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姚继德教授专访
姚继德（1964— ），云南省楚雄市人，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伊斯兰教史、丝绸之路史、伊朗学、中东历史地理、民族宗教与国际关系、郑和下西洋等的研究。曾任德黑兰大学孔子学院首任中方院长（2008—2009）。历任云南民族学院党委宣传部校报编辑室主任兼《云南民族学院报》主编（1985—1990）、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国别研究备案基地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1997—2024）。出版有《云南伊斯兰教史》《中国伊朗学论集》《伊斯兰教什叶派》《回儒文明对话论文选集》等30余部专著、译著和编著，发表学术论（译）文100余篇。2021年荣获伊朗政府授予的“中国杰出伊朗研究专家”称号。
（一）立足滇云，学兼多域
问：姚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穆斯林》杂志的专访。您从汉语言文学到民族学，从人类学系到国际关系学院，请回顾一下您的求学与问学经历。
姚继德教授： 欢迎敏主编专程到访昆明，我很高兴接受《中国穆斯林》杂志专访。是的，我个人的求学与学术研究经历确实如此，四十余年中横跨了汉语言文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和国际关系多个学科，有些庞杂，却受益匪浅。
我是1981年夏季从家乡楚雄第二中学高中应届毕业，考入云南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学习。从大二下学期开始，我就师从本系著名先秦文学与思想史专家周坊教授专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重点是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我选择了刘勰的《文心雕龙》认真精攻，以这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经典著作为问学的基点。在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广泛涉猎了古代中国文史哲中的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的入门知识，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
时值“文革”结束，国家全面拨乱反正，“四化”建设如火如荼，整个社会沉浸在思想解放、崇尚科学、尊重知识的开明氛围中。当时担任云南民族学院院长的是国内著名的民族史学家、教育家马曜先生，他以自己崇高的学术威望从省内外各高校礼聘到数十位文理各科著名学者来校任教，极大地充实了学校的师资队伍。这批资深学者大多毕业于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或英美高校。他们学贯古今、融通中外，学术造诣深厚。我本科时期及毕业留校工作后十余年中的学术导师周坊先生和陈述元先生，就是其中的两位知名学者。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本科四年废寝忘食地苦读钻研，俨然就是今天研究生的学习节奏和模式。
1985年7月初大学毕业时，我年仅21岁，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先在学院党委宣传部创办并主编《云南民族学院报》校报6年，再到《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担任学术编辑6年，并兼任中文系本科及个别留学生的课程，从此开启了自己此后四十余年的学术之旅。
其间的1986—1988年，我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三年制英语专科函授并结业。1987—1989年间，我参加了中国文化书院的首届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函授学习，聆听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诸多学术大师，如梁漱溟、季羡林、冯友兰、汤用彤、任继愈、戴逸、李泽厚等先生的系列讲座（或讲座录音），彻底打开了自己的学术视野。1996年10月，我32岁破格晋升副教授。
1997年10月，我应王筑生教授邀请调入云南大学，加入刚刚恢复重建的人文学院人类学与社会工作系任教。1999年7月通过学校的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在职师从高发元教授攻读民族学专业博士学位，成为云南大学民族学专业的首届博士研究生。2001年春夏两季，我前往泰国清迈大学访学，集中在泰北清迈、清莱两府开展了七个多月的泰北滇籍穆斯林社区的田野考察，成为云南大学民族学专业第一位赴国外进行田野调查的博士研究生。
2002年12月初，我顺利通过了题为《回族马帮与西南丝路网络——泰国北部云南穆斯林的个案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获得云南大学民族学（法学）博士学位。这段时期，我的学术研究重点主要聚焦在中国本土的穆斯林历史与伊斯兰文化，以及历史上不同时期迁徙东南亚中南半岛泰缅两国的滇籍穆斯林移民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上。
2002年4月，云南大学服务于国家对外开放的时代需要，在云南大学原西南亚研究所建制的基础上整合校内相关师资成立国际关系学院，我奉调由人文学院进入新成立的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担任继续保留建制的西南亚研究所所长兼国际政治系主任，同年开始指导中东历史和中东国际关系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彻底转到了中东历史、中东国际关系和中东民族宗教的教学与研究中。
