓壮丁，致使百姓忍饥挨饿，生活没有着落：“中原战役一起，汤恩伯率部向西撤退，大量动用舞阳、叶县群众的牛车作为军事运输的交通工具。特别是叶县城西的车辆，几乎全被动用。因前线战况吃紧，老总们怕死，就不顾人畜疲劳，催促赶车人不得休息，日夜挥鞭西行，致使不少牛车毁于途中。这些牛车有的横斜于路面，有的翻入路旁沟内。大部分牛车已把任务完成，出车的期限已经够了，可当兵的老总们仍不放行，威逼这些赶车的农民再送他们向西逃命。于是不少农民不愿再忍受无限期的饥寒和颠沛流离，只好忍痛含泪，抛弃了牛与车辆，从炮火中冒死逃归……农民们忍痛抛掉世代传下来的车辆和牛，等于卡断了自己生活的来源，加上连年的水，旱、蝗虫灾害，今后该怎么生活下去呢！”（刘汉《中原战役及南线撤退西行见闻》，摘自《叶县文史资料》第三辑，P37）

      对此，正如当时地方乡绅贺澍三说：“被激怒的豫西老百姓，为了保全性命，不得已起而攻打国民党军。”

      49年建国后官方说法：豫西豫南民众不堪国军祸害发生民变
 

      在1985年出版的《河南抗战史略》中，将此事成为“河南民变”：“1944年河南战役爆发后，国民党军队畏敌如虎，一触即溃，逃至豫西伏牛山区，杀人放火，抢劫民财。豫西民众在求生不得的情况下，纷纷揭竿而起，围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军队，收缴其枪支弹药。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军队整团整营被缴械，也有不少国民党官兵乘机将收集的武器变卖给民众……豫西民众在不到一个月的短短时间内，收缴国民党军队枪支达十万余支……在豫中叶县，数千农民为求生存，发起抢粮斗争，将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搜刮来的二百多万斤军粮一抢而空，分发给附近乡村的农民度荒。”

      “1944年夏，豫南久旱无雨，河流干枯，田园龟裂……可是国民党第五战区豫鄂边游击总指挥部，仍在桐柏山区增派苛捐杂税。溃退到桐柏山区的国民党军队更是抓丁拉夫、摊派钱粮，敲榨勒索……7月21日桐柏山南麓的四十里冲小学教师王川组织了7000余农民，攻入驻扎在豫鄂边天河口的国民党第五战区豫鄂边游击总指挥部。总部的特务连、工兵连、机枪连和第一大队全部被缴械。总指挥何章海被暴动的民众活捉，作恶多端的主任副官何望等十多名官兵被民众当场处决。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闻知豫南发生民变后，立即命令第69军第28师前往镇压，第28师在桐柏山区大肆屠杀民众。天河口一带，凡在十岁以上的男女，均不能幸免，被杀害的民众达五千余人。被烧、被抢的人家不计其数……7月底，豫南数万民众不约而同，群起反抗，将国民党第28师全部缴械，杀死该师师长，组织起了豫南农民救国军，他们以‘反对军队勒派壮丁，反对不抗日的军队’为号召……”（《河南抗战史略》，1985年9月版，P331）《豫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中也有这种说法（P242），虽然建国后修史对国军评价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细节也有可能会有出入，但是基本史实应该不会有误。

      由此看出，豫西的老百姓一开始非但没有向刘震云所说选择当“亡国奴”，还送开水慰问国军，只是当时国军对百姓抢掠太重，导致民众起来反抗。这与刘震云所谓的“帮助日军”完全无关。
 

      史实错误三：河南老百姓从未选择当“亡国奴”上面已经提到，老百姓并没有选择当“亡国奴”，他们一方面慰问国军，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民团和百姓解除国军武装后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并非如刘震云所说自愿供日军驱使。即便是在国军与日军激战时，豫西百姓也积极配合守军。如当时驻守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军纪较好，老百姓积极配合当时的守军抗击日军，据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

      “洛阳以东本军防区内军民融洽，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有数日战事激烈，伤兵众多。妇女协助运送（后运百里至白马寺医院）。故能保守阵地，完成任务者人民之助力甚大也。及西退时，出我防地，截然不同。军民平时交恶，战时更甚，人民望见军队即逃避一空，不惟设营、食粮种种困难，即觅一向导亦极不易。到新安西南赵峪等处，奉命令留第九十六军在彼率，第三十八军至宜阳之韩城镇。此时各友军多已溃乱，又奉命令集结本军在韩城镇，掩护各友军转进。所幸地方人民知系本军，皆各回来，军食有着。民众武力聂玉堂、聂振寰等人枪数百，协同作战，助力亦甚大。（孙蔚如《豫西战役》，摘自《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P338）

       正如后来河南参议会发的通电中说：“人民袭扰各军，何以不袭扰第四集团军，且帮助之，非纪律不良有以致之，即自己战败而委过于人民”（孙蔚如《豫西战役》，摘自《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P338）。可见，并非百姓不助国军抗日，而是汤恩伯部祸害河南百姓，平常如此，战时也如此，战败时更甚，这让在乱世求存的老百姓不得不抗击国军恶行。

     此外，日军在豫西豫南并没有像刘震云想象的那么仁慈，其烧杀抢掠残忍如常，这方面的材料随手可得，在此不予赘述。即便在赈灾方面，日军也并非刘震云想象的救世主形象，对此，历史学者黄道炫先生在《日军拯救了河南人民：刘震云的心灵幻象》中说的很清楚：“灾民要想向这些地区（日占区）流动，日军是不会容忍的。要知道，日军对付灾荒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将灾民往国、共控制区域内驱赶，同时严禁灾民向日军后方流动。当时，被驱赶、逃荒进入中国政府控制区域的灾民不下300万人。刘震云所描述的灾民的惨状，其实有相当部分就是他所说的拯救者造成的。”

      还必须说明的是，日军之所以能打败国军，实在不是因为刘震云所说的什么“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这种说法稍微翻翻战史就知道有多荒谬，此处不再赘述。
 

     结语

      1、国军被缴械，主要是地方割据武装、土匪等所为，与老百姓关系不大。即便有百姓参与，也大多是被地方割据武装胁迫，或国军败退时劫掠过甚，百姓不得不自卫。与刘震云所谓“帮助日军”完全无关。而地方割据武装、土匪参与缴国军的械，则主要是为了趁火打劫壮大自己的实力。

     2、河南的老百姓并非如刘震云所言自觉选择当“亡国奴”，会战初期老百姓的抗日热情很高，只是后来被汤恩伯部溃军祸害，部分地区逐渐对国军丧失信心。

      3、国军被缴械与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并没有直接关系，武断的将大饥荒与缴械联系在一起，非说河南百姓因国民政府漠视大饥荒，故转而“帮助日军”，并无实证资料，纯属想当然尔。

     4、无论在国统区、地方割据武装控制地区，还是在日占区，百姓（农民）的生命财产皆如草芥一般，时时刻刻都在被劫掠、被残害，深受其苦。百姓（农民）已受此涂炭，还要被作家们强行扣上“亡国奴”、“汉奸”的帽子，历史公正何在？

      5、一个如此复杂的历史事件——参与者众多且性质各异，目的各异，结果各异——却被简化成：国民政府漠视大饥荒→日军发救济粮→所以老百姓帮日军打国军——多样的原因被单一化；多样的参与主体被单一化；多样的事件性质被单一化。这种不顾一切的单一化，其逻辑之荒谬，历史观之不负责任，可想而知。

 来源：腾讯历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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