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父亲
（一）
马元（1916～1974年），字一波，号品三，云南省大理市中和镇人，回族。出身于一个世代经商的回回商人家庭。祖父马裕兴在杜文秀起义失败时的1872年，年仅15岁，当时以岑毓英、杨玉科为首的清朝地方当局，荒谬的认为“斩草留根，来春又发”，对云南回民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连吃奶的小孩都不放过。将近80万的云南回回，哀鸿遍野，十室九空。马裕兴逃出后，被大理白族乡绅
先父6岁启蒙，先后就读于大理清真寺所办的教堂教育学校和县立两级小学，自幼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和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1927年考入县立初级中学，毕业后考入大理中学高中，1935年毕业。嗣因身体欠佳，再未高考深造。
1940年，抗战兴起，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大理县支会成立，先父当选为常务理事，协助丁煜堂会长开展日常工作并负责教育。他“深感家乡同教文化之落后，有心作远大之图谋，以提高教胞之智识水准。”1939年夏，先父组织部分回族中学生为教师，开办 “德新小学暑期补习班”，成绩不错，受到回族群众赞扬，信心倍增。于是于1941年9月，与地方同人共同发起创办大理明德小学，并担任校长，回族耆老丁煜堂先生任董事长。教学中，先父倡导新式教育，实行中阿文并授。校长与教师全部是尽义务，无丝毫物质报酬。尽管如此，先父带领全体教职员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在大理回胞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资助下，学校由一开始的三级（1、2、3年级）编2个班，复式教育，3年时间发展成6级4个班的完全小学。到第5年，学生从一开始的30名增至190余名。据记载，大理明德小学成立10余年间，共毕业学生700余名，许多学生学有所成，成为社会栋梁。
学校无固定经费，依靠回教救国协会的动员劝募，先父的热情宣传和奔走联络，带头捐助，在回胞中募集。同时也因学校学风好，得到社会赞誉，部分非回族士绅纷纷惠解仁囊。著名如实业界巨子白族董澄龙、董仁明父子就多次捐款，使回民非常感激。回忆这一段历史，先父在《五年来的大理明德小学》一文中说：“抗战到了严重阶段，生活无限的高涨，学校庞大预算筹措不易，乃经校董会通过，进行公开劝募，救助于昆、关两地教胞。知感得很！两地教胞在经济极度不景气之下，仍然大量给我们捐助，使我们很平稳地渡过难关。”［1］
学校经费来之不易，但仍实行免费教育，先父曾自豪地说：“本校对学生是绝对宽厚的，尽管经费如何困难，绝不愿向学生或学生家长要一个钱……本校的学生吃不上饭的或许有，但读不起书的是没有的。”看到学校进步，一些家庭困难，上不起其他学校的汉族、白族人家也要求送小孩来上学。虽然领导层中有不同意见，但先父坚持从杜文秀那里接受到的大团结思想，说服大家，吸收了许多其他民族子女入学，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团结。
大理是杜文秀帅府所在地，城内清真寺有8座之多，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杜文秀反清革命失败后，清真寺除被焚毁外，就是被改为庙宇。终了整个清王朝，“大理、下关的回族没有一所自己所虔信的伊斯兰教聚礼的清真寺。回族群众只有在自己的家里，或者若干人在一家稍宽屋子里来完成伊斯兰的坚贞信仰。”［2］民国以还，国民政府虽然标榜 “五族共和”，但对于回民提出“发还原有之清真寺”的正当要求却置若罔闻。1940年，“全滇回族代表纳子宜君”，为抗战事，到重庆晋见国民政府最高当局时，“将此事提出”，“当蒙俞允”。但行政院公函到大理时，县政府“秘而不宣”，以种种托词拒不发还。鉴此，先父与
接着又举出《徐霞客游记》、《云南通志》、《大理县志稿》有关记载证据，驳斥大理县政府拒还清真寺的所谓“签呈”。谓：“阅其签呈内容，直欲将历史证据一笔抹杀，捏造黑白以蒙蔽上峰。其荒谬妄诞误国欺人之处实属可恨，真情显明不难一查。”质问国民党县政府“将置地方前贤之信史于何地”？此案惊动国民政府上层，中国回教国协会和云南省分会分别复了公函。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函称“请求发还清真寺，恳祈派员澈查一案，已据情呈请行政院派员澈查”［4］；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云南省分会函称“贵支会第六五号函报，请求发还被没收之清真寺一案，驳诘大理县府……各点引证史实信而可征，院令饬查，层转到县而属员蒙混签复，请转请中央派员澈查。”