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回族已形成，并成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重要载体之一。我国学术界认为，明末清初是中国伊斯兰教的成熟时期。此时伊斯兰教也已为回回民族以外的几个少数民族所接受。回族穆斯林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成员，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使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在穆斯林中得到传播和发展，必须解决伊斯兰教人才缺乏的问题，这一时期的中国穆斯林的先贤们开始注重和发展伊斯兰教育。明嘉靖年间陕西回族穆斯林学者、教育家胡登洲先生（1522-1597）倡导的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出现，对中原和西北的广大地区影响深广，使伊斯兰教宗教教育和伊斯兰文化在中国获得较大的发展。经堂教育是以清真寺为中心，在清真寺传习伊斯兰教经典、培养宗教人才的学校和专门的教育制度的统称。在多年的实践过程中，这种教育体制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出现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较为完整的教学体系。与经堂教育几乎同时出现了以南京和云南为中心的汉文译著活动，历史上称这一时期是中国伊斯兰学术文化的开创和奠基阶段，活跃在这一时期的穆斯林学者王岱舆（约1560-1660间）、马注（1640-1711）、刘智（约1655-1745）、金天柱（1736-1795）、马复初（1794-1874）等人被尊称为“学通四教”、“中阿兼通”的“回儒”，他们以儒诠经，著述和翻译了大量伊斯兰教经籍，他们用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方法解释伊斯兰教教义，从而形成了中国伊斯兰教宗教哲学体系，他们的辛勤耕耘促进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由于此时中国通往中亚和西方的道路十分畅通，中亚、西亚的苏非派传教士来到我国西北地区传播苏非教义，更有一些国内穆斯林从国外学成归来，也带来了苏非派关于现实虚幻，净化灵魂，人主合一的思想主张，门宦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出现在中国穆斯林社会，并在以后的若干年里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我国西北地区先后出现过33个大大小小的门宦，从某种意义上说，门宦的形成极大的丰富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形式和内容。

      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群众接受伊斯兰教的时间大约在10-11世纪前后。这一地区的群众接受伊斯兰教的方式与内地有所不同，这种方式不是在有了广泛的穆斯林群体后推进伊斯兰教传播的，而是首先在王朝贵族、达官显贵们归信了伊斯兰教后，在其臣民中传教，突出了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特点。在历史上新疆各族穆斯林同内地穆斯林一道反抗清朝政府的剥削压迫和民族歧视，在生产和生活中也创造了具有浓郁的新疆各民族特点的文化艺术，极大的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伊斯兰文化。特别在近现代历史上，新疆各族穆斯林也受到“教育救国”口号的影响，与回族穆斯林共同创办新式经堂教育，他们也为宏扬伊斯兰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全面贯彻落实，中国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得到了宪法、法律和政策的保障。目前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十个，他们是：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人口总数约2000万。我国穆斯林人口分布情况历来是“大分散，小集中”，全国有清真寺34000多座，阿訇、毛拉45000多人。我国穆斯林在信仰上属于逊尼派，在教法上遵从哈乃斐学派。此外，自明末清初以来，中亚、西亚的苏菲主义教义不断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后逐渐形成门宦教派（在新疆称之为依禅）。各门宦教派都以一宗教领袖为中心，管理清真寺教务，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存在模式，为中国伊斯兰教教派活动增添了新的内容。尽管他们属于不同的教派和门宦，但是他们能够在平等、团结的环境中分别从事各自的宗教文化生活，带领各族穆斯林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中国穆斯林绝大多数属逊尼派，遵行哈乃斐学派教法，新疆极少数为什叶派的伊斯玛仪派。苏菲主义各学派在西北地区有广泛影响。历史上，由于伊斯兰教传入各民族地区的时间、途径以及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不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又分为内地伊斯兰教(汉语系)和新疆地区伊斯兰教(突厥语系)两大系。

（实习编辑 马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