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杰诚家族是滇西著名经学世家。其中马杰诚是杜文秀时期的“都掌教”具有极高的威望；后人马迎安是马联元的弟子，迤西知名大阿訇，门下弟子众多，且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中有很多人到缅甸穆斯林社区任教长，他这一系的经学传承对缅甸泰国穆斯林有着很深的影响。后辈马信一、马品全均为知名阿訇，品德学问为大家所敬仰。而马杰诚一家几代人跟杜文秀版木刻《古兰经》之间的传奇经历更是令人感慨。本文通过对史料和部分口述材料结合，经过认真梳理后整理出一份独特的家族史，这也是迤西回族经学传承体系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马杰诚 马迎安 马信一 杜版《古兰经》
马杰诚（有的资料称“节臣”、“竭诚”、“接成”都是一人，因为同音而记录不同字）生于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原籍洱源回果村，是清道光、咸丰时期著名的阿訇，世人知之则因为他担任了杜文秀革命时期一个非常特殊和重要的职位“都掌教”。
杜文秀起义军中设有“都掌教”一职，广纳著名经师于麾下，辅佐军政大事，马杰诚即是其中代表人物。大理政权的“都掌教”制度，根据田汝康先生查阅当时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资料，可以了解大致情形：
“大理（政权）文职官员等级表中，包括一些宗教领袖的官衔，如维持清真寺都掌教（从二品），都掌教（正二品），副都掌教（正四品），都掌教典籍（从四品），都掌教中书（正五品），司经馆教谕（正五品），司经馆训导（正六品），司经馆主簿（正八品），司经馆司务（正九品）”
[①]
大理政权官职，因为档案材料的缺失，很难清晰说明，但这个“都掌教”制度有较清晰的记录，这固然是宗教职位有着相应的统属，但也说明，宗教人士与正规的官职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所谓的品级更多是一种荣誉。其中关键的几位都掌教如大掌教马杰诚、马登云（大黑龙）、沙仪清等领袖人物具有双重身份，受到大理政权的尊重。清军间谍张铭斋记录了一则“亲历记”，在帅府的一次庆功宴会上，杜文秀坐中，大司衡杨荣坐了首席，当着满堂文武，马杰诚、马登云就“第二、三座”，可见此二人在大理政权中的地位。[ii]
咸丰十一年（1861年），回族武进士田庆余奉清廷之命到大理“讲和”，谓“楚雄以上，武职由杜公发放文职由清廷发放，杜公授一世职。”知事马松泉认为这些条件可以议和，多官未及开言，老节臣，大黑龙（马登云）二人叱曰“杀官据城，罪犯不赦，清廷之事缓办，再有言者斩！”1872年11月，清军兵临城下，杜文秀召开“画中船”会议，研究对策，“大黑龙坐左，老节臣坐右”，大冢宰马仲山和杨荣等主要官员还坐于他们之下，此中可以窥见教职人员在大理政权的地位。马杰诚作为都掌教署理内阁军机事务，故大多时候被写作“老节臣”，虽与“节诚”同音而意义完全不同，突出了他的地位，说明他不仅仅是一位教职人员，其政治地位也不低。
从以上张铭斋、田庆余二人的记录看，确实马杰诚、马登云等宗教领袖得到起义军的尊重，且显示出相当的地位，但在实际的职官名录中并没有授予他们具体的官职。从林荃先生对大理政权官印的考释来看，“都掌教篆”为边长7.5厘米的印，“都掌教典籍篆”为边长7.2厘米的印，比大司、将军、都督的印信要小，而“官职印信的大小，基本上与官职高低相一致”，[iii]所以应该看到，“都掌教”是教职而非军职，他们可以列席一些重要的会议，充当的是类似高级幕僚或者是顾问参谋之类的身份。
“都掌教篆”印式
