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文学场域正在发生新异的潮动：几十年来以文学期刊为主导的传统型文学，正在分泌成以商业出版为依托的市场化文学，以及以网络媒介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三分天下”的格局日趋显明。这是中国文学不得不面临的现实语境，亦为新格局观照下的回族文学提供了多维考量的视角。或许更加习惯和擅长于传统型文学的回族作家，还没有来得及适应这种潜在的异动，但他们的触须已经不自觉地伸向了更加宽阔的陆地。翻检2009年的回族文学作品，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组印象：长年滞后于潮流的市场化文学和网络文学有了“破土式”的拓进，草根书写与精英书写构成新颖的参照；文明的多样性得到了充分尊重；灵魂性写作逐渐强健起来，归根于回族、伊斯兰母体文化的题材明显增多，城市生活、时代精神得到相应补给。较有代表的几个收获是：张承志散文集《敬重与惜别——致日本》，李进祥中短篇小说集《换水》，长篇小说《西域东来》《穆斯林的庄园》《前程》等作品出版；《民族文学》推出“宁夏专辑”，《回族文学》创刊30周年；“斋月日记”、“望新月”书评促发网络民间写作热潮。较之本年度共和国60华诞喜庆气氛下文坛的一系列动向，回族文学内部发生的微妙变化，尚不足以引起广泛注目。但回族作家们正是以一种沉稳谐和的内在秩序，一种气定神闲的坚守姿态，一种多元共生的文化气度，构筑成2009年中国文坛浓荫下的一抹清凉。本文试图从几大体裁入手，对这一年的回族文学状况施以扫描。

        长篇小说：历史的找寻与文明的对话

        苛刻地说，“后心灵史时代”的回族长篇小说处于领袖缺席状态。作品是年年都有，且一年多比一年，但图书市场（尤其是东部）能见得到，卓越网、当当网（而不仅是清真书局）能买得到，非回族读者也能知道，也愿意买、愿意读的作品，却少见，事实上是暗藏着一种危机。这种状况自2007年开始有所改观，一个不充分的征兆是，书店货架上回族作家的长篇小说越来越多，且民间写手的势力越发壮大，我想这与近几年国内“草根书写”的崛起大势是相匹配的。这些民间写手一出手，就是大部头，且大多不约而同对准了回族题材：如2007年马守兰的《绿色月亮》、2008年吴秀忠的《林海回民工队》；到了2009年，又有张浩春的《西域东来》和丑丁的《穆斯林的庄园》等。无疑，在领袖缺席时代，回族民间弹跳有力的文化自觉意识令人震动和感动。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回族的民间写作存在巨大潜能，草根书写一旦成熟，极有可能与精英书写交相辉映；其二，相对保守和传统的回族文学已经开始理性接受市场化的冲撞，民族多元化表达的诉求与政策环境的日益宽容，为回族普通写作者谋求公开出版、商业化运作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可能。

        历史深处的殷切找寻，是本年度回族长篇小说的厚重底色。张浩春的《西域东来》将视角投放在回回作为民族独立体渐现雏形的元代时期，讲述了1220至1234年这十余年间，一个在中亚锡尔河草原长大的穆斯林少年札兰丁，被成吉思汗的西征大军掳掠到蒙古，进而被编为探马赤军，灭西夏、征大金，最后驻屯于中原，融合为中原回回人的曲折故事。小说尽管采取大景深的镜头伸向历史文明的地心，但并没有用大事件、大人物刻意为作品包装厚度，而是踏实地讲述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用血肉丰满的细节建构史诗风范。另一部历史小说《穆斯林的庄园》加重了家族记忆的斑驳痕迹，讲述一个西迁新疆的回回家族五代人的命运沉浮。其中以第一代主人公马顺昌最具传奇色彩。他曾为慈禧身边的爱将，深得朝廷重用，后几经辗转为国效忠，不料遭小人暗算，背负叛逆罪名而终。先人的悲剧命运为整个家族记忆奠定了凄凉的基调，大庄园日渐败落，及至“我”母亲这一代，已无显赫的背景和富裕的金帛，但家族传承下来的善良、忠义、博爱的文化基因在她身上得以重获。两部历史小说一个讲民族的孕育，一个讲家族的落寞，共同支撑始末的是回回民族坚贞不屈的精神底气，充盈着英雄主义的气魄与美感。作者不是专业作家，初涉长篇创作即有不俗表现，为回族民间写作开了疆域，壮了声势。尽管作品对宏大叙事的营建技巧、人物造型的手段尚显青涩，尤其是《穆斯林的庄园》在历史价值观的宏观把控上，还有偏颇和仓促之嫌，但作为民间写作的代表和回族文学市场化转型期的拓荒之作，它们仍是本年度回族小说的重要斩获。

        乡土叙事是回族作家的长项，但一贯以西部作家为主力。河南作家献出的两部现实主义长篇，均以中原地区的乡土生态为描写对象，使回族乡土文学的版图愈臻整齐。黄旭东的《前程》讲述中原散杂居多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和基层民族工作的故事，塑造了回、汉、蒙古、满等各族农民干部群众的生动群像。他们深深扎根在脚下的中省大地，为新农村的崭新图景倾尽心血，承领着农耕文明在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冲击下逐渐解体的观念更变，亦在不同民族文化的交叠与碰撞中，寻求着多元共生的途径。邵军的《河之街》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个以皮革为主要产业的农村企业的创业史，通过五大家族错综纠结的命运关联，折射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在利益、欲望与情感考量中的种种困惑。同时，该作回族题材版本的《河街穆民的变迁》等作品也在潇湘书院等多家文学网站受到关注。比较来看，西部的回族乡土文学，讲究的是纯朴清香的苜蓿草味、黄泥小屋的斑驳味、肉香诱人的炊烟味，而这两部中原乡土小说，多了几分官场、商界、人际圈的喧哗气息，欣欣向荣的背后暗藏几分利欲的潜动，是味道截然不同的一番乡村景观。这种差异性可能源于地缘背景和文化心理的不同，但更多显示的是城乡二元结构在同化过程中对乡土作家所产生的心理冲击和文化认同的异变。乡土生活固然呼唤丰富多元的呈现，但这种嘈杂的响动对回族文学内涵气质的塑造是否具有良性意义，需要观察和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