［5］此后喜洲、下兑村清真寺也与地方豪绅发生产权之争，先父义无反顾，帮助诉讼评理。下兑清真寺，建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杜文秀革命失败后，被李军门（李福兴，做过云南最后一任提督）家霸占做了家祠。解放前，下兑回族想把他买回来恢复做清真寺，但李家不肯，打成官司。李家是有钱人，与县长张某串通，把几个主事的回族老人关起来，长达数月。先父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出面营救，并主动帮助打官司，其引证史实，据理力争，在事实面前和迫于社会的压力，县政府不得不放人，从而维护了回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而下兑清真寺，临近解放时，李家觉得势头不对，才同意卖还给回民。
抗战军兴，滇西作为云南抗战主战场。先父出于培养回族人才，团结御侮的愿望，团结广大回族青年，与
1942年，抗战进入关键阶段，黄埔军校桂林六分校招生，回族学生单独编队，并设清真伙食和尊重宗教信仰。先父认为，这是投笔从戎，抗日救国的绝好机会，于是他以回协名义，组织动员大理回族青年积极应招。当时，大理共送去沙永金、杨金玉、马至顺、马文元、杨忠、马应存、杜开祥、马明亮等8人。其中马明亮家境贫寒，无法凑足路费，先父给予资助，马明亮激动地说：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马校长的恩情！以后几年中，先父经常拿着这些同学的来信夸耀说：还是出去进步快！［7］后来这些同学在校期间即上战场，参加对日作战，报效国家。2009年9月，马颖生和宁夏社科院马平研究员，到台北参加“第一届世界华人郑和论坛”，闲暇时还走访了在台北定居的大理五里桥80高龄的马文元先生，受到马先生的盛情款待。闲谈中，马先生一直挂念着家乡，挂念着亲人，并回忆起先父的过去。
民国35年（1946年），经城乡回民群众投票，先父当选中国回教协会大理县支会会长，他敬恭桑梓，热心公益，为地方、为回民群众办了不少实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父先后被选为大理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和中和镇人民代表，回族联合会干事。先父爱国爱教爱乡，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办了不少公益事情。1951年，中央西南少数民族访问团到达大理地区慰问各少数民族，先父受大理、下关两地回胞之托，以其对大理回族历史的长期研究，执笔编写了《大理、下关回族概况》一文，作为两地回胞敬献给中央访问团的公文。他写道：“中央访问团代表毛主席看我们来了！全滇西回胞，不论老幼男女，都充满了难言的欢腾和往事的酸辛。一方面是热情的兴奋；一方面是苦痛的凄咽。近一个世纪来，云南回族，尤其是滇西下关、大理等处的回族，先则痛遭满清统治阶级的血腥大屠杀，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继之又受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压迫，在大汉族主义的歧视下呻吟挣扎。今天，我们的太阳――毛泽东主席，拯救了我们，置身于光辉普照的世界上，每一个回族的男女老幼，爱戴的热忱，真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我们一定要跟着他走，只有这条路，才是我们新生的大道。可是一回忆起黑暗时代的痛苦，就由不得引起我们无穷的哀诉，这是一群被欺侮了孩子，向久别的家长一见面时的哭声……”［8］
此中我们可以窥出先父对党对新中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不幸的是1958年，先父被错划为“右派”，失去工作，遭受折磨。1962年，虽摘去“右派”帽子，但仍然摆脱不了“挨整”的境遇。幸而先父自幼虔信伊斯兰教，他坚信“前定”，坚信党的政策总有一天会得到落实，因此不论环境多么不利，他都坦然面对，坚守天命五功；坚持杜文秀革命斗争史研究，笔耕不辍，终于挺了过来。1979年，我们的老母亲终于收到中共大理县委关于给父亲平反的决定，但此时父亲已辞世5年。
（二）
先父作为虎口余生的大理孑遗回民的后代，作为一名回族学子，自幼即聆听父辈们和咸同孑遗老人讲述“红白旗事件”和杜文秀革命史实，脑海中从小就留下了先烈们的英雄形象，举下了记录先烈们“革命满清”光辉业绩的“尼二特”（心愿）。早在上世纪30年代，先父念中学时即开始收集杜文秀革命史料，采访过“白旗”遗老丁兆（大司衡杨荣侍从）、杜绍和、木芳园（阿洪）、马良臣（阿洪）、沙仪亭（俱进会长）、马德兴（教长）等。这些咸丰、同治年间回族遗老的亲历、亲见、亲闻，系当事人的口碑资料，显得非常宝贵。
