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随着北京西长安街拓宽工程的展开，新华门对面的东安福胡同正在消逝。在胡同中部路北的一片废墟中，一拱雕刻着精美缠枝花卉的石券门巍然屹立，似乎在向人们述说着200多年前那段民族团结的佳话。

　　在东安福胡同里，笔者寻访到一位世居于此的回族大叔，得知胡同里的石券门原是一座清真寺的门。石券门为清真寺的南门遗存，院里有一座大殿，殿北正对新华门的地方，还曾有一块乾隆御碑，现存于北京历代帝王庙内。回族大叔祖辈是清代从新疆奉旨迁居北京的维吾尔族人后裔。

　　经考，当年的那支维吾尔族人是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前后，或因助平大小和卓之变有功，或作为大小和卓被俘家属，或身为工匠艺人而陆续入京的。因边疆新定，乾隆皇帝极为重视这支由8位维吾尔族民族首领和宗教领袖带领的少数民族部众，下诏赐爵封居，妥善安置，史称“八爵进京”。

　　也正是在此时，一位美丽的新疆女子随部入京，后来入宫，先后被册封为和贵人、容嫔、容妃。“香妃”的传说中，即有她美丽的身影。与传说类似，容妃也有着特殊的身世。据最新发现的清宫档案史料记载，容妃所在的和卓家族有5名成员位列“八爵”，其胞弟图尔都便是其中之一。其家族虽与起兵生变的大小和卓兄弟同属一派，但并未追随起兵，而是选择了助清军平乱，由此封爵入京。这些维吾尔人还被编入八旗，成为京城一支特殊的旗人穆斯林群体，其最初的安置地正是如今东安福胡同一带，称为“回回营”。这座现在仅存石券门、石碑的清真寺，就是乾隆皇帝为他们兴建的。

　　清真寺建成于1764年，其3个独特之处，不可不提。

　　其一，它承载了一段团结和谐、国家统一的民族佳话。建造这处清真寺时，乾隆皇帝可谓用心良苦。清真寺位处要冲，紧邻皇宫禁苑，与西苑宝月楼(今新华门)隔街对望，且系出内帑“敕建”，司工督造。入觐的维吾尔族众首领均在此礼拜，当年曾盛极一时。正如乾隆皇帝在那方亲笔撰文的满、汉、蒙、回四体碑记中所述，前已为内附蒙古诸部建造了承德普宁寺、固尔扎庙，“回人亦吾人也”，怎能缺少这种礼遇呢？乾隆在求同存异、尊重习俗、包容信仰方面的大气，此清真寺当属见证。

　　其二，它建筑绮丽，风格独特。清真寺经一年建成，既具“近日之荣，兼擅土风之美”，占地25亩有余，内外遍植柏柳，幽静庄严。大殿方形重檐，攒顶环廊，周围配角亭四座，形制类似于晚它6年建成的北海“小西天”方殿，且规模达到了“明九暗七”。尤以碧瓦方檐代替了灰瓦覆顶、绵延勾连的清真寺惯用形制，望去巍峨气派。清真寺布局也别具一格，大殿坐西朝东，正门却位于殿北，中亚拱券大门之上高耸卷棚重檐歇山楼阁，玲珑欲飞，乃穆斯林礼拜前唤礼之“邦克楼”。据载，当年阿訇登楼呼唤礼拜之时，悠扬的唤礼声俯掠中南海，远传数里，故此楼一度号称“京城第一门楼”。

　　其三，它融入了一段美丽的传说。这座清真寺曾被误传为“香妃寺”，宝月楼民间也叫“望家楼”，说的是为解香妃思乡之苦，乾隆建宝月楼，设回回营，筑礼拜寺，营造出一派回部风情。考之历史，清真寺虽不宜称为“香妃寺”，但回回营、宝月楼确是同容妃有关，因为营中居者多是其族人。宝月楼虽建成于容妃入宫前两年(1758年)，但从乾隆屡屡吟咏宝月楼之诗文可知，容妃曾多次登临甚或入住此楼。她在宫中生活了28个春秋，在信仰生活方面得到了妥善照顾，衣着饮食均依其俗。在她香销玉殒3年后，年已八旬的乾隆于宝月楼前仍感慨万千：“卅载画图朝夕似，新正吟咏昔今同。”这样的感情，难怪会演绎出那么多经久不衰的传奇来。

　　遗憾的是，这座清真寺在窃国大盗袁世凯当政时毁于一旦。袁世凯迷信风水之说，他以中南海为总统府后，于1913年将宝月楼拆改为新华门。在妖言蛊惑下，他又信清真寺坏其风水之说，便以拓修新路为名，将清真寺拆毁，还在新华门对面建起了一溜灰色花墙，以遮挡路南外国兵营及破旧民舍，将清真寺正门彻底封死，历史遗迹从此湮没于流逝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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