马杰诚在大理政权期间的作用，因为史料的缺失，难以叙述，但在大理政权的“都掌教学堂”，他的贡献主要就是主持教务和教授学生。“杜文秀盖了一所《明经院》，由马吉（节）诚主考，考试内容是背诵古兰经，错一字都不及格，培养了大批宗教教职人员”[iv]。这足以说明马杰诚在宗教界的地位也说明他经学造诣的高超。在此期间，杜文秀组织刊刻了中国第一版木刻版《古兰经》——宝命真经，马杰诚及其后人跟这部经书一直相伴相随，书写了一段传奇。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数百年来，中国穆斯林学习和诵读《古兰经》都是使用各种手抄本，学习全靠背诵和手抄，手抄不仅辛苦而且错漏颇多，不利于经典的流通也不方便日常使用。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杜文秀组织刊刻板片后印刷了若干套完整的三十本木刻《古兰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木刻版《古兰经》，木刻版本，手工雕刻，工程浩大，大元帅杜文秀亲自题写了“宝命真经”四字，扉页还有“至圣迁都壹仟贰佰柒拾九年，大元帅新镌，版存明经馆”字样，但是没有具体书写和刊刻者的记录。后来大理城破后，原刻版毁于战火，各地收藏的此版《古兰经》多数被烧毁，留存世上的非常希少，偶有零星散本都属非常难得珍品。幸运的是马杰诚一家人几经磨难保存了一套完整的三十本《宝命真经》，堪称绝世孤本！
笔者收藏的杜版《古兰经》扉页
1972年（同治十一年），大理城被清军团团围住，腊月十日，杜文秀服毒就义，随后杨玉科杀投降将领杨荣、蔡庭栋等，大理城破。当此危急之时，原店铺伙计，且进过“帅学”的汉人清军头目（保路官）孙宝贵，找到老节臣，说愿意拼死相助，救下老师后人。老节诚拿出千两银子给他打点之用。孙宝贵通过一些特殊关系上下打点后领着马杰诚长子马迎安（12岁），次子马迎贵（10岁）出走。腊月十一日，全城回众被驱赶出城外落阳村。深夜，在孙宝贵安排下，老节臣与背负着“经匣”的师母和七岁幼女乘乱窃出响水关朝下鸡邑方向走。刚走到村口，城中九声炮响，大屠杀开始，清兵呐喊而来，仓促中师母与幼女跳桥下水直入洱海，节臣与兵练徒手搏斗，旋被害！
师母与幼女跳海后，随波逐流漂浮很久，七岁幼女马迎富不幸葬身洱海，所幸师母由于背负木质“经匣”的浮力作用，被海浪重复打回海滩上。醒来后但见黑夜沉沉茫无所依，隐约辨认仍是下鸡邑村边，遂摸索中找到孙宝贵家即被隐藏下来。不久，有清兵将官送亲回省，孙宝贵即以保路官身份，上下活动将母子三人化装，充抵送亲家人赴省城昆明投奔马复初巴巴。[v]
二
马杰诚原为马复初门下高足[vi]，他被杀害后，在孙宝贵的帮助下，师母与二子迎安、迎贵被辗转送到昆明投奔故人马复初。复初巴巴甫见故人遗孀幼子，不由百感交集，安排他们母子在昆明落脚。随着局势变化，复初巴巴在省城的处境日益艰难，为官方多方猜忌，不久被杀！
而后，马联元在玉溪大营开班经文大学，广招学生，一时四方学子云集门下，马迎安、马迎贵兄弟便辗转来到玉溪投到马联元门下学习经文。马迎安自小跟随父亲学习，已经打下了很好的经学基础，跟随名师马联元后，如鱼得水，学习日益精进，是高巴巴帐下弟子中出类拔萃者之一，并在高巴巴主持下迎娶了玉溪大营的马焕喜为妻。“穿衣挂幛”后被滇西洱源士庞村聘为教长，而后落籍于斯。光绪二十六 年（公元1900年），马联元六十寿诞，他的弟子制作了一本《致本马老夫子六旬寿序》的石印本纪念册，罗列了他主要弟子的名录，其中“迤西士庞村教长马迎安”[vii]赫然在列！
立于光绪丙申年（1896年）的《重修士庞村清真寺礼拜大殿序》记载：“特选于众而举武生马奉璋，吾师台马迎安，不辞苦于千里，劝募捐华于滇南，共捐获公德银壹佰余金之数。”[viii]由碑文中可知，承平后士庞村尚未恢复清真寺，直至光绪十九年方重建之。而此时马迎安已经是该村“吾师台”，则说明马迎安教长毕业当在此之前，约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前后。
登明楼
