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街是漾濞县最大的回族聚居村。村民以农为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回族群众不断议论古寺建筑价值；在全州文物品位较高，是回族文化见证；是精神文明之所现。故县领导于1994年行文在保留原形式艺术结构下，由村寺管会接收管理使用，以体现“两个文明一齐抓”的政策方针，从而鼓舞村民脱贫致富积极性。
(一)寺从元代定位：建立是出于军政所需。
根据元史《兀良合台传》及《宪宗本纪》载：公元1253年六月，蒙古大将兀良合台与亲王旭烈兀第二次西征，在讨伐波斯“哈里法”八哈塔等国时，曾俘虏收编许多回回人，并于同年十月随皇弟忽必烈南征大理。军中除回回人外，还有“探马赤军”（包括诸部族人），也有不少自中亚迫迁随仗的回回军人。据《世祖本纪》载：1258年起，元军自大理在三次征伐滇西战斗中，曾由布鲁海牙帅领蒙古，探马赤千余人从征金齿（今德宏州一带）。1278年累官中奉大夫纳速拉丁任“云南诸路宣慰使司都元帅”，迁帅大理，设帅府于龙尾关营头村下（位于今下关关迤豆糠坡顶）。并在帅府西侧建立大礼拜殿，结构形式布局和下街古寺全同（抗战前五至八年被盗裁至倒毁），供给所驻元军约二千多人应用。“帅府建立后一年，纳速拉丁曾帅军分驻金齿、蒲骠、芒市”。1279年末，缅国复叛来攻，次年初帅府派兵万余平之。至康辰，阿里海牙至，加强固边，纳速拉丁招缅国国主官员及调蛮部降臣，就军前定录其功以闻。据《世祖本纪》载：1280年中，世祖诏纳速拉丁亲率精兵万余征缅。次年初再命姚次海率川滇军万余人增援，兵围曼德里。自元宪宗三年至成宗大德元年止，元军自大理、永昌等地向缅国用兵频繁，多次反复，才取得三江之内尽为国土。随之镇守固边。1303年5月，世祖诏令“征缅西域回回官兵一万四千余人还各戍”。为此，自腾衡至大理一线，分地戍守者绝非少数，包括漾濞在内，落籍者多是因地处苍山西麓之走廊，通往永昌之隘口，作为入户编里，保安所需。西域回回人落籍，自必按其族类特点，在营房附近建立礼拜殿，以作为世守不易的精神寄托。随着祖国西南边陲疆界之奠定，以“博南古道”为开端，使南方“丝绸之路”通行无阻，沿线有座地军人留镇，即直接加强着回回兵士安家定居，相互联系，不断适应汉化之进程。更重要的是漾濞（样备）位于永昌大理和永平蒙化三府厅交汇之地，属大理路后门之军事要塞，是远征后备整训地之一。山高水长，牧地广阔，是较好的仗马休整场所。
（二）古寺今址，元兵营房，实有迹可考，有据可证，因兵燹仗乱，文物记事皆毁。据元史载：忽必烈征大理国班师后，命大将兀良合台留守并继续清除反抗者，长期远征中老弱兵马在沿途要塞遗留。如《嘉靖大理府志》载：洱源县东南三十里莲花山下，“元世祖自石门入取大理，见蒙羡和为吐蕃咽喉之地，留达军三百以镇之，故名三营”。又据《康熙蒙化府志》载：“回回，本西域回回国之遗种，元世祖掠徙至滇。因占于蒙，入里甲；有差徭，凡所皆居建寺，聚族礼拜；死葬不用棺；不择方；禁酒。多以染皂经商为业。今亦有读书通仕藉者”。即在元代后期，大理地区已有回回聚居并建寺以为标志。又十年前在古寺东二里坡地高六百公尺的瞩登山（近百年称为竹林寺），此高地前后有大小哨堡，在山脚箐底埂上，被杨姓开荒出土一古墓。