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怀的往事 ——谨以此文纪念父亲马守先诞辰100周年

2026-08-05 浏览: 来源: 大理回族作者: 回学

马镕/文

父亲马守先生于1921年秋，1999年夏归真，享年78岁。关于他的生平，我在2007年以“深切怀念父亲马守先”为题写过一文，载于学会刊物《大理回族研究》，对他的一生已有大致的记述。但近几年常常想到一些往事，尤其在他被划右派后的那段岁月,总想写出其中的某些片段,就当作是父亲诞辰100周年的纪念吧。

父亲生于漾濞下街，在家乡长大。祖父对子女要求严格，尤其敦促父亲勤奋读书，故他练出一手好字。中学阶段他到大理城就读,那时公路尚未开通，就步行前往，有一年还约伴从脉地翻过苍山到大理镇子。在大理期间，常到马元家(马元之母为父亲之大姐),舅侄二人均热心回族文史研究和史料收集,并共同参与和组织回族青年救国会的工作,其宗旨是动员和号召回族青年投身抗日救亡活动。

1943年,父亲和五伯分别考入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到了昆明。大学四年，他一边读书学习，一边仍热心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并结识了白寿彝、纳忠、纳训等回族名教授,他还担任著名学者方国瑜先生的助手，主要是协助整理资料、制作卡片等。大学四年级起,父亲还到昆法中学等校兼课。纳忠教授兼任明德中学校长期间，父亲任教务主任，受校长委托主持学校日常工作；并在云南解放前后完成护校任务，被军管会调往起义部队,协助军代表做军监工作。1950年,经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长陈方安排，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前往滇西各地。后又跟随王连芳等老领导，参与筹建云南民族学院，此后就在该院任教,重点是省内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训工作。

1957年9月的一天，邻居一中年人让我看当天的《云南日报》，头版头条的大黑体字标题是：“痛斥马守先的民族罪行”，文章内容我已能读通，但并不明白这对于我们父子意味着什么。这个星期六下午，我回到民院时，已见不到父亲，有人告诉我，隔离审查期间,不能同家属见面。1958年1月24日，忽然有人传信，叫我去民院一趟，开门进了父亲的房间，只见一片狼藉。这时来了两名干部模样的人，其中一人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的父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是自绝于人民的，已经送光明农场劳动教养，而你是属于人民的，要同他划清界限。”我大致能听懂这些话，但无言以对，只是泪水涌出而已。另一人则吩咐要求把房间中的书籍尽快搬走，打扫干净。过了一周，我同一堂兄带了两只竹箱，去收拾房间，书籍笔记等装箱寄存到民院一亲友家，算是善后工作。过了几年我才知道，反右期间，父亲曾饱受折磨，在民院召开的批斗会上，被学员打断肋骨。极度痛苦和悲观中，他服食过量的安眠药，但被发现得早，自杀未遂，而先前的民院“头号右派”某教授投莲花池自杀身亡后，父亲便升为“头号右派”了。那些所罗织的“民族罪行”，现在来看都是站不住脚的谎言。真实的原因是父亲曾在整风期间写过一信给省委某领导，陈述“回族青年救国会”的组织性质，是抗战期间成立的进步组织，抗战胜利后也未从事过反人民的活动,不能成为一个人的历史污点……,

这封信的效果适得其反。该领导批示写信人为“极右”，父亲这就在劫难逃了。有趣的是，批斗父亲最激烈、编造“罪行”最得力的两名教师，可能因右派指标任务未完成，运动后期竟也被划为右派,其中一人也是“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光明农场劳动教养。

1958年起，国家逐渐进入“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食品短缺，民众生活陷入困境，我所寄养的堂哥被调往昆钢，过了两年，我也到了安宁。三年来父亲杳无音讯，1961年春节前夕，忽然收到父亲来信，述说他已于数天前被摘去“右派”帽子，转为农场“职工”了，也开始领取工资，每月24元，允许与外界通信，可以与亲友见面。这封信是他写给四十年代大理省中同学（当时在昆钢任副总工程师），又由其打听找到我。信中大多介绍他思想改造的成果，关键信息则是希望我在除夕这一天到达农场，与他共度离别三年多后的春节。

