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张承志以《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为代表，开创回族作家书写其他少数民族生活之先河，此类题材多年来处于沉寂状态，这大概是由于文化视角的定位比较艰难。回族作家以一种局外视线（又因其同为少数族群的心理素质，而区别于汉族作家那种纯粹的局外视线），来介入异族文化的探寻，具有多元文明的比较意义。本年度就有三部长篇属于这一类型。何晓的《佛心》以一块水色格桑花玉佩为物象线索，以六世活佛仓央嘉措的情诗为抽象线索，写了藏汉几代人在内地古城与藏地之间的离合追索，着重写出了藏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和净化。还有两位湖南青年作家不约而同写到了本土民间文化、异族文明的多样和神秘。于怀岸的《猫庄史》描写清末至解放初猫庄山寨一个巫师的人生经历，折射湘西农村从混沌走向文明，从血泊泥淖中走向有序和辉煌的百年风云。马笑泉的《巫地传说》通过大学生霍勇在追忆和踏访相交织的双重回乡路上的忠实记录，观察着乡土灵性与时代进程的扭结与消长，反映了梅山文化的神秘智慧和文化精神。两部作品都涉及到大量巫楚民间文化的玄幻色彩，湖湘苗族、土家族文化的神秘外现，相对于传统回族生态是完全陌生的文化镜像。这类题材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回族文学的收视范围，体现着少数民族文学博达包容的品质，但其书写是否保证了回族美学的基本底线，应有所节制。比之《巫地传说》个别描写不够适从回族审美习惯，《佛心》在藏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中建构的具有共融意义的“静默”气质，更值肯定。总体而言，当下回族长篇小说创作，对历史、乡土和多元文明的挺进姿态是显而易见的，但理性地看，多数作品叙事能力、精神气度的塑造功力尚显虚弱，比之张承志、霍达创制的经典写作时代，应当说进入到一个相对艰辛的爬坡期。

       中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温暖与苍凉 

        较之长篇小说在历史观望中浩瀚的虚茫感和文明对话的表层繁茂，中短篇小说则以更加扎实稳健的坚守姿态，在波澜不惊中“静水深流”，蓄养了回族文学迎对日益纵变的主流现场发声的底气。凸出的亮点是，这一年是宁夏的丰收年。《民族文学》第8期隆重推出以回族为主体的“宁夏专辑”，集中发表回族作家各类体裁作品24篇。这是该刊自1988年、1998年之后，第三次推出“宁夏专辑”。十年一道分水岭，今天的宁夏回族作家，阵容整饬，影响日隆，不仅在回族文坛具有领衔意义，而且就小说领域来看，在主流文坛也是有声有色、生气盎然的。坦白地讲，“回族文学”这个概念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学形象出现，之所以在回族以外的世界还不至于那么突兀和陌生，除了昨天和今天的张承志、昨天的霍达之外，也许就应当主要归功于当今几位宁夏小说家的努力：石舒清、李进祥、马金莲等。他们都是专攻短篇的好手，愈臻活跃的状态，愈臻纯熟的笔力，愈臻淳厚的风味，将他们推向当前国内优秀小说家的前台，亦使短篇小说创作成为回族文学目前的绝对优势。专辑中的几个短篇，基本浓缩了他们的品位和特色，堪称一次“精彩的亮相”。不动声色中透露出浓郁的温暖与诗意的苍凉，大概是其作品的共性之美。

        平民生活和底层叙事，是回族作家的主打优势，佳作亦频繁出现于此类题材。石舒清的《杂拌》以父亲的日记为引子，回忆了旧社会的几桩人事，陈家人、牛家人、鲍玉财、文阿爷在父兄卑微落魄时的信任帮衬之恩，闪耀着人性的纯洁与高贵，在时光消磨中愈显清晰。《平民三记》写出了一组有神采的女性：外表柔弱但极具反抗意识的舍舍、爱娃娃的菲菲、爱读书的黛黛姨娘、为哥哥换老婆而出嫁的圆女、正气持家的小舅母，都是隐忍、负重、纯澈，甚至近似童话人物的乡村女性形象，她们看似惯常但暗藏惊异的举止，往往令人惊叹作家的洞察天赋。石舒清小说近年来走的都是这个路子，如叙茶话、讲评书，闲扯中句句有物，平静中事事纠情，似乎要把朴实写到极致。作家自己也在小说中自白，语言“要丑笨，不要漂亮”③。这种散文化的叙事风格，个人经验的质朴言说，在小说创作中是一条绝大多数人不会选的泥泞之路，需要作家强悍的控制力和持久的磨刀精神，也要消耗大量的元气。风险也是大的，隐在节奏稍有松懈，就易造成平乏的印象，譬如《客居》就是尚待打磨、不够理想的作品。李进祥中短篇小说集《换水》出版并召开研讨会，是本年度回族文学的标志性事件。一本集子里的27篇作品，20余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转载，或入选多种选本，足见集子的成色。李进祥也是专写小人物的高手。《剃头匠》讲一个剃头匠等了一辈子要给杀父仇人剃一次头，趁机报仇，可当垂暮之年的仇人果真坐在眼前，那把剃刀却在岁月磨砺中钝去了仇恨，刮除了人性的幽暗，反射出宽慈与平静之光。作品写得惊心动魄，注重心理节奏的张弛，主旨与技法与代表作《捋脸》异曲同工，是本年度的上乘之作。《方匠》是一篇“清水河版”的《棋王》，通过下方隐喻进退攻守的人生哲学。从没败过的韩信，败在货郎子之手，只因一段爱的守望。《跤王》则写到公社工地上的两个绊跤高手为争夺一只石羊的犒赏，打红了眼，最后却败给一个老伙夫：私欲终究无法战胜博爱。《植物人》写一个因医疗事故而成残疾的少女，清澈的微笑唤起了更多人对爱的释放与反思。这些作品都是李进祥平民情怀的真切流露。健步成长的马金莲，依然习惯以儿童化的视角体察世态炎凉，发掘陈旧生活中的感动与悲哀。《老两口》《古尔巴尼》《哑巴巴的爱情白杨》集中描写弱势群体或喜或悲的底层际遇，忧伤而悲悯的关怀中，负载着青年女作家沉重多累的忧患之心。《蝴蝶瓦片》中的小刀，以弱势到极致、甚至病态的形象，将污浊之中的清澈尊严演绎得别致动人。同为宁夏的80后作者，方一舟与马金莲在题材、意识、手法上开启的是别样的镜像，《空潮》以意识流的手法，写一个泊居城市的打工者眼中的事物，冷峻的旁观中，如快切镜头般飞速掠过一幕幕人间戏剧，清洁与污秽、平静与狂躁、禁欲与纵欲，归结为压力对青年一代倾轧下的巨大空虚。撒雨的《蒲公英的妈妈》以一个流浪女人的生存状态折射社会性问题和异乡人的心理轨迹，温润感伤，语言有嚼头。马有福的《上粮》、底惠乔的《洗衣谣》分别展现了西部、东部地区苦中有乐的农民生活场景。讴阳北方的《金玉良缘》写两个在酒店打工的厨师和服务员的纯朴爱情。戴雁军的《谁是我的替身》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刊》选载，颇引人注目。农村民办教师文菊因为转正考试中被人冒名顶替，失去了在城市生活的机会，伤痛没有让她放弃权益，而是如打官司的秋菊一样，开始了不离不弃的抗争之旅。小女子身上那种不甘被捉弄、不甘放弃的自救精神，带给读者清冽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