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马松亭阿訇欣然接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并立即从香港返回北京，担任西单清真寺教长，积极参加赴朝慰问团，慰问与美帝国主义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指战员。1953年以后，先后当选为中国回民协进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中国回民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在此期间，年届花甲的马松亭阿訇再一次焕发了革命青春，积极投身于繁忙的日常工作之中，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抗美援朝、回族文化发展、中国伊斯兰教育事业、新一代宗教事业接班人的培养，做出了积极、可贵的贡献。1957年后，他受到不公正待遇，“文革”中又横遭迫害，但他爱国爱教之志始终不渝，忍辱负重20余年，坚持“认主独一、知主公道”，始终相信党和人民，相信历史和正义。“四人帮”垮台后，马松亭冤案得以平反，他又以饱满乐观的积极态度参加各种爱国爱教的社会活动。1982年，《上海青年报》刊发了一篇伤害穆斯林宗教感情的文章，激起上海及全国各族穆斯林的义愤，严重地危害着社会的稳定与民族团结。年近九旬的马松亭大阿訇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毅然飞赴上海，亲自做上海穆斯林的思想工作，为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安定、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再立新功，为这位可敬老人家爱国爱教的一生再添一段佳话。　　

　　简要回顾马松亭阿訇的一生，我们不难看到，他的爱国与爱教情怀始终融合在一起，并且与热爱中华民族、热爱母亲民族紧密融合在一起，他将这种爱融化在自己的血液里，融入每一件具体工作当中，从不间断地努力实践，并在实践中使这种爱跟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得到升华，成为自己自觉的行动。　　

　　第二，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旗帜　

　　马松亭阿訇的一生是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一生。　　

　　众所周知，中国回族地区的经堂教育自明代胡登洲创办以来，取得了很大成就，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宗教事业接班人，有其不可抹煞的可贵贡献。但是，这种旧式教育制度也确实存在着很多弊病，培养的海里凡只识阿拉伯文、波斯文，而不谙国文汉语，只会念经了事而不通一般社会知识和近现代科学文化，很难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这种使中国伊斯兰教延续了千余年生命的旧经学教育，根本上说是一种“保守式的教育”，正如马松亭阿訇所指出的那样：旧式经堂教育，“课程方面以文法科居多，对于义理典籍比较少些。至于社会常识、公民常识、自然、史地以及国学各方面，差不多付之阙如。所以这种教育，谈不到什么时代精神、国族意识，无形的与中国社会隔绝，造成独善其身的局面。这种弊端，是很显然的。基于这种认识，更坚定我们创办改良回教师范教育的信念。”[2]于是，1925年4月24日，马松亭等人克服了诸多困难，创建了成达师范学校，并于该年8月正式开课。　　

　　成达师范学校实行一种全新的伊斯兰教育制度：它一改旧经堂教育的组织形式，首先成立一个学校董事会，由穆华亭、唐柯三、马松亭、法静轩、朱蕴韬等12人组成，实行集体领导；由热心回民教育事业的回族官员唐柯三先生任校长，马松亭任总务主任并兼任阿拉伯文及宗教课程教员；先后延聘国内知名阿訇，如王静斋、张鸿韬、张子文、马自成、庞士谦等，担任教育教学工作，甚至聘请两位埃及教授来成达师范讲学，大大增强了教学力量，有利于学员学习视野的扩大和学习成绩的全面提高。　　

　　成达以造就健全师资、发扬伊斯兰教文化、恢复回族固有精神、增进回民对于国家的效能为目的，提出：遵照国家教育宗旨，“施行师范教育，以造就健全师资，启发回民智识，阐扬回教文化为宗旨。”以马松亭为代表的成达师范教育家们，着眼于经学教育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从办学目标上，提出了培养伊斯兰组织之会长、清真寺之教长、普通回民学校之校长等“三长制”的教育体制，突破了传统的培养清真寺经师的单一体制；“在课程安排方面，采用了宗教、教育专业和社会科学三者穿插配合的方法。阿拉伯文是学习伊斯兰教知识的主要工具，学习一般科学文化离不开国文。因此，阿文（包括语法修辞）和国文（采用中等师范课本）两门贯穿六年整个学习过程。六年中，每一学期都设有伊斯兰教理论课程；一般科学知识，前三年学习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自然等普通初中课程，后三年着重学习教育专业知识，如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学、学校行政管理，此外还有簿记学和会计概论等。在教育训练方面，除仿照普通学校规定的各种制度、规则外，还按以往清真寺对待海里凡的办法严格要求学生，如每天按时礼拜，每年斋月按时封斋，并学习其他各项礼仪。”[3]南迁桂林后，他们继续坚持这种先进的教育体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动师生走出校门，深入实践，深入群众，深入清真寺，进行田野调研，将伊斯兰教的经学教育与时政教育、兴教救国教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增强了成达人的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民众意识，认清了当代中国伊斯兰教的现状与发展方向，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　　

　　为利于优秀学员深造，使学员跟上时代发展，兼具世界眼光，与国际社会接轨，马松亭阿訇于1932年、1936年两次风尘仆仆，飞赴埃及，晋谒埃王福德一世及新王法鲁克一世、爱资哈尔大学校长佐瓦希理、木拉威先生等，宣传“发扬回教文化、沟通中西文化”之重要意义，蒙其允准，由埃及公费接受两批中国穆斯林学员至爱大深造，于是才有了1932年12月韩宏魁、王世明、金殿桂、马金鹏、张秉铎等5位成师毕业生赴埃留学，才有了1938年成师教员庞士谦阿訇所率法鲁克留埃学生团的产生，才有了埃及赛义德·穆罕默德·达理及穆罕默德·伊卜拉欣·福力非乐两位博士的来华授课。如果说，在近代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成达师范学校做出了积极的重大的贡献，那么，勇于创新发展、不断与时俱进的马松亭大阿訇就是成就这一贡献的第一大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