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马元先生文存》序

   近日，同乡马元先生之公子，马颖生同志将其编纂的《大理马元先生文存》送我阅读，并称审订后，将此书稿列入《大理回族文化丛书》公开出版发行，邀我为此书写篇序言，我欣然接受。

    马元字一波、号品三，1916年出生于大理古城南门一户回族家庭。他自小爱国爱教，高中毕业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他任大理回教救国协会常务理事，并多年担仼大理明德小学校长，1946年当选回协大理会长。我的父亲马文亮，号光武，1912年出生于大理古城北门联发号家族，中学毕业后长期在大理私立育成小学当教务主任。1946至1947年间，马元辞去明德小学校长职务，我的父亲马文亮接替他担仼明小学校长一年多。我们两家有亲戚关系，我的父亲和我与马元先生交往甚多，彼此十分熟悉和了解。

    马元先生家与我家一样，都是杜文秀革命失败后，咸同年间孑遗回民的后代。他的祖父马裕兴系从清朝屠刀下逃脱，被城内一赵姓白族收养，成年后又重新自立门户的。

   他自幼聆听长辈们“盘古根”，讲述清朝政府如何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挑起事端，疯狂屠杀云南各地回胞；杜文秀大理“白旗”政权建立后，实行的民族和睦政策和“白旗”时期大理的“黄金时代”；以及清政府于“腊月十一”，对大理回民毁灭性的大屠杀……这些往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对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憎恨；对倡导民族团结的大元帅杜文秀十分崇敬与热爱。同时也萌发了他提起毛笔，用文字驳斥清朝官方文献颠倒是非、歪曲历史，揭示“咸同滇变”的事实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的信心和决心。于是从青年时代起，他便走上了倾心研究云南回族历史之路。

    马元先生比我年长16岁，我在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他是大理明德小学校长，当时就听说他潜心研究本地回族的历史。大约在1945年，我读初中二年级的那个暑假里，“大理回教（族）青年会”举办了一次学术讲座，马元先生给我们这些读中学的年轻学子，宣讲云南回族历史。他除了讲述杜文秀“白旗”起义的一些史实外，还专门讲解云南回族的来源。讲了我们的先祖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时的德政：改革政制，增进民族团结；实行军民屯田，兴修水利。修松华坝水库，开金汁河，大力发展经济和兴建文庙等，有功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对云南社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马元先生的这次演讲，使我学到了不少初中历史教科书里学不到的知识，大开我的眼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2年，我是昆明师范学院史地系大学二年级的学生。那一年，昆明师院史地系开设一门新课“西亚北非史”，聘请云南大学历史系著名的阿拉伯史和伊斯兰教史专家纳忠（子嘉）教授来讲授这门课程，我有幸成为纳忠教授的学生。由于子嘉先生居住在昆明师院大门对面的云大教师宿舍，与我们师院的学生宿舍近在咫尺，我有机会经常跨过马路到纳先生寓所登门求教。一次我对纳先生讲：以后如有机会，我想研究我们云南回族的历史，但不知从何着手？子嘉恩师说：研究回族历史，首先要解决资料问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故要尽量搜集和发掘资料，然后对占有的详尽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纳先生又补充说：你们大理有个人叫马元，他想尽各种办法搜集许多资料，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纳忠教授这一席话，使我终生受益，也是对马元先生苦苦求索的充分肯定。

    马元先生治学之路是艰辛的，不辞劳苦，到处调查访问。他采访过一大批死里逃生的咸丰、同治年间的遗老，知名者如大司衡杨荣的侍从丁兆、大理回教俱进会长沙仪、大理苍坪下街杜家祖上杜绍和、大理木芳园阿訇、珂里庄马良臣教长、下关马德兴教长等。同时他还注意收集文献资料，如（清）李玉振《滇事述闻》、（民国）《大理县志稿》、（民国）《大理乡土志》、（民国）《滇西“回乱”纪略》、（民国）《孤鸿唳》、（民国）《云南杜文秀建国十八年之始末》、（民国）《咸同滇变见闻录》等。

   颇具史料价值的是几万字的清朝大理进士李玉振的《滇事述闻》，马元先生原存光绪年间的石印本，后因李根源先生之子李希泌先生研究需要，带至北京。马元先生又于友人处借来石印本一册，花了数月功夫，用毛笔工整抄成上下两册保存；去年出版的《影印孤本<咸阳家乘>考释》，也是他在上世纪30年代花了心血抄录的；上世纪50年代，刘尧汉先生发现的夏正寅《哀牢夷雄列传》手稿，轰动一时。马元先生苦于无书，也是想尽办法借来手抄，用毛笔抄成《哀牢夷雄列传》和王兖《爱乐夷变纪略》等手稿3册，保存至今。仅此数例，我们可以看出，马元先生收集“白旗”革命史料、咸阳王史料和相关资料，是多么执着、多么刻苦、多么勤奋！