其中有陶泥烧料九属相，中间有跪式人相一个，其衣冠式样，据州回研会学者共识及县文物经管干部分析比较，通过一番争论认为是新疆维吾尔族服式，应属西域回回人遗迹；是元兵留此年老思乡、念祖多病于戍守生活中所作，也表明维族人远祖信佛之痕迹。据史载：忽必烈下大理国时，正值缅王兵至芒地怒水，步步进逼。但查考南诏大理国史，探马赤和彝白军设营遗迹，记实极少，民间传说仅限于过往支前，江边搭棚，移动频繁。据口碑资料综合表明：回回兵士造此寺址时，显然对于南侧江面上之双凤桥呈居高临下，瞭如指掌，并可放眼江面上下一里许，正是扼住“博南古道”咽喉。马帮、驮牛铃声自下堡起至柏木铺止，一二小时内不绝于耳。登宣礼楼，过往行人尽收眼中。故此古寺正符合战略上地形地物，军家必加入充分运用，即军中头目重视建寺以为双重需要。兵弁江边洗面后，手抬肩杠，人各一石，砌成基础石脚，大小不一，至今仍明显可见。它经历过搭棚住宿到改为瓦平房，再招专业匠役竖三转五大殿，形成全寺后来之布局。
（三）农民反元战争入尾声，民众需要恢复生产，安定生活。
明洪武15年，朱元璋命傅友德为主将，沐英、兰玉为副，分兵三路攻取云南。曲靖料角山一战，元军大败。副帅沐英部将马哈木绕道攻下大理时，有太和营头村青年马定回（元军留守者后裔，年二十岁），自报参军为响导，自邓川攻占洱源、鹤庆、剑川、丽江、云龙、永昌、顺宁和蒙化等地，勇敢前行，立功多次，被军中保荐，首任漾濞（样备）巡检司巡检。马定回传子马沙保，世袭三代近百年后，由王志拳继任16年被“改土归流”。马氏后代未回营头村故居，成为下街土生土长的回回始祖之一。当时邑人统称其为“土司官”家。马氏住所就在“公馆”侧，建成三层进堂（大门外照壁上画有麒麟）保留到1966年江洪泛滥被冲走，后人称其为“老公馆”。马定回到任后即在营房地基范围中扩修“礼拜殿”；在住所北面高地派家丁开辟梯田，后人称其为“马家田”，在田边可将古寺收眼中。此古寺经马家三四代人不断完善建成“礼拜殿”，是经历过十分艰苦的营建扩建过程，主要使命是适应过往回回人履行拜功，交流信息。马氏宅位于瞩登山脚，在古寺“宣礼楼上视线之内”。门前东坡四百公尺处设一警卫哨所；挖有地堡，可直接与柏木铺呼应，并示意以下街为镇守中心。以照应过往驮牛，马帮运输时“打尖”和“住宿”。考察潘家河口以上二矿硐，硐浅渣少，是中途抛弃，回回矿工较少，建有礼拜殿于古道大青树东南。在河南岸开辟梯田一片，至今村民仍爱旧称其为“礼拜寺田”；在寺西北方坡地上建有一片“拱北墓地”，最高处有土墙围护的“仙巴巴坟”，从阿文书法比较，是明末时期开始建立。但绝大部份坟墓已毁，平为玉米地。零碎碑石上刻着“万历”字样。这些都是因与下街古寺邻近才成相关古道上的聚居点。明洪武末年，朱元璋曾三次大批的“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使落籍江浙一带的回、汉族富家大室移民到滇西。漾濞亦分批落籍不少（如淮安屯王姓、上下街马姓等）。故自明永乐至成化，先后80年间，三批移民中，在漾濞也有开屯、开矿、开路、开沟引水、开梯田，同时发展驮牛马帮以通集市。“屯地”有军屯、官屯、民屯过程，开矿矿点就在下街古寺周围10—20华里的东西山坡上，如闪电坊、马厂、九箐尾、小庄、瓜里板、老乌摩、小尖山、大滥塘、乌鼠和潘家河等等，开采银、铜、铁矿矿硐至今仍在。当时各矿点有不少矿丁、襄头、炉长、监官是回回人。上述小庄、闪电坊、柏木和大寺村村址、包括清真寺寺址仍在，表明是适应矿山出矿，马帮驮牛运输人员实际生活要求而建立的回回人村寨。它表明是当时的先进生产力。（四）古寺结构精湛，造形美观，寺址规模近10亩，从坡地人工坦平，是反映回族文化艺术特征，是人民血汗经二百年聚积营造之结晶。
