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种情况，如饥饿时食用自死物。因为吃饭是天经地义的事，非用这一禁物不可，其裨益凸现优势。与此不同，非法药品弊大于利，其他药品可以取而代之，因为尚未断定用此非法物就可以治愈。饮酒治病与此如出一辙。

    “可见，两种情况下可承受恶：消除比恶更大的危害，除此别无选择：保留此恶以获取裨益更大的事情，非此亦别无他法。两种情况下可放弃善：保留此善会丢弃更大的善：保留此善会引发比它的裨益更大的危害。这关乎权衡学的内容。至于为今世的危害而卸去一项必定义务(Wajib)，为今世需要而允许非法物，如由于旅行而开斋，由于生病而卸去受戒禁律和礼拜要素，则属于另一范畴。这方面各种法律多有分歧。这与前者不同，前者中各种法律不可能有分歧，只不过具体事物各不相同而已。这一点是理性可以认识的。常言道：智者并非是区分善恶的人，而是认知两善中至善、两恶中至恶的人。诗人曰：智者患双病，先治危险症。

    “这个道理适用于其他任何事情。因此，人们的理性都能认同：干旱季节降雨是对人们的慈悯，尽管雨水滋润的庄稼会助长一些人的暴虐，但久旱不雨对人们的危害更大；人们宁愿有一个不义的君主，也不愿没有君主。正如…位智者所说：暴君六十年，胜于无君…日。同时，君主侵害别人、故意怠慢他人权利的行为理应谴责。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元首、省长、州长、法官等，倘若无法履行自己的义务，无法弃绝禁物，与此同时，他人无论动机和能力都无法胜任，那么，允许其执政，而且或许其执政为当然(Wajib)!因为这一要职如果是当然义务，必须体现它的裨益，如征讨敌人、分配逆产、执行刑律、保障路途平安，那么，担当这一职位亦为当然义务。倘若这样做必然导致不称职的人任职，因而会产生取之非法、用之彳；当的现象，而且无法避免，那么，这种情况属于如卜学科：只有凭借某一途径才能完成当然义务或可嘉义务时，那一途径就成为当然或可嘉，前提是那一途径的危害不及那一当然义务或可嘉义务的裨益。假如那一要职不属当然义务，而且包含不义行为，谁任职谁就会暴虐，以致由一个旨在减缓其中不义的人任职，承受小暴，驱除大暴，那么，这一行为和动机值得称道：他虽然不免恶行，但意在消除更大的恶行，故其行为值得肯定。

    “这类情况因举意、动机的不同而不同。倘若有人受一个不义强人胁迫，必须拿出一定数量的钱财，于是一个人为了减少虐待，志愿做二者之间的中介，从受虐者那里拿来钱财，交给小义者（假如这个不义者愿意，可以不施虐），那么，这位中介者可谓行善者：假如作中介是为了助纣为虐，则是犯罪者。这方面多数人动机不纯，行为不轨。动机不纯者，意在权势和财产：行为不轨者，违犯禁律、放弃义务，倒不是为了权衡利弊，也不是为了追求最宜、最佳结果。

    “其次，执政或为允许，或为可嘉，或为当然，但对有些人来说，其他工作或许更为当然，更为可嘉。此时应择善而从，无论是当然还是可嘉。属于这一类型的，如先知优素福替国王管理国库，而且要求国王委任他担任这一职务。而当时的国王及其百姓是多神教徒。真主说：‘以前优素福确已将许多明证昭示你们，但你们对他所昭示你们的明证，依然在疑惑中。’ (4：34)真主提及先知优素福的话：‘两位难友啊！是许多涣散的主宰好呢，还是独一万能的真主更好呢？你们舍真主而崇拜的，只是你们和你们的祖先所定的一些[偶像的）名称。’ (12: 39-40)众所周知，尽管他们悖信，但他们必须有自己的一套惯例和办法，来掌握财富，并把它分配于国王的幕僚、家属、军队和百姓。这些惯例和办法不同于众先知的常道和公正；优素福圣人无法完全按照自己所认识的天启正教行事，因为老百姓尚未响应他的号召。但先知优素福尽可能做到了公正、至善，利用权力照顾了自己家属中的信士们，而如果没有这一途径，这一切就不可能实现。这一切包括于真主的如下言辞之中：‘你们当尽力敬畏真主。’ (64: 16)

    “所以，当两种当然义务并举，无法同时兼顾时，最重要者优先，此时此刻，另一义务不再是当然；为了更重要的当然义务而放弃另一义务，其实不是放弃当然义务。同理，当两种禁物相遇，无法放弃其中较严重者，除非触犯较轻微者，那么，这种情况下，触犯较轻微者其实不是非法( Haram)了。即使习惯上称前者为放弃当然，后者为触犯禁物，亦无大碍。这种做法，称之为：因故放弃当然；实现更大利益，或事出无奈，或为抵制更严重的禁物而触犯禁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