在民国九年（1920）年士庞村《重建登明楼碑记》中可见：“至光绪中叶······兼以马公奉璋，马公迎安，马公镇国，各地募捐，始勉建正面大殿”[ix]。且马迎安的名字已列入碑末的“绅耆”名单中，可以明确马迎安初到士庞村时，该村尚没有重建清真寺，作为教长，他与地方绅耆携手各地募捐，集资重修了礼拜大殿，后又再次努力，再重修恢复了“登明楼”，在这个过程中马迎安教长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了礼拜大殿，恢复了登明楼，士庞村开班办学、重兴经堂教育才有了基础。这是当时一大批阿訇和教长共同的历史使命，先恢复重建或重修清真寺，再开展经堂教育，马国英在小围埂，马迎安在士庞村、马鹏程在珂里庄，莫不如此。
作为令人尊敬的教长，马迎安另一份功劳便是开办经堂教育，教育了大批学生，他毕生都在滇西各地及缅甸的清真寺任教，培养了大批学有所成，堪为教门中坚的经师阿訇。他先后在洱源士庞村，大理珂里庄、下关清真寺任教，后又在宾川、腾冲各地任教长，还在缅甸宝石厂任过教长。当时去缅甸，路途遥远，而缅甸穆斯林又非常热情和诚恳，据马迎安之孙马品俊先生回忆：“当时缅甸穆斯林来接我阿巴，嘎拉（缅甸穆斯林）轮换着用滑竿从大理直接把老人抬到缅甸瓦城（曼德勒）······”[x]
一生执教，马迎安教长门下桃李芬芳，在士庞村、珂里庄和缅甸宝石厂他都长期任教长，开大学，门下弟子众多。“我小时候见过真正开大学的教长就是品高的啊巴（马迎安），他在村里教经的时候，“海里发”七八十人，老人教的非常认真，经讲的好，说话有趣，故事又多，还很谦虚，这样的教长难得！”[xi]。马迎安教长因为长期在缅甸执教，他的许多弟子和再传弟子如马绍文、马耀华、杨根华、马信一、马蔚文等都曽有在缅甸任教的经历，故他和弟子是云南回族经学体系在缅甸影响巨大的一个群体。因为年代久远，他的弟子具体的名单我们没能详细罗列，只有部分代表性弟子略做介绍。
纳福山师台
纳福山，(1891——1966年)，据楚雄元谋张二村“纳福山大教长墓志载：
“教长纳福山，字秀亭，通海县纳家营人，生于公元一八九一年二月十二日，幼习阿文，曾投名师于下关。学成后任教下关、罗川三家村，于公元一九二九年受聘我村，荣任至解放计二十年整。先后教授哈里发三百余人，其中学成穿衣毕业者十余批计三十余人，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尔后其中有长主教一方者，有每每任教于数地者，时至今日能称为回教学者者，不乏其人，皆赖教长教授有方。学规严格，由训家童直至大学课程，由其一人独担，其坚韧吃苦精神二十年如一日，实回教学者中之难能可贵者也。惜乎！一九五零年以后，阿文停授，教长回家闲居，海学二林随即湮没，继而不幸，于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突然逝世于本宅，享年七十有五岁。葬于张二村老坟地，谨以此志。”[xii]
碑文中“曾投名师于下关”即是指纳福山阿訇到马迎安教长门下学习并在下关穿衣。其弟子杨庭候有诗赞曰：“迎安高足推福山，锦衣初换履新班；教学惟严蒙开喜，师责恩爱胜爹娘。三方皆碑齐夸赞，六旬一日晴胜蓝；再传弟子马蔚文，荫孙轻松满苍山。”[xiii]
马绍文师台聘任书及他留下的地契
马绍文，字显臣（1902-1991），云南大理珂里庄人，原师从叔父马鹏程阿訇后师从马迎安教长，学识渊博。1941年去缅甸，在缅甸各地多个清真寺任过教长，1949年始任仰光缅华回教清真寺教长长达37年之久，1986年归国。回国前，仰光缅华清真寺董事会赠予奖状颂其“在任期间，任劳任怨，对促进宗教事务及缅中友好不遗余力，深的中外人士之崇敬。尤其道德高超，遵守五功，更为吾教之典型示范”。归国后经常有缅甸教亲来探望，归真数年后也常有缅甸穆斯林来游坟。教长深得缅甸穆斯林同胞爱戴。
杨根华（1913-2000），大理珂里庄人，师从马迎安教长，后又到巍山求学，曽任缅甸仰光大清真寺教长，后移居泰国清迈，在缅甸、泰国穆斯林中地位很高。2000年在泰国清迈去世。
