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爆发，国民政府行政院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当即以“文”电告诉当时代理青海省主席职务的马步芳：今晨九时西安东北军叛变，委座被囚，行踪未明，并要求马步芳：迅速集结待命，严加警戒防止奸究，并设法与附近友军取得连络为要。当晚，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又发出了中央社上项紧急电讯。马步芳获悉，犹如晴天霹雳，极度震惊，顿时陷于惶惶不安、无所措手足的慌乱之中。

     马步芳对自己的处境是十分清楚的。那时，张学良、杨虎城手握兵符，号令西北，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对马步芳的把持青海，颇为不满。马亦自知卵不敌石，抱着戒心。同时，东北军的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驻防兰州，又兼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大权在握，咄咄逼人。

     西北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为了遏制于学忠势力的发展，曾经怂恿马步芳仍旧把持甘肃河西走廊及临夏一带地区的地方行政权，以致于学忠对这些地区下达的政令，都成一纸空文，无法推行。

     这样，就更加深了张学良对马步芳的疑嫉。西安事变发生后，马步芳恃为泰山的朱绍良，亦在西安被扣。在此瞬息万变的紧迫时刻，又传来了于学忠部在兰州与中央军发生武装冲突的消息，一时风雨满楼，险象环生。马步芳深恐于学忠对他乘机报复，日夜惴惴不安。特别令马步芳进退唯谷的是，他在甘肃河西所疯狂进行的反共战争正处于生死搏斗、难解难分的状态。西安事变影响所及，东北军于学忠等部如果挥戈西进，与西路军联成一气，势必使马步芳腹背受敌，整个形势，顿将改观，鹿死谁手，实难逆料。此时此刻，遑遑如热锅上蚂蚁的马步芳，其焦急不安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当时，笔者正在主编青海省政府的机关报《青海日报》。西安事变当晚１０时许，被马步芳紧急召见于新编第二军司令部。他严肃地指出，西安事变消息，不得在青海日报上披露，以免军心民心动摇。并面嘱：西安事变关系重大，报纸上不能随意刊登。我即应声而出，立即急赴报社，将业已排就的上项中央社所发电讯，全文拆除，改为其他消息。为了尽可能弥补版面出现的天窗，还在空白处补排了一个特大的木刻惊叹符号“！”。《青海民国日报》得到特派员马绍武的电话通知，也封锁了这一重大新闻，从而使青海群众被蒙在鼓里，市面安静，一如往昔。但在当晚午夜，国民党甘肃省党部蒋系执行委员张民权夫妇，由兰州化装逃至西宁，声称，在郑州的东北军已开始军事行动，解除了朱绍良所属部队的武装，扣押了蒋系高级官员，并枪杀了曾任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办事处处长、时任西北绥靖公署参议杨继高（字陟岗）和绥署军需处长王式辉等人，兰州局面，一片混乱。他还说，东北军已与河西红军接头，前途堪虞。马步芳以事态骤趋严重，深感切肤之痛，益加慌乱，唯恐河西军事生突变，无以自全，立急密电河西前方总指挥马元海，告知西安发生事变，除转告马彪、马朴知悉外，严守秘密，慎勿外传，并令严守防地，加强对所属官兵的监督。马步芳为了摆脱当前所处的孤立环境，又急电岷县鲁崧令师长、凉州杨得亮旅长和胡宗南等进行联系，要求“随时联络，以防不虞”，企图与胡等订立反对张、杨的军事联盟，遥相呼应。实际上，马步芳既以西安事变前途未卜，而河西军事又陷于困境，因而徬徨徘徊，举棋不定，其对于河西反共战争可能的结局，远远超过了对蒋介石生死安全的考虑。可是各方“申讨”张、杨的通电，犹如雪片飞来。马步芳在几经徘徊之后，见形势日益明朗，才于１５日决定发通电响应。遂由姚钧草拟“删”电，即将拍发时，又接受了马绍武、陈显荣的建议，为表白自己对蒋的所谓竭诚拥护，竟将１５日签发的电文日期提前两天，改为１３日发出的“元亥”电。电文中向南京行政院、军事委员会表明：顷据广播电台电讯，惊悉西安发生事变，张杨劫持委座等语，消息传来，全青震惊，除严饬所部一面加紧剿灭河西赤匪，一面防制兰州叛军之扩大，保境安民，敬候佳音外，敬恳详示确情，以便遵循。青海虽处四面敌匪之艰苦环境，芳等只知为党国尽忠，为季座效力外他无所顾，合并呈明，敬请钧鉴。 