此寺址自元兵到来选定后，初为一片临时营房，因转战不止，战士常住较少，无力施工大搞建寺，是自然的事实。但往后即在此营房基础上逐步改建扩建，历时近二百年（1255—1463）才建成大殿，成为文化中心点。故其结构用材，艺术造型都是外来名匠所主持规划的，包括项目复杂的用材，复杂的艺术形式，规模层次以及全部设备配套，都是逐步发展和完善。古寺是由元代江防兵弁自河边肩扛身背茅石垒砌基础，建筑粗放，基坑与墙皮宽度、往后的高度不相称，表明经多次加固维修过程，特别是和屋架结构不相称，示意着砌石脚时的突击性，如海底石、套角石、拉扣石、挡口石以及走线水平，分层分段扣压尺寸，和墙皮厚一公尺亦不相协调。它指示是军营临时哨所，快速建立的特点，开始并非传统工匠所作。但是屋架结构是精致的；出檐飞爪及飞角高度匀称美观，远观雄伟下内檐为五层架斗；其上为二公尺飞爪；二米六寸出角；一米六寸出檐。沟头舌片长二公寸，占转檐枋面积之一半。顶面内檐 架斗三层，四角套榫，双扣于大过梁之上，三转五格，中三格放天花板，共计144块（一平方公尺一块）。以过梁面架斗雕花下衬，天花板上是金笔选录“古兰”片段。过梁以下，四面开窗，让阳光初升及偏西时从窗空射入到天花板上，显得金光闪闪，尘灰少积，空气流通较快，室内气温不高。对保护木料起一定作用，不无科技道理。古寺之雄伟还在于主体最高度达15公尺以上；前后檐柱16棵各长6米；中柱8棵，各长12米，据县粮食局临时木工刘某说，凿开大料，树种为木莲、香樟和课松等，坚硬质细，采伐处理（石灰水浸泡二十天）适当，经久不坏。其壁料质优，重量垂直分散，故屋顶盖瓦（板筒）长四公寸，宽1.5公寸，厚二公分；最小的板瓦长八市寸，宽六市寸六分，是康熙末年出品。数量不多。至于屋脊造型和屋面黄色琉璃瓦相称，所用箍丁片、中空线砖、花边砖、马按等均属明代产品。古寺整体造型，有全同者如下关豆糠坡顶营头村古寺和大理古城南苍平街的“娘娘庙”（现为军部仓库），以及昆明市圆通寺正殿等。据西北回民来求救济者说：与西安的大寺也相似。（五）维修与保护此古寺本身即弘扬回族文化的建设事业；是广大群众内心生根的精神支柱；是回民对“两个文明一齐抓“的要求。
史载清兵入关后，掠降将马宝官兵参与追捕明永历帝至腾冲以下，往后回回总兵哈元生和副将哈国兴以及后来的冶大雄、苏尔相到提督马瑜等大多过往下街古寺，并无直接破坏情况流传。但民心要求安定，自康乾近百年中，已使停废矿业、畜牧业、马帮驮牛运输业有所恢复；边周国际贸易线路畅通，下街曾有马帮六七个，回民生活有所改善。于是信道从善，为回族文化建设奉献爱心者，络绎不绝，民有积累，寺有置产，古寺维修彩画更加日新月异。是寺最兴盛时期（经管人马湘墓志）。学生40多人，有声有色“寺四周即分布马、沙、白、杨、龙等五姓，代代相传看管古寺，各置有旱地和水田。与古寺有关的传说有十多个，世代相传至今者有“老阿訇去世不须洗包手续”；“屋顶泥木工人数数不清”；老马夫从马弯山抬回矿石一块，放在大殿窗檐上“有时能放出光芒”；“每年三月中，正半夜有不少人明显地听到大殿中有几十人诵读‘古兰经’”等等。表明寺确古老，若干著名经师先贤曾路过住在寺中，讲经习武，互通信息。