三
马迎安教长弟子中，跟随他时间最长的当然是他的儿子马信一阿訇。
马信一（1900-1977），原名延德，长期跟随父亲马迎安教长学习并深得他的真传，马迎安在下关清真寺任教期间，马信一作为“穆尔林”（助教）帮助父亲教学。“穿衣”后先在下关清真寺任教长，后在士庞村和珂里庄任教长并落籍在珂里庄。
马信一阿訇跟随父亲时间较长，学习刻苦认真，自学中文也能读会写，是滇西广有声誉的知名阿訇。解放前曾在缅甸各清真寺任教数年并自学英文，是难得的通中、阿、英文的阿訇。
同村的丁毅夫先生，曾经向昆明的亲友推荐马信一阿訇到昆明任教长。他在给兄长的信中说：“听说昆明各清真寺都想接五师台到寺教经，现我村有一五师台名马信一者，其父曽在宾居接木五师台手任过教······他抗战前曽在保山顺宁教过经，抗战时曽在缅甸仰光中华回教清真寺教经，后回国又在下关清真寺任教，胜利后回村任珂里庄掌教。我们到庄时十分相得，因其人洒脱不似其他五师台之拘泥，本村辞学后又到邓川江尾教经六岁，人人称颂。信一现已回村，我的意见，请兄在省问问，是否哪个清真寺未请有掌教，兄可负责介绍，信一在西路为不易得之五师台，且通英语，其人豁达大方，不似一般拘泥之辈。虽其家成分为富农，但无碍也，弟特寄一相片以作推荐请兄特别为之进行到一寺去任教，待遇则不计较其如何也”[xiv]因种种原因，马信一阿訇未能到省城昆明任教。
马信一阿訇常年教学，学问精深、待人诚恳、为人低调，在滇西多个清真寺任教多年，门下弟子不少，但因为阿訇在“文革”期间饱受摧残而去世，今天我们能够确认的并不多，知名的有马朝荣、王志、马品升等。因为他家富农的成分，加之阿訇的身份，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文革”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对于这场民族灾难在很多领域至今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反省，特别是对于宗教界人士的迫害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但许多过程和细节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在马信一阿訇的悲惨经历中我们得以看到当时的部分细节，对于今天的人们仍然具有相当的教育和警示意义。
“1967年，原大理县组织了16个“者买二特”的教长，阿訇，在珂里庄清真寺开展“文化大革命”，教长、阿訇都受到“批判”打击，清真寺受到严重毁坏”[xv]。在这场“革命”中，清真寺被关停，阿訇们被整日学习，气氛异常诡异，红卫兵小将上蹿下跳，表现极端，他们本着打倒一切的精神对年老的阿訇们下手。“当时被批斗厉害的是马信一吾梭、袁秉谦吾梭、马蔚文吾梭，还有马云从吾梭，那真是一个乱搞，都被拉去游街，袁（秉谦）吾梭被妇女们用荨麻辣刺身子；马信一吾梭和马蔚文吾梭因为家里被划了富农，被红卫兵拉着跪了碎瓦片······”[xvi]。“他们批斗老吾梭们，把礼拜寺的大门关了，我们都看不见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直到我父亲一瘸一拐回来，拉开他的裤腿，整个膝盖血肉模糊，一家子都哭！”[xvii]
在这场批斗中，马信一阿訇身体多处被打伤，精神、肉体都饱受摧残。但老阿訇很豁达，看得开，“老人回到家，却忙着要洗小净，我们都责备他，要搞什么？父亲说要到某某家“了乜贴”（念经）。家人都反对说，都这样了，还念什么念！老人说，你们不知道，这个“摆了”（灾难）也是真主的考验，他们（红卫兵）怎么做是他们的事，我怎么行教门是我的事，念得经典，我就有这个责任······”[xviii]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人鬼不分、许多人已经失去了理性，人性的丑恶已经暴露无遗，这场浩劫在许多地方都非常类似，这段特殊的历史，很少被认真的总结、也很少被提及，许多资料都是一笔带过。老阿訇们被批斗，这是一个民族的耻辱！
