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见《重建怀圣寺记》,是得于传抄。刘智《天方至圣实录》集录了一些古寺碑记，但没有收入这个碑记。1940年在云南,因日机轰炸,避居寻甸大营清真寺。备课之暇,取抄本试为解说，成跋文一篇，后为人取去，不告而刊于天津民国日报《史与地》周刊。1946年春，离昆明赴苏州，途经广州，在濠畔街(应为光塔路)怀圣寺得见原碑，旋倩人为拓一本。
1980年7月，陪伴澳大利亚参议院议长康多尔·路易斯·劳克先生及夫人南游，重访怀圣寺，则原碑已于1967年(应为1966年)被毁，广州穆斯林方在觅取拓本，拟重为摹刻。我这才感到旧藏拓本的重要。但这个拓本已于五、六十年代间赠与有关单位保存。近经查询，却一直没有把这个拓本找到。因而我想，把我的旧抄本和旧跋重新发表，对于研究中国伊斯蘭教史也许还有点用处。
旧跋写成后，匆匆已四十年。在这四十年里，我的学术兴趣由中国伊斯蘭教史而回族史,而中国社会史，而中国史学史，而中国通史，兴趣屡变，愧乏建树。重检旧跋，感到可补充者不多，这就很可说明我在这方面的研究没有什么进展。现在想提出来说说的，只有下列的两点。
一点是怀圣寺的性质问题，是私人所有呢，还是当地穆斯林公众所有?阿拉伯各国和伊朗、巴基斯坦的礼拜寺，多为私人创建。有的礼拜寺，就建立在陵墓附近。但这些礼拜寺都对群众开放，可随时进入礼拜。礼拜寺除供礼拜之用外，看不到有别的用处。我们在近代所见国内的礼拜寺，一般是穆斯林公有的建筑，它不只是礼拜的场所，面且是群众性活动的场所，穆斯林的婚丧、宰牲和民事纠纷都可依靠礼拜寺来处理。遇有重大事变,礼拜寺总是穆斯林自发集合的场所。
马松亭阿洪说，外国穆斯林惯称礼拜寺为Masjid，其义为成立拜功的地方;中国穆斯林惯称礼拜寺为Jum'at，其意为聚会的地方。他认为，这种称呼上的不同，表示出中外礼拜寺之不同的特点。
我认为，他这话是有道理的。中国的几个著名古寺，如泉州的清净寺是撒邮威人纳只卜·穆兹喜鲁丁所建，杭州的真教寺是阿老丁所建，分见于《闽书》卷七的吴鉴《清净寺记》和《西湖游览志》卷十八。吴记所说的撒邮威人,《诸蕃志》卷上作施那帏，林之奇《拙斋文集》卷十六《泉州东坡葬蕃商记》作试部围,《程史》卷十一作尸罗围。这个人不只创建了清净寺，而且“造银灯香炉以供天，买田土房屋以给众”,而且在泉州城东南设立蕃商公共墓地。这些田土房屋和慕地，都可能为清净寺所掌管，而清净寺就不一定是一个单纯的礼拜的地方。
以《重建怀圣寺记》跟《程史》所记“番禺海獠”对照着看，怀圣寺之为蒲姓私人创建，似无可疑。当创建之初，怀圣寺即以私人之建筑而进行群众性的宗教活动和贸易活动，这就显然是中国礼拜寺的特点已开始出现。这种情况的出现，跟宋元时期侨居中国的穆斯林之特殊社会地位有关。后来，虽然有侨居穆斯林的华化和中国人中也出现了穆斯林，而由于实际生活上的需要，中国礼拜寺的这个特点继续有了发展。
又一点，是伊斯蘭的中国化和各宗教间的互相影响问题。
世界三大宗教传入中国后，都出现了这个问题。伊斯蘭的宗教场所，称寺，礼殿用汉族传统形式。伊斯蘭的宗教著作吸收了理学家的论点，采用了理学家的词汇。少数地方的宗教首长称“主持”，而北京的礼拜寺，不只在碑记上称主持，且所谓“主持”的家属不能住在寺内，这有点象佛教僧徒不得娶妻的意思。尽管佛教原为印度传来，但久已成为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宗教。
伊斯蘭有“主持”之称及其家属不能住在寺内，显系迎合北京等地已经形成的对宗教寺院的看法、观感。《重建怀圣寺记》称“不立像教，惟以心传，亦仿佛达磨”,称“礼天祝禧”,也称“主持”，这已都是在教义解说和礼拜寺组织上中国化及不免受到其他宗教影响的开端了。
以上两点，都是中国伊斯蘭史上的大问题，是很值得注意的，是应该深入探讨的。
《重建怀圣寺记》尚有待诠释和考据的地方。如说“石室尚存”。这是指麦加大礼拜寺中的玄石，即“凯尔白”,其意为“方”，故又称天方,大礼拜寺被称为真宰之室(Baitu Allah)，故称天房。
元明人以天房或天方称麦加以至阿拉伯，乃以前者作后者的泛称。就词意的本原而论，天房和天方是有区别的，有些作者把二者混同起来，是不合适的。记文中也有费解的。如“中海内外”一语，按字面求解，即不可通。记中说“左右九转”,或有脱字。上文云:“蜗旋蚁陟”，如是高塔岂能只九转呢?
1981年4月12日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