2004年9月至2005年8月，我由学校公派赴伊朗德黑兰大学人文学院访学一年，专门从事中国伊朗关系史和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研究，并对伊朗境内的丝绸之路主要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其间的2005年5月和10月，两度应美国全美中小学中文教师协会（CLASS）邀请，赴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和旧金山讲学，并作题为《丝绸之路与中国伊斯兰教》的讲座。2005年10月，我晋升教授。2009年6月，应邀从德黑兰大学孔子学院任上经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参加关于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国际会议。
2012年至2013年，我入选美国美联基金会来校遴选的访问学者，赴美国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大学访学半年，就近访问了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等机构，系统收集了美国学界的中东研究、伊朗研究和中国穆斯林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其间我曾应邀在费尔菲尔德大学政治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和麻省安默斯特城的曼特霍丽约克学院政治系做学术讲座。在美访学期间，我还荣获美国弗里曼基金会2013年度研究员称号。
2014年10月至2015年3月，我再次赴印度班加罗尔基督教大学继续完成美国美联基金会为时半年的亚洲访学项目，系统收集了印度穆斯林研究的学术资料，实地考察了印度全国，重点是穆斯林航海家郑和下西洋时到访的印度南部古代国际港口城市科钦（即郑和航海志中的“柯枝”）、古里（今译作卡里科特）、小葛兰和甘巴里实地考察，同时寻找到并考察了长眠于印度北方邦坎普尔的清末云南伊斯兰学者马联元经师的陵墓。
2015年10月至2016年3月，我又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人类学中心访学半年，系统收集了香港学界的中东和伊斯兰研究文献及学术成果。2018年4月，受学校委派，随团赴英国伦敦出席郑和研究国际会议，代表学校和云南省郑和研究专门探望了云南大学荣誉教授、郑和研究专家加文·孟席斯先生，商谈续签了双方关于郑和研究的后续合作事宜，并顺道访问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等高校，以及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等学术机构。
我赴中东、美国、欧洲、日本、印度和中国香港高校访学与研究工作的丰富经历，极大地拓宽了自己的学术和人生视野，为后期的学术研究产出高质量成果奠定了坚实基础。
回顾我的求学与学术转型历程，正应了唐代诗圣杜甫那句“转益多师是汝师”。我的国学文史哲根底得益于周坊先生，民族史知识得益于马曜、王叔武、方国瑜先生，英文的学习提升得益于陈述元先生，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知识得益于田汝康、汪宁生、高发元先生，中东历史与国际关系知识得益于纳忠、杨兆钧先生，宗教学知识得益于杨兆钧、杨知勇先生，回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则直接和间接得益于杨兆钧、马维良、马超群、白寿彝、杨志玖、杨怀中、余振贵、林松等先生，加之2000年后的十余年中我赴多国访学、考察和工作的经历，我便将杜甫的这句诗文改为“转益多师是吾师”，以此作为自己问学的座右铭，也是对自己学术历程的一个形象比喻和生动注脚。
（二）马坚、纳忠、白寿彝、杨兆钧四先生与云南大学
问：马坚、纳忠、白寿彝、杨兆钧等伊斯兰教研究领域的大家曾在云南大学工作过；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等相关专业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力。同时，在云南其他高校科研院所乃至民间，亦有一批学者从事相关研究。这样的学术传承与研究氛围对您的研究历程有何影响？
姚继德教授： 这四位学术前辈都是我人生中的重要精神导师和学术楷模，对我的学术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坚和纳忠先生是近现代时期云南本土成长起来的国际著名学者，他们二位都是1931年秋季由云南回教俱进会派遣经由昆明前往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的首批中国留埃优秀学生，也是中国伊斯兰教云南学派现当代时期承前启后的杰出代表。
马坚先生系云南个旧市沙甸人，1939年底自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和开罗大学欧鲁姆学院学成归国，正值抗日战争艰难时期，他先后在上海和云南家乡沙甸与哈德成阿訇一道潜心从事《古兰经》中文翻译工作。滇缅抗战爆发后的1944年初，当时旅居昆明的马坚先生曾应邀在云南大学短期开设过伊斯兰文化讲座，开启云南大学伊斯兰教研究。他的诸多译著是我从学生时期开始学习伊斯兰教知识的主要读物。
纳忠先生系云南通海县纳古镇纳家营人，他在爱资哈尔大学学成归国后，最初应聘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历史系任教授。1947年，应当时国立云南大学校长、数学家熊庆来教授多次盛情邀请，回到家乡的云南大学文史学系任教授，1958年奉调北京的外交学院。