马蔚文大阿訇
让人心碎的是，批斗之后，学习不断，老阿訇们身心长期受到恐怖压迫，清真寺被关停，珂里庄叫拜楼被拆毁，更不准办经堂教育。在高压之下，非常无奈，阿訇们只有躲在家里阁楼上礼拜。马信一阿訇怕自己多年收藏的经书给家人带来牵连，最终狠下心来，把所有经书都烧了！“我父亲的经书非常多，都是大本大本的，他所有的经书封皮都有英文签名，书里也有中文和英文批注，红的蓝的都有，他怕这些英文会惹来忙烦，只好把经书都烧了。我妈带着几姊妹在一天晚上用了一口大铁锅接着，一本本撕了烧，一边烧一边哭着说：“真主啊，所有的罪由我一人来背吧，娃娃还小，不知事·····”最后烧出来一整锅的纸灰，不敢乱丢，就装在一个大口袋里满满一袋，挂在房梁上，后来村里小孩生病，经常来讨纸灰冲水喝，这袋纸灰一直吃到我们翻盖房子（80年代末）”[xix]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后，马信一阿訇身体每况愈下，1977年归真葬于珂里庄。
四
马迎安教长后人中，品学兼优者代不乏人，其子马延德（信一）、马延寿均为知名阿訇，孙辈中有马品升、马品全为阿訇，子孙中有九位阿訇。从马杰诚开始，，历经四代经师，殊为难得，是滇西知名的一门经学世家。
当年老节臣师母历经千辛万苦，用生命保存下来的那一套绝版木刻《古兰经》“就一直伴随着师母和迎安阿訇由西到东，再由东到西地移动，紧紧守藏，而遗留至今，成为这个家族最珍贵的传家宝”[xx]历经马杰诚——马迎安——马延寿——马品全而完好无损。因为这一套经书承载了特俗的历史意义，其文物价值、文献价值都非常高而被回族学者所重视。
关于杜文秀木刻版《古兰经》，最早是白寿彝先生在《回民起义》第二集里影印了照片并作了一小段说明：“杜文秀在“至圣迁都一千二百七十九年”，即同治元年，刊古兰经，题作宝命真经，共三十卷，卷各一册。这是真经卷一前的扉页。白寿彝藏”。另一张照片说明为：“这是杜文秀刊宝命真经卷二十四第十七页的后半页，系据昆明阮金浦藏本影印。本页，白寿彝藏本缺。”[xxi]。此外再没有其他说明，但从白寿彝先生的记录里可以知道，他收藏了一套，但有缺页，在昆明，他还见了一套，即阮金浦藏本。从此世人皆知杜文秀时期曽刊刻了《古兰经》。但这两套经典后来都没有了踪迹，白先生所藏据说还在北京，但下落不明。
八十年代中期，国家民委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的《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二）中署名“（马）绍雄、（马）立忠、（马）明孝、（赵）汝松”调查文章《杜文秀刊刻及其使用过的《宝命真经》》一文收入书中，该文即是他们访问了收藏《古兰经》的马杰诚后人马品全阿訇，详细介绍了这个家族收藏《古兰经》的不平凡经过，这是马杰诚家族为中国回族留下的一个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因为白寿彝先生所记录的《古兰经》目前已经没有下落，所以这是目前世间仅存的一部完整的杜文秀版木刻《古兰经》，除此之外，笔者收藏有唯一的一个单本，第二十六本，此外再没有听说有杜版《古兰经》踪迹。
2010年，为纪念杜文秀木刻版《古兰经》出版130年，马品全老人委托鸡鸣村清真寺，由民间学者王汉杰老人主持把这套《古兰经》影印了500部，得到各地清真寺和各地教亲的收藏，让这一绝世孤版重新焕发青春。
按：杜文秀时期的这一版木刻《古兰经》，当时印刷的应该不会很多，也就是说“发行量”不会太大。这是因为：
其一、目前留存完整的仅有一部，零星的有一本，虽然毁于战火是直接原因，但留存的少也说明当时发行不多，发行不广；