     在此之前，马步芳和李天民、马绍武、郭学礼、李晓钟、马步青、李迺、谭克敏、魏敷泽、杨希尧、魏敷滋、姚钧等１２人于１４日以“寒”电致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表示誓以血忱，在中央统一指挥之下，誓死杀贼以定人心而奠国基。１５日，马步芳和上述诸人又以代主席、骑兵第五师师长，省党部特派员、省政府委员身分向张学良发出“删”电：……倘因意见纷歧，致坏和平统一之局，实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况全国舆论对公此举均为痛惜，万一残杀之祸见于今日，予敌人以进攻之机会，则国家前途宁堪设想。为今之计，应即幡然悔悟，护送委座入京主持大局。这些电发出后，先后得到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的复电，特别是张学良的复电说明：蒋夫人及子文、铭三、雨农三兄来陕，迭与商谈，已有解决办法，日内即可揭开。目前前方军事已令停止待命，政局前途，大见转机。嗣此集全国力量以御外侮，未始非复兴之机也。但马步芳对张学良将军的苦口良言，犹若过耳之风，一味听从何应钦等人的唆使：“张逆学良狼子野心，行见歼灭。”迫不及待地复于１５日和前述诸人发出“请缨讨伐张杨”的通电，指责张学良不明大义，劫持委座，妄作主张，破坏大局。……步芳等唯有在中央统一指挥之下，枕戈待命，用达救国护党之决心，尚乞海内明达一致主张，使国家不至灭亡，人民得免涂炭，是所至幸。至此，马步芳才令《青海日报》刊发有关电讯，公布西安事变。可是马步芳自知既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又不甘心依附张学良和杨虎城，遂采取了全力控制河西军事，以便随机应变，其中心思想还是力求维持自己割踞一方的独霸局面。

     与此同时，陕西中华回族救亡联合总会于１４日向马步芳发出“容”电，声讨……年来蒋氏扩大内战，丧失国土，罪大恶极，已为举国所不容，希望马步芳迅派代表来陕参加救国会议，共商国策，为国家求生存，为回族谋解放，当机立断，幸勿迟疑。马步芳不仅不听恳劝，反而复电相讥：张学良不顾大局，竟敢倒行逆施，劫持委座，使统一之局，破坏于一旦，何得谓俯顺舆情实行兵谏哉，至于回族人民受有压迫，尤为无稽。并说什么：我回族同胞，务宜护党救国，万勿为所诱惑。这样，马步芳就很快结束了他举棋不定的动

     摇状态，而变为一心投靠民国政府，一面电令河西马元海加紧对永昌等地西路军的围剿，一面电令河西、临夏驻军，采取断然措施，捕杀于学忠所派酒泉保安副司令徐启文、临泽县长樊万龄、张掖县公安局长范时中等，临夏区行政督察专员、于学忠部王玉科亦被迫潜逃。马步芳还欲逮捕张学良派驻西宁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驻青代表魏敷濂（字子愚），以其为幕僚魏敷泽的四胞弟，只令其夤夜离青返陕。西宁新闻检查所代主任刘天鸣，原系张学良所派，亦因风云突变被迫匆忙离青。

     １２月２５日，蒋介石被释放，何应钦当日即以“有”电告诉马步芳：委座今午五时半，由西安乘飞机安抵洛阳。马步芳于２６日以“宥”电复何应钦，以“全省悬旗三日”来表示他对国民政府“欢跃欲狂”的忠诚之情，接着又于２８日以“俭”电致蒋介石，直接表示他继续反共的决心：惟杀贼致果，或可以竭忠诚。《青海日报》对张学良释放蒋介石还印发了号外。
     由于时局的急转直下，马步芳忧心稍释，即全力以赴，加紧了对西路军的围剿。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７日，西路军曾致函马元海，以西安事变既已和平解决，河西军事亦应罢手言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马步芳以为此股匪消灭与否关系大局者至大且巨，是以严词拒绝，不为软化，诚恐有影响剿匪整个计划，仍行继续进攻，以期聚歼。２月１日，西路军再次致函马元海：本党已与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去电谓‘西安问题和平解决，全国庆幸庆幸，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爰派代表与贵军商洽一切。而马步芳则认为这是已至山穷水尽的西路军的缓兵之计，再次拒绝接受与红军合作、共同抗日的正确主张，继续严令所部围剿西路军。西路军将士虽然大部壮烈牺牲，但所余精英，历尽艰苦，辗转至疆，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员接应下又回到了党的怀抱。（作者原为青海日报社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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