纳忠先生在云南大学任教的11年里，开创了云南大学世界史，尤其是中东阿拉伯史的教学研究，奠定了学校在中东阿拉伯世界研究中的深厚学术底蕴，培养出一大批世界史和中东阿拉伯史的专门人才。弟子中就有朱惠荣、陈吕范、杜玉亭、谢本书等著名教授，他们是当代云南史学界的领军人物。
2008年3月7日下午，在纳忠先生中学母校——昆明市明德民族中学举行了由我主持的纳忠先生逝世四十天昆明各界追思会，这批年逾八旬的老学者们，相约来到会场，擎首北望，深情追思缅怀纳忠先生的高尚人品、渊博学问和真挚的师生情谊，令人感动。他们是纳忠先生留给滇中桑梓各族父老的一笔宝贵文化财富。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一直与纳忠先生保持着信函、电话和当面的学术请教关系，受益良多，还获赠了先生主持翻译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和大型论著《阿拉伯通史》。2000年初，我与沙德珍先生合作翻译的《唐代中国与大食穆斯林》一书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时，还得到纳忠先生赐序。
白寿彝先生系河南开封人，根据《云南大学志》的记录，他于1938年11月应聘到云南大学文史学系任中美庚款讲习教授。在云大任教期间，白先生又在迁至昆明的原供职单位北平研究所兼职，直到1946年北归。白先生在云南大学文史学系主要讲授《中国上古史》《中外交通史》《中国史学史》等诸门骨干课程。教学之余，白先生在云南回教俱进会振学社多年抢救搜集到的原始史料基础上，通过云南回教俱进会会刊《清真铎报》刊发征文启事，面向全省各界继续征集补充清末云南回民反清起义史料，汇集成首部珍贵史料《咸同滇变见闻录》，交由商务印书馆于1945年9月出版。该书中的史料连同后来征集到的新史料，又由白先生汇辑成《回民起义》第一、二册，收编到中国史学会主编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于1952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成为研究清末云南回民反清起义历史的重要原始文献。
白先生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在日寇飞机频繁轰炸的滇云大地上，在云南三迤同胞的照护下，挈妇将雏，开始了他学术生涯中的中国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系统研究工作。白先生在滇期间成果卓著，为云南大学早年的史学史和民族史研究作出了独特贡献，其学风与成就也熔铸到了云南大学的优良史学传统之中。
杨兆钧先生系北京牛街人，是我追随了二十余年的中东伊斯兰与回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学术业师。他是1936年秋在同乡马宏道、马明道兄弟协助下前往土耳其安卡拉大学留学的优秀学者。1940年8月在安卡拉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由海路辗转到缅甸仰光，就地参加了由云南抗日外交家沙儒诚（国珍）在缅甸华侨中组织的抗日宣传团，一起由滇缅公路来到昆明，在此结识了白寿彝、纳忠等学者，后赴西北多所大学任教授。
1964年5月，为适应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急迫需要，中央外事领导小组会同高教部在全国18所重点高校成立了新中国首批18家外国问题研究机构，其中就有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专门负责开展中东地区的综合研究。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成立后，在高教部的支持下，从全国高校物色选调了多位资深专家来到云南大学。
杨兆钧先生作为早期留学土耳其的著名中东伊斯兰专家，于1965年9月由青海民族学院举家奉调来到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工作，从此耕耘在云南大学的土耳其史、中东伊斯兰教和回族研究领域，担任研究室主任和研究生导师，1988年12月光荣退休，2003年1月15日在昆明寓所辞世，享年93岁。
事实上，我与杨先生的结缘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学生时代，当时他应马曜先生礼聘，担任云南民族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兼政治系的客座教授，我从1982年大二开始就慕名到政治系旁听他的“伊斯兰教概论”选修课。1990年开始，我有幸协助杨先生统纂《云南回族史》修订本书稿，直接在他指导下继续云南回族历史文化的研究。1997年我调入云南大学，更成为云南大学东一院杨先生家里的常客，彼此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
2002年4月我从人文学院调到国际关系学院西南亚研究所任教后，不仅来到杨先生曾经的单位，而且与其二公子、西南亚所前任所长杨曼苏教授成为亲密同事，也与他们全家祖孙三代结下了深情厚谊。
如上所述，马坚、纳忠、白寿彝、杨兆钧四位先生都先后在云南大学任过教授，他们在云南大学各时期的教学、讲座与学术研究工作中，不仅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更为云南大学的历史学（中国史、世界史和西南边疆民族史）、民族学、边政学、宗教学和国际关系等学科在全国所拥有的重要学术影响，作出过独特的贡献。他们学以致用、经世济国的爱国情怀与学术传统，早已熔铸在百年学府云南大学“会泽百家，至公天下”的优良学风之中，激励着云南大学的无数后辈师生。我作为深受他们学术恩泽的一员，对此深有感触。如果说我取得了一点微薄的学术成就的话，正是这批前贤爱国爱教精神与优良学术传统熏陶下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