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志宏

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大理地区回民教育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进行,这一段时期的教育除传统的经堂教育外,以巍山兴建中学和大理的三所明德学校为代表,培养了一大批的人才,为以后回民经济与文化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现在榆、关回民自己所办的小学,计有下关明德小学,大理明德小学,喜洲明德小学三所”(《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三)42页)其中前两所为两级小学,后者为初级小学,共容纳回族清寒子弟四百多人。
喜洲明德小学,为初级小学,设在清真寺内,实行复式教学。校长张伦,教师马四光、马秀芬、马文超等,设回文课程。(云南大学出版社《喜洲镇志》第218页)。另据故老相传,喜洲明德小学原设在清真寺内,后来搬到喜洲医院旁的一处房子中,条件比较艰苦。
下关明德小学即下关第五小学的前身,据马元先生的记录,“下关的回胞,经济是何等的落后”虽然经济落后,但回族同胞对于适龄学童的教育却很注意。如明德小学的开办,完全是回族在万分艰难之下零星捐募了经费,于1945年办起来的。回汉儿童兼收,完全免费。可是没有固定的经费,中间曾一度不能维持而停办过。后来又经回族的领导同仁再度进行捐募,并有几家回族热心文教的,又按月自认经费三万、五万、十万(旧币)不等,这样又才把下关明德小学复活起来。而校长和一部分老师,都完全尽义务,献身回族的文教事业,才勉强的维持下来(《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三)》第40页)。
另据叶桐先生讲述:“学校的资金,全靠在关回族捐资和其他的公德收入部分,清真寺有部分公积金,那是部分回族商人做生意后抽提的一部分到清真寺作为公积金。虽然资金困难,但对学生不收费,其他民族的学生,适当收取书本费而已。在学校开办后不久,原来在玉龙小学和下关中心小学的回族学生基本都转学到明德小学了”。
下关明德小学第一届校长为永平曲硐人马冠之(字超群),其他教师刘绍康、马介武等,多数人为义务;第二届校长为下关本地人马国军,教师因为多是义务,少数聘请汉族教师,时间多为一年、两年,故在明德小学任教的教师很多,这也是下关明德学校所代表的时代特征,在这里任教的老师有:马化贞、张清廉(汉族)、寸泽荣(汉族)、王种忠(汉族)、阮汝明、李元吉、聂子恒、许连发、李又川(汉族)、邹培凤、邹培贞、马燕茹(明德小学改下关五小后任校长)。
下关明德小学多数学生是回族子弟,学校开设了阿文课程,一般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课让汉族学生放学,回族学生由清真寺阿訇教基础的宗教课程,晚上也开宗教课程。在清真寺任教的教长先后为珂里庄大阿訇马迎安、马信一父子;洱源上北门张连彪阿訇和小关邑马志清阿訇。几位教长认真负责,为回族子弟提供了必要的伊斯兰教基础教育,为文化的传承,功劳甚大!
大理明德小学,创办的情形,经济窘迫和下关完全一样。

据《大理市教育志·大事记》载:“民国3年(公元1914年),大理回族俱进会在西门清真寺创办私立明德小学。1925年学校迁至南门清真寺。”这是地方志中唯一记录有大理明德小学的条目,但所记过于简单,且在回教俱进会时还不称“明德学校”。
据故老相传,民间初期,回教俱进会大理分部,在西门礼拜寺办有一所小学,很多回教学童在那里读书,该小学与其和其他小学一样,设有宗教课程。同时期,南门清真寺聘请李敬之阿訇任教长,开办纯宗教性的小学校,但两处学校的学生其实都是一样的,虽然两地相隔不远,但其中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使我们这一群小孩子忽而跑这点,忽而跑那点,时间无论如何都是冲突的,常常顾此失彼”(《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第130页)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回教救回协会大理支会成立,会长丁煜堂出任明德小学董事长并负责经费筹措。马元出任校长负责所有教务。其间,有一个短期的实验阶段,在南门清真寺里,“一位素孚人望的回教学者应聘到了大理,开始教育着一班比较时代化的未来阿訇。暑假开始了,遍街什巷新学校小学暑期补习班的招生广告,各小学校的回民儿女都被召集在那的礼拜寺里。”(《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第131页)负责教授的人,都是来自各方的,各中学的穆斯林弟兄。
在结束了一个短期实验给予了同仁们极大兴奋和鼓舞,更令人高兴的是喜洲巨商董澄农先生资助了五千元基金。这年九月一日,学校正式开学。
学校原来叫“德新”学校,采用这两字的意思,本来是纪念先贤马德新),一则以复初巴巴做学校的标榜,再则取字面上的意思——“道德日新”。后来按抗日救国协会云南总会的要求,全省一致为“明德分校”遂改名“大理明德小学”。

明德完小十三班毕业合影照片
大理明德学校的优点,马元先生总结了几条:
1、本校小学部基金现在说起来里非常少的。可本校的保姆——校长丁煜堂先生,他的确尽到了保姆的责任,尽是想办法弥补我们的亏空,尽量张罗募捐基金,使我们不感棘手,这里值得我们感谢的。
2、阿訇专修部的经费,除每年有少租谷之外,完全仰赖同教仁人自动捐入,与亡人“依斯科”之抽提,东拉系凑,整整维持了三年,未曾向教胞募捐毫厘,这也不能不说办事的苦心了。

3、本校同仁有三分之二是纯义务的,劳苦而不要代价,这里伊斯兰教精神的表现,其他是万万做不到的。
4、本校对学生是绝对宽厚的,尽管经费如何困难,决不愿向学生或学生的家长要一个钱,许多贫穷人家的子女都由学校给予书读,且用各种方法(如奖品等类)补助他们一切的文具,且学生的制服并未规定,所以本校的学生,吃不上饭的或许有,但读不起书的是基本没有的。
5、本校的课程与其他学校完全相同,过去采用复兴教科书,后来改用固定本教科书,额外加入读经与伊斯兰教教义钟点,即所谓之国家教育宗教之实践,也是本校开办之一大原固。

大理明德小学,开办之后,发展也较好,一直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大约不到一年光景,又承木华春,马玉先,马仲衡先生,慷慨解囊,赐予赞助,我榆教胞亦尽量捐献。(《五年来的大理明德小学》《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于是学校增加班级,添招学生,由三级而四级、五级;学生由三十至六十,由六十至九十,是一等差级数以增加“仅三年就完成了六级四班完全小学的计划,学生增至一百二十余名,教职员加至九员之多。
1944年6月,大理明德小学,第一班学生正式毕业了。随后,因为抗战到了严重阶段,生活无限的高涨,学校庞大预算筹措不易,乃经校董会通过进行公开劝募,求助于昆、关地教胞。两地教胞在经济极度不景气之下,仍然大量给我们捐助。
1945年,董澄农先生去世了,其后人以治丧节余巨资慨然赠助,使本校基础臻于稳定。而各级长官及教界同志之赐予热忱扶持;丁董事长之苦心奔走劝募,这里尤使我们感戴莫名的。(《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到1945年,学生人数增至一百九十余名,此等生率多贫穷人家的子女。他们在这里受着这完美的教育,完全是捐资诸公的公德。

喜洲富商董澄农先生

喜洲、下关、大理三所明德小学里在一个特殊年代产生的一个教育奇迹,其发展过程在民国年间的回民教育史上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整个办学过程中可以说是困难重重。虽然“三校的经费,都是有回胞零星捐凑,或是由热心教育的人勉里捐来的,所以经费时感不济,常常有停办的危险”,但是“这些小学,都办的很好,一直得到社会的好评、家长的称赞。(《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三)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