光明农场在昆钢往西约十公里的地方。我带上10个加有红糖的麦麸饼（这年春节凭票供应居民，每人4个），大年三十早晨，独自一人向西而去，中午时分到草铺，路遇一老人问，才知道走错了路，老人劝我返回安宁。这时我的肚子很饿，但却舍不得吃掉一个饼，坚持一定要到见到父亲，两人一起享用。傍晚时回到安宁，又进一步问准了路，第二天早早出发，中午11点左右到了光明农场，父亲高兴至极，又用他的络腮胡扎我的脸，这时才知道，昨天晚上，父亲在农场门口，等我直到深夜。

父亲在农场的果园苗圃中劳动和生活，得益于他在云大前两年读森林系，与植物、园艺沾边，学了点果树栽培技艺，每天从事的就是果树嫁接、栽种和护理，与到大田去参加粮食生产相比，劳动强度相对不大。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要通过加强农业以扭转困难局面，工厂、城市有大批工人、职工下放农村，光明农场也贯彻此方针。父亲便申请下放，回到家乡漾濞下街。

当时的农村，农业收成已有好转，但谋生却困难不小，一个教书先生、文化学人，虽经农场四年多的劳动磨炼，但到了农村那种拼体力、比算计的竞争环境，仍难以适应，但父亲还是挺过来了。他力求让自己在农业劳动、日常生活直至衣着打扮、言谈举止方面，都要像一名地道的农民，这充分显示了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威力。此后不久，虽然又有“文革”期间的种种冲击，屡次被要求集中到一地进行政治审查、撰写交代材料,但他的内心坚强了许多,总体上是平安熬过来了。值得一提的是,在下街农村的17年里,父亲为家乡做了两件好事：一是他不辞辛劳，为全村两千亩近万坵田块进行测量绘图，使每坵田都有了面积、埂长数据，使生产队开展农活小包干计量成为可能；二是促成村林业队的设立,保护现存森林、绿化后山、大种果树。父亲身体力行,参与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贡献至今还被老一辈家乡群众所称道。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深刻的转折点，之后的政治、社会环境和氛围焕然一新。时任中共大理州委书记的刘树生，是父亲在中访团时的老战友，又为民院的老同事，他邀约父亲出下关面叙，大致意思是要父亲做好重新工作的准备。1979年春,父亲接到云南民族学院的“右派改正通知书”，并欢迎重返民院工作。但父亲最后决定不回去了，他写给民院领导班子一封很长的信,主要内容是感恩的话,“汇报”自己22年思想改道的成果,力求表现自己已是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之后民院立即致函大理州、县组织部门，落实就地安置。刘书记十分关心此事，又让刚成立不久的大理师专郑校长找，了解父亲的有关情况和意愿，但父亲也不想到师专，最后就由漾濞县安置，进入漾濞一中,根据他的专业特长和知识结构,以教生物为主,兼讲历史、地理,政治和法学肯定是不适宜了。

1984年8月,父亲办理退休,此时已是63岁,是应要求延迟退休的。退休后，他除了坚持参加清真寺礼拜外,许多精力投入到回族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的研究活动中,参与了国家民委课题中的大理回族历史调查工作,到昆明参加有关会议时,有机会见到了过去的老领导王连芳、刘树生等。后来王连芳老写给父亲一封信，抄录于此：“守先—亲爱的战友，您是我一生中时刻未忘的难得的回族人才，可惜正碰上那个左倾泛滥的历史年代，使您几乎终生遭害，到粉碎‘四人帮’后，华年已过，还算遇到光明，安度晚年。我一生遗憾的是，尽管作了很多努力，也救了一些同志，可是没有能救下您来，到以后因坚持真理，连自己都遭到十年迫害。”王连芳老的这段信中的话，对我父亲很有情感，更多的是惋惜，情真意切，故引用作为本文结语。

2011年，马福民表兄以“缅怀马守先表叔”为题，撰并书七律一首，嘱我收存，附录于此：

世第书香文秀缘，中央慰问老成员。

服从调派筹民院，桃李培栽抒壮篇。

回学勤研留史料，品高德厚誉漾川。

口碑永誌穆民仰，风范长存堪永年。

难以忘怀的往事 ——谨以此文纪念父亲马守先诞辰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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