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孙玉安，中国回族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宁波作家协会会员、宁波伊斯兰教协会会长。
 

       润心般的信仰传播收获，胜过任何著名导师的照本宣科。

       在我书房博古架上，摆放着一把古香古色、包装浑厚的黄铜汤瓶壶。这是穆斯林家庭必备、礼拜前做小净用的器物。同时，在过去清真饭店的招牌上，往往以汤瓶壶的图案，显现出特有的洁净、真诚之含义。
 

       这把壶，虽然制作于清末民初的年代，却比我收藏的汉代古玉珍贵、比唐朝陶俑更有意义。时不时，我会慎重地捧起抚摸，还用洁净的毛巾，轻轻擦拭上面并不多的尘星，每一次触及，都会联想其原主人的轶事，不禁构念出一段难忘的回忆。

       1979年的初春，我还在河南军区服兵役。爱子心切的父母，一直在为我的婚姻大事伤愁。那时候，出生在农村的我，从没有奢望过自由恋爱，只能遵循着定然的安排。

       本家爷爷孙文喜，常到郑州大女儿家小住。在郑州解放路小楼清真寺礼拜时，结识了同龄多斯迪，住在西郊国棉四厂的李忠明。

       改革开放后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思想解放的号角，让郑州穆斯林如同获得了第二次翻身，解放路小楼清真寺成了郑州，乃至河南的一面旗帜，回民到清真寺礼主麻，已经成为了穆斯林自觉的必修课。

       当时的我，身穿军装，每次神采奕奕地走进清真寺礼主麻时，被大家那赞美眼神围观着的感觉，使我自豪不已。就是在礼拜后的短暂时刻，在几百人熙攘挤拥的人群间，孙文喜爷爷叫住了我，寒暄后便是开门见山、关切地询问我，他急于要知道我有没有对象。我说没有，老人笑了。

      “印沙安拉！看定然吧！”临别时，老师只留下了这么一句话。

       不久后的主麻天，他陪着同样留着胡子的一位老人约见我，依然是赞扬、勉励。随后，向我介绍“这是你的李爷爷，也是个阿訇”。

       当安拉的定然来到之时，一切的不可能，似乎变得是那么的容易。

       几天后，父母专程从乡下来到军营，让我相亲。突如其来的消息，令我有点不知所措。父命难违，只好请假外出。来到了国棉四厂家属院，三楼客厅两把椅子上坐的，竟然是见过面、笑嘻嘻的两位爷爷。

       感谢安拉！就这样，两位老人家作为媒人，与李爷爷的外甥女相识，定然的安排，让我们走到了一起，直到今天。从那一天起，把李爷爷改称为姥爷(河南地区称外祖父为姥爷)。

       随着相敬到亲戚的升级，直到后来结婚留住在郑州，我几乎每个月都会抽空去看望尊敬的姥爷。我敬重他晚年的教门操守严谨，还有他讲述的丰富而坎坷的经历，这些活生生的教门与生活的经历一直影响着我、激励着我。

       李忠明1905年出生在河南周口河西。父亲是个传统的小生意人，祖祖辈辈的家庭教门传承的熏陶，让省吃俭用的父亲，下决心供养李忠明到清真寺一边念经、一边学文化。

       11岁时父亲的突然去世，让他失去了依靠，生活逼迫他快速长大。生活的现实逼迫，寡母只能带着孤儿，投奔到上海二姐夫处。

       当时，二姐夫李项臣在沪西清真寺附近设摊卖烧饼，李忠明只好寄人篱下，做了打饼的童工小学徒。

       李忠明老人不止一次地回忆他做学徒的艰辛。天不亮就要提前起床生火、备料。晚上繁星满天才能够收拾炉灶回家休息。动作慢了要遭骂，收错钱一定会挨打。好在是亲戚，否则，连这样的机会都排不上，当年的艰辛可想而知。

       那时候，有句俗语：三年免费学徒期满后，还要再做三年廉价的伙计。总算熬过去了最困难的时刻，自己终于在药水弄开了一家饼店，开始了艰难的创业。

       老人讲起最得意的事时，高兴地满面春风。他说:那时候，常常到红石坊清真寺与平易近人的张永泉阿訇聊天、交谈，有时会到药水弄向刘志三阿訇问“侯昆”(教律)、主麻日，专程去外国寺，听达浦生阿訇讲“卧尔兹”(演讲)。斋月是收获期，他会不思劳苦地瞪着黄鱼车，给各个清真寺送炝饼、聆听各种丰富多彩的讲座、参加聚会，他还是各种活动的年轻骨干。那段时间留给他的，是收获最多、最开心的记忆。

      “那时候上海的伊斯兰文化最活跃、最有生机。是全中国的一面旗帜”。老人一边手翘大拇指，一边哈哈大笑。那种自豪，足以能够体现出他回味无穷的真实感受。

　　1942年，母亲看着成家立业的儿子已经步入殷实，欣喜之余，增添了顾虑和担忧，思乡的念头愈加强烈。她看不惯大上海的灯红酒绿、花花世界；她担心独子被现代的时髦改变掉意念、丢失了根基；更害怕被埋葬在不属于家的漂泊之地。为此，坚持返回故乡，而且无容置疑地果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