公元1856年，杜文秀在大理建立政权后，即派大将军刘应贵、参议马云鹤到漾濞主持镇守司工作。在恢复发展生产前提下，1860年，新建枣子园（原上街完小礼堂和宣礼楼）清真寺，复修柏木铺小庄和下街老寺。在人民生活好转15年后，清军于1872年正月初一起不断围攻漾濞，至次年三月十一日夜自雪山河尾放三道水皮桥突破防线，进入上下街，放火撕杀三昼夜。下街古寺宣礼楼被拆毁；进大门左侧厨房、沐浴室、停尸房等一律烧尽。从此古寺被没收改为文庙。地方权绅决定裁去“领拜间”，塑立孔丘像，塑毕倒毁，改立木质碑位；每年八月进入祭孔。大殿四周墙皮上曾用黑色古体书写“古兰”片段，用石灰抿涂后加刷红土，使之面目全非。此中实况，至今尚流传村民中。而壁画古体阿拉伯文至今全州大阿訇无一人可以读通讲解清楚。回回军官提督等题挂匾额二十多块一律烧光。证明封建统治者对民族文化遗产态度只能是罪恶。清帝推翻后，有“五族共和”为号召。1917年开办“新学堂”，设初等小学堂于古寺中。1930年，村民要求县回教促进会具文到县府，请将“叛产”田地归还耕种无批复。1936年中，有县长杨问梅排除阻力，将“叛产”租谷拨为教育经费；山地让回民开荒耕种。次年，抗战开始，抢修滇缅公路，桥工队进驻学校，谁也不敢反对，也无专人管，于是大殿正面原有檀香木双面透漏雕刻百花争艳格子门一堂；院心三边，池溏边洁白础石围杆、拦板、三架石碑坊；全被盗走。大殿天花板被击落作柴火；厢房门窗地板，全被烧毁和转移。使我县重要的历史文物，文化古迹之一受到毁灭劫难，也是沉痛的教训。（六）1949年12月，全县迎来解放；中共所属边纵七支队到县成立县委会和人民政府。次年二月在庆祝大会上，老农马显阳、马异良等口头要求将古寺归还下街被采纳，县上即作决定由寺产会保护、维修和使用。五月初，成立县回族联合会，并有村中男女青年十余人在回联及寺管会指导下进古寺成立“织布厂”；八月又在其中举办“圣诞节”活动。十月抗美援朝开始后，沿公路庙宇作储粮备用，县粮局欧阳明局长找村干出据，借作仓库，村民拥护（省财政厅有档案存查）。但执行公社化后，我县并大理县，逾二年又恢复县治时，粮局遂将借用古寺列入国有资产报财政局，正殿前房屋空地大片被兽医站、贸易公司占用，1977年，粮局对正殿检漏，将屋脊拆毁，四方哨角锯短（更换插木难以爰旧）；大殿中存粮不足万斤，邻近农户（非穆斯林），争相进寺晒打粮食，堆积木料，自由通行，大小便、拴牲畜等，任意践踏，使四周呈现破墙烂壁，引起老回民低声怨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村民对政策认识有些提高。1984年起，下街的县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都多次联名写提案，要求将古寺归还下街维修管理和使用。直到1994年，县领导才按文化局意见将古寺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文件为漾政复（1994）字第3号。由于县处于贫困，无力补助维修，连门牌也没挂上，时延三年，仅仅是清管会边集资，边维修，主体工程一直未能完成。正酝酿报请州省文物保护单位给予重视和支持。
（二）古寺今址，元兵营房，实有迹可考，有据可证，因兵燹仗乱，文物记事皆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