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礼拜中抬手一次或三次，跟拜者低念首章或不念，站殡礼是否念首章（法提哈），等等，历来是一蝗派别争论的焦点，他们甚至为此不惜大打出手、断绝关系。本来，在精通伊斯兰知识者看来，这些问题纯属细枝末节，可有可无。然而，在这些细节问题中唯我独尊、否定对方、甚至把对方逐出宗教圈子的人，不仅仅是那些以学派自居的人，也包括那些自诩跟随伊本·泰米叶的一些“回归主义者”。他们如果认真研究伊本·泰米叶本人的著作和思想，他们一定会认识到自己与这位大师之间的遥远距离。不仅在执行礼拜中的细节动作时应当权衡利弊，而且其他许多领域的宗教功课也莫不如是。请看伊本·泰米叶的精彩分析：

    “这种情况发生在普遍行为之中。一种行为本身是更优越的，但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或许不及其他行为。例如，总体而言，礼拜优越于诵古兰；诵古兰优越于记赞主；记赞主优越于祈祷。然而，晨礼和晡礼后礼拜是受禁的，此时祈祷优越于礼拜。同样，鞠躬和叩头时不许诵古兰，此时记赞主优越于诵古兰：末坐之后祈祷又优越于记赞主。对于某些人而言，或许从事弱势工作更为可取，因为他无力从事强势工作，或他更偏爱弱势工作，更得益于弱势工作，尽管总体来说强势工作更为优越。

    “由此可见，对部分人来说，在有些时候，记赞主优越于诵古兰，诵古兰优越于礼拜。诸如此类，倒不是它本身更优越，而是因为它对某些人的裨益更大。这类问题属于‘部分行为优越于另一部分行为’的内容。许多行为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倘若不了解这一点，就会引发许多混乱，使人无所适从。有些人一旦认定一种行为可嘉、较强时，就会恪守它，甚于恪守当然义务(Wajib)。甚至会走向私欲、盲目和情绪化，一如你看到有人偏爱这些行为，把它作为自己派别的标志。而另有些人，一旦认定放弃那种行为为最佳，就会长期放弃，甚于放弃受禁事物，甚至也走向私欲、盲目和情绪化，一如你看到有人把这种放弃视作自己派别的标志。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表现。这一切都是大谬不然的。

    “应当使每一样事情适得其所，拓宽真主和使者所拓宽的内容，联合真主和使者所联合的一切；关注真主和使者所喜欢的沙里亚利益和沙里亚宗旨。要知道，最好的言辞是真主的言辞；最好的教诲是穆圣的教诲；真主派遣穆圣，体现对全世界的慈爱，体现人类今后两世的幸福。人们在具体行动中理应恪守这一总体原则。否则，许多人原则上确认这一点，但具体行动上却放弃它，要么出于无知，要么出于不公，要么私欲作祟。我们祈求真主赐我们正路，即真主所施恩的众先知、诚笃者、烈士、清廉者的路。这样的人作伙伴，其乐无穷！”①
    在这些文字中，你看不到一些人因细节问题中的分歧而随意断人“异端”甚至“悖信”的任何痕迹，也看不到那些对古兰经和圣训的简约化理解或本本主义理解。相反，它们闪烁的是对经典的活生生认识与实践，一种源自沙里亚本身的宽容与豁达。如果在关乎礼拜、记赞真主、诵读古兰经等宗教功课中，掌握轻重缓急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在生活各个领域中分清主次、权衡利弊，更是伊斯兰的重要特色。在关于善恶冲突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伊本·泰米叶对伊斯兰宗旨和精神的灵活理解和深邃认识。他说：

    “如果实践证明几件好事都有裨益，而且有些是当然(Wajib)，放弃它们有若干危害；可憎事物(Makrooh)有一些好处，那么，冲突或存在于无法并列的两善之间，则选取至善，舍弃次善；或存在于无法同时避免的两恶之间，则消除至恶，接受次恶。或冲突存在于善与恶之间，两者不可分割：行善必然带来恶，弃恶必然丢弃善，那么，在善的裨益与恶的危害之间权衡酌量，择强而从。

    “第一种情况，如：当然(Wajib)与可嘉(Mustahabb)，绝对主命与社区主命，一如还债优先于自愿施舍。第二种情况，如：把财产费用于家属优先于费用于非绝对主命的吉哈德：费用于父母亦然。圣训载，有人间：哪一种工作最优越？穆圣说：“按时礼拜。”问：其次呢？穆圣说：“为主征战（吉哈德）。”《古兰经》和圣训中，吉哈德优先于朝觐，即丰命吉哈德优越于主命朝觐，圣行吉哈德优越于圣行朝觐；诵读《古兰经》优先于记赞主--倘若两者对心灵和口舌的作用对等：礼拜优先于此二者--倘若对心灵的影响一样。否则，有时候，领悟、感动的记赞主要优越于限于口舌的诵读《古兰经》。这方面内容浩繁，不一而足。第三种情况，如妇女为主道而迁徙，即使没有至亲陪同，也胜于留在敌国，一如吴慕·库丽素姆所采取的行动。真主为她降示‘考验，节文：‘信士们啊！当信女们迁徙而来的时候，你们当考验她们。’ (60:10)

    “吉哈德（战斗）领域也是如此。杀死未参战的妇女、儿童等属于非法（哈拉姆），但出于战斗需要，或许会波及他们，如用弩炮轰击或发动夜袭，此时可以通融。圣训载，包围塔伊夫和进攻艾海勒·达尔的多神教徒时，穆斯林使用了弩炮。当时多神教徒密谋袭击穆斯林。不许故意杀害的人被杀，乃出于消除更大的祸患。法学家们论及的‘人质盾牌’的问题莫刁；如是。吉哈德旨在消除库夫尔的隐患，它虽然会产生危害，但毕竟不及库夫尔的危害。因此，法学家们一致认同：如果只有殃及被当作人质盾牌者，才能解除对穆斯林大众的危害，则允许杀之。倘不担心对穆斯林的危害，但不得已而杀死他们，则有两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