先父成年后，广博收集杜文秀大理政权革命史料。此后史学界研究“咸同滇变”的专家白寿彝、李希泌、吴乾就、林荃都与他有过交往。他生前曾谈起，
《大理下关回族概况》系大理、下关两地回族1951年呈献给中央西南少数民族访问团的公文。他追溯大理回族的历史，侧重反映杜文秀革命史实和近百年来回族人民蒙受的深重灾难，以及回族人民的“请求”愿望。首次报请中央人民政府表彰杜文秀。在该文第六部分中说：
1、请褒扬民族革命先烈杜文秀并补助修理其坟墓……将近一世纪来，这一事件的真相被反动统治掩盖了，谨请求我中央人民政府，明令褒扬杜文秀的这一革命史迹，扫除过去反动政权的一切蔑视，振奋回族的热情，激励起反帝反封建的高潮。［9］
2、请求取消岑毓英、杨玉科、蒋宗汉等人的“御赐生祠、碑亭”及“回匪”、“回逆”的称谓。”［10］
此中或可窥出先父对杜公的爱，对刽子手们的深恶痛绝。本文中1951年大理、下关两地回族的户数、人口数、职业分布情况等统计资料十分难得。
《杜文秀与“白旗”革命政权》(上下篇)，记述了大理政权十八年的革命斗争史，史事多据亲历这一运动的咸同遗老(如杨荣侍从丁兆等)的口述，并参考数十种文献，参考价值较大。
《林则徐与“白绫血书”》，根据遗老口述和文献记载，首度考出林则徐在查办“永昌屠回”惨案中，以“白绫血书”假案，冤杀各地良善回民士绅76人，流徙百余人，进一步激化民族矛盾的史实。（按：掩埋此次事件被难回族士绅的坟名“永昌坟”，今在苍山龙泉峰麓。）
蔡发春和杨荣是大理政权前期和后期的军事支柱。先父旁征博采，对二人的作用、地位作了详细记述。他评蔡发春：“既能将兵、又能将将……不二色、不奸淫，其操守若是，军民皆畏威怀德。智、信、仁、勇、严五德具备，虽古之名将不是过也!”［11］对杨荣的评价也是一分为二：“谋勇兼备，治军严肃有威。令行禁止，违者虽将军、都督动辄斩首……是以率十万之众如一人……一时名将，无其匹偶……惜其晚节不守，为杨玉科所诈骗，屈身事仇，逼死杜帅，陷十余万军民被坑杀……”［12］
《咸丰丙辰大理事件真相》，详载了咸丰六年（1856年）大理回民被清朝地方当局屠杀的经过，驳斥了官方文献对此次事件起因的歪曲。
《沙铁嘴与李四狗》则记述了大理回族文人沙铁嘴与同窗好友汉族在籍进士李四狗因小事反目成仇，互相争斗，乃至发展到李四狗勾结官府杀害回族人民的经过。先父怒斥“沙铁嘴以磕诈而波及全族；李四狗以报复株连无辜，终至本人亦家破人亡”。足见“妄逞私愤之害”，要大家引以为教训。
先父作为咸同大理孑遗回民之后却明辨是非，在《毛玉成》传中，记述了这位知县同情回族人民无辜被屠，曾试图制止这种屠杀，但未获成功，不幸死于乱军之中的经过，足见其爱憎分明，求真存实。
先父还将多年悉心收集的杜文秀史料编辑成《白旗史料》四册，以兹流传。第一册为《滇西变乱小史》，文字与《回民起义》收录本有不同。封面写有马云华记录，“口述者耋民，笔记者杖乡”。而《回民起义》却标佚名；第二册为杜文秀属官名录。在“参谋岑毓英”条注明“前任宜良知县，后降杜文秀任参谋，后又降清为云南巡抚”。其降杜是其他史书所未载的；第三册为佚名《杜文秀起义小史》(标题系后来所加)和起义失败后，迤西回民请求“归业”的禀稿，以及清朝地方政府对此事的批示9件，十分珍贵；第四册为清末下关马云书撰《杜文秀起事原因》和杜文秀后裔的有关材料；此外还辑有《榆乱记》史料辑录1册；收藏有清末到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李玉振《滇事述闻》（石印本被李希泌带到北京，后来先父又用毛笔抄录两册）、《大理县志稿》、虚米《孤鸿泪》王树森《滇西“回乱”纪略》、何慧青《云南杜文秀建国十八年之始末》、何慧青《天南外史》（初集卷一、卷二）、白寿彝编《咸同滇变见闻录》，以及解放后出版的白寿彝编《回民起义》1～4册；夏正寅《哀牢夷雄列传》（先父毛笔手抄本两册）
马元先生撰写的部分文章和收集的部分史料
先父“非常敬仰杜文秀，称其杜公、杜帅或杜元帅，不直呼其名。他认为杜公高举‘遥奉太平天国，革命满清’的旗帜，有崇高理想和政治抱负，远见卓识，跳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进入了近代中国革命的行列，实在是云南回民第一人。对于一些历史学家相信外国人的歪曲，说他自称‘苏丹’，勾结英帝国主义，分裂和出卖祖国等等，非常气愤。他说，杜公经名叫苏浪以玛乃，这与自称‘苏丹’根本不是一回事。杜公累累拒绝人们的劝进，坚不称王，一心追随太平天国，怎会自称‘苏丹’呢！而得到外国势力支持，勾结外国人的恰恰是清政府，对于帝国主义损毁革命的言论，绝不可不顾事实加以接受。”［13］
（三）
先父对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世家也有研究，同时注意收集这方面的史料。上世纪30年代，他于友人处借到一本几近失传的手稿《咸阳家乘》后，挑灯夜战，将该书4卷全部抄录下来，并作了几处眉批。该书作为家传瑰宝躲过兵燹灾患，躲过“十年浩劫”，在大理州回族学会的支持下，于2010年7月编入《大理回族文化丛书》，影印公开出版，深受各界欢迎。据考证，此谱牒即明代汉族学者史仲彬《致身录》一书所记的《咸阳家乘》，系孤本秘籍，有重大版本价值和科研价值。