    纵观马元先生的文存，其执笔公文、研究文章，都是厚积薄发，在占有大量史料基础上写成的，因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如《大理回民请求发还杜文秀革命失败后被 霸占的大理城内六所清真寺函》、《大理下关回族概况》两文，前者系他与大理城内另一位回族学者金达真先生于1941年共同撰写的，其引证《徐霞客游记》和省志、县志有关记载，指出清真寺所在具体位置，有力地驳斥了大理县政府拒还清真寺的种种谬论；《大理下关回族概况》记述了大理地区回族来源、杜文秀“白旗”革命和解放前后大理、下关回族状况，以及他们的请求，是大理地区第一本翔实记载本地回族历史与现状的重要文献；《杜文秀与“白旗”革命政权》（上下篇）记载了“白旗”十八年革命斗争史，史事多据咸同遗老口述，并参考数十种文献，真实客观。其中杨荣后期的所作所为和洛阳大屠杀真实场景，是其他记载所缺少的；咸丰六年（1856年）8月大理“屠回”事件，被官方文献歪曲，《咸丰丙辰大理事件真相》一文，揭示了历史真相；尤其是我小时候见过的大理西门外的“永昌坟”，不知是怎么回事？通过阅读《林则徐与“白绫血书”》一文，才搞清楚，原来该坟地葬有被清朝大员冤杀的“永昌惨案”原告——各地良善回族士绅76人，并考出该大员杀人的“证据”——“白绫血书”，乃系他人伪造。

   马元先生对“白旗”人物的评价也是一分为二。如在充分肯定杜文秀的功绩时，也对他两次用人失策提出批评：一次是1867年东征昆明时，误用其女婿小扬威蔡廷栋为三军统帅，导致指挥失误；一次是误用其叔杨镕替换大司衡杨荣为三军统帅，临阵换将，导致功败垂成，“白旗”覆亡。认为这是“私其亲、随其爱”；其次，对“白旗”后期军事支柱杨荣的记述也是功过分明；而对清朝阵营中的官吏的表现也是秉笔直书。如咸丰六年的太和（今大理）县令毛玉成，官书皆记其“殁于王事”，马元先生经过调查考证，认定毛玉成是一位同情回民，反对屠杀的好官，他是为拯救回民而死的，认为他的死“实有重于泰山！”足证马元先生明辨是非，实事求是。

   史料中，《先贤保老师祖墓碑序》系一波先生早年抄录，1988年曾由马颖生发表于《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中，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了解保老师祖生平的唯一实物资料。保老师祖名保善，清初云南伊斯兰经学大师。他与康熙年间的经学大师蔡老师祖——蔡璿齐名，他二位是清初云南教门中的双璧；《杜文秀后裔的有关材料 》，则提供了分布于各地的杜文秀后裔的相关线索。

   除此之外，杜文秀革命失败后，云南地方当局对幸存回民的批示多件、回民禀稿1件，《杜文秀祀孔联》、《吕藩三塔寺联》、《吕藩三塔寺理发店联》、《各县士绅所送匾额》、李芳园诗作等都是独家史料，十分珍贵。

   早年我与马元先生相熟，后来我在外地求学和参加工作后，就失去了联系，只听说他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不公正对待。在公职丧失、生活无着的情况下仍“挖山不止”，从不间断地从事杜文秀史料收集和研究，终于取得了今天这些成就。

   马元先生还致力于维护回民公共财产权益，热衷回民教育，热心地方公益，一心一意尽恭桑梓，在回民中有很高威望。另外他还精医道、善书法，写得一手好字。他是大理回族中一位难得的爱国知识分子。

    马元先生虽然含冤辞世,但他的为人，他给后人留下的这笔宝贵的历史财富却永世长存！近年出版的《大理回族史》中，将马元先生誉为“民间史家”。民间史家这一称谓，对他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同时他的后嗣马颖生子承父业，接过乃父如椽巨笔，并发扬光大，这也是马元先生应该值得宽慰的！求祈清高仁慈的真主回赐于一波先生！是为序。

   二0一一年十二月九日于昆明，时年八十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原主任、教授，云南省历史学会原副会长、云南回族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世界史和回族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