其二、虽然是杜文秀支持下主持刊刻，但是按照当时的经济状况、印刷水平，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马诚《晚清云南巨变》中论述：“大理政权面临着财政收支失衡的巨大困难。可见，这个新政权长期面临财政困难问题······特别是后期，军粮、军费严重不足，已无财力与清军长期抗衡”[xxii]这是当时的实际状况，现实并不允许杜文秀拿出巨额款项来印刷《古兰经》；
其三、目前发现的仅有的一套和零星的一本都在云南大理，当年白寿彝先生收藏的也在云南。除云南之外没有发现的记录，这正好说明广大的地区很可能当时就没有收藏到这套《古兰经》。我们可以肯定大部分的经典都毁于战火，包括这套木刻版《古兰经》。大理是战争的中心，也是后来回族产业被毁最多的地方，清真寺被烧毁、回族被屠杀、资料几乎被毁灭干净，但即使是这样，还留存下了非常珍贵的几本。那么在形势没有大理紧张、战火波及比较轻微的地方，如果当年收藏了这套经典，现在应该还能留下零星的痕迹，周边地区没有发现，较远的如四川的西昌以及缅甸泰国穆斯林社区，现在都没有这个版本的痕迹。这从侧面也证明了这套经典印刷不多，发行不广。
或许，当时的印量也不少，但是战乱不止，好多并没有运到外地就被烧毁。还好，因为马杰诚一家的传奇经历，给中国穆斯林留下了这套珍贵的木刻版《古兰经》。让我们今天尚能看到这部珍贵无比的经典，而这个特殊家庭和一部经典在漫长的历史中相依相伴的传奇经历又时时让后人感叹唏嘘。
（作者系大理州回族学会秘书长）
附：马杰诚经学世家世系表
[①]田汝康：《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转引自《云南伊斯兰教史》115页。
[ii]张铭斋：《咸同滇变经历记》，见《云南回民起义史料》。
[iii]林荃：《杜文秀起义研究》，2006年12月，云南民族出版社，页100 ；
[iv]《大理政权辖区的宗教活动点滴》《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112页
[v]马杰诚经历根据《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杜文秀刊刻及其使用过的《宝命真经》》编写。
[vi][vi]《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二）71页
[vii]光绪26年（1900年）石印本《致本马老夫子六旬寿序》（马寿康藏）
[viii]光绪丙申年（1896年）《重修士庞村清真寺礼拜大殿序》，碑现立于士庞村清真寺内
[ix]民国九年（1920）年《重建登明楼碑记》，碑现立于士庞村清真寺内
[x] 2013年5月马迎安之孙马品俊先生讲述；
[xi] 2019年9月，珂里庄马金枝（时年100岁）讲述；
[xii]纳福山大教长墓志，碑在楚雄张二村坟地；
[xiii]杨庭候《随心集》，2010年7月，云南民族出版社，页18.
[xiv] 1964年丁毅夫给兄长何石卿的家信.丁毅夫为大理人，1920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曾任国民政府昆明市社会局长，解放后下放珂里庄。
[xv]《珂里庄志》，2010年7月，云南民族出版社，页95；
[xvi] 2019年9月，珂里庄马金枝（时年100岁）讲述；
[xvii] 2019年9月22日马信一阿訇女儿马灵芝讲述
[xviii]2019年9月22日马信一阿訇女儿马灵芝讲述
[xix] 2019年9月22日马信一阿訇女儿马灵芝讲述
[xx]《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二）72页
[xxi]《回民起义》第二册第一页
[xxii]马诚《晚清云南巨变》1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