先父认为追荐咸同年间被难同胞是后人应尽的责任，每年“
《先贤保老师祖墓碑序》是记载清初伊斯兰经学大师保善（保老师祖）生平的唯一碑刻资料，原碑“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所幸先父早年即作抄录，1988年首次披露于《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中，为后人研究保善大师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碑记。
自清初保老师祖始，每逢干旱之年，云南回族多举行祈雨活动。先父收藏有清代大理回民祈雨铜牌一块，上面镌刻有《古兰经》文。这是古代云南（甚至全国）回族祈雨活动仅存的一件实物，今陈列于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为世人所珍。
先父一生酷爱书法，收藏有大量古碑帖。楷书临王羲之《乐毅论》、钟绍京《灵飞经》、敬客《
先父爱好广泛，精通医术，后半辈子悬壶济世，内外科兼治，救人无算，诚一代名医。其外科秘方烧伤药和癣药堪称独步。其词条收入199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回族大辞典》。
父亲走了，风范犹存。他的为人、他的道德、他爱国爱教，服务回民群众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和后代的学习榜样；他呕心沥血收集的杜文秀革命史料和咸阳王赛典赤世家史料，他的研究成果，则是永远的精神财富，回荡史坛。
令人欣慰的是大理白族自治州回族学会已决定将先父的著述和悉心收集的回族史料编成《大理
已故大理回族伊斯兰学者
（一）
人杰地灵超汉儒，过目成诵谱史书。
白旗列传法司马，直笔不偏学董狐。
（二）
恭立朝堂是良相，着手成春为名医。
青史末毕身先死，抛砖引玉补漏一。［15］
参考文献：
［1］马元《五年来的大理明德小学》，《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132.
［2］马元.《大理下关回族概况》，《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39.
［3］《大理回民请求发还被没收的清真寺公函》，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大理县支会民国三十年（1941）九月,第65号原件。
［4］《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公函》，民国三十年（1941）十月,总三字第1265号原件。
［5］《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云南省分会公函》，民国三十年（1941）十一月，滇总字第544号原件。
［6］参见马敦·《我的胞兄马元》手稿。
［7］参见马敦·《我的胞兄马元》手稿。
［8］马元·《大理下关回族概况》，《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29.
［9］马元·《大理下关回族概况》，《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41.
［10］马元·《大理下关回族概况》，《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41.
［11］马元·《蔡发春》，《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169.
［12］马元·《杨荣》，《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173.
［13］马敦·《我的胞兄马元》手稿。
［14］大理二中老教师沙永康口述。
［15］杨廷侯·《随心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143.
作者简介：马毅生（1943—）男，云南大理人，云南民族大学博物馆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文物研究；马颖生（1954—），男（回族），云南大理人，昆明市地方志学会会长，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审。主要从事地方志、地方史和回族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