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是中国土地上哺育成长起来的固有民族，在中国出现回族以前，世界上没有这样一个民族。但她不是由中国古代的某个氏族、部落的融合、发展而形成的民族，而基本上是由来自域内域外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为主，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吸收和融合了多种民族成分而逐渐形成的民族。因此，回族族源在种族、民族成分的构成上是中外土著和非土著的多元结合，而且多种来源的出现在时间上也是有先有后。同时，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入和发展，对她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1．唐宋时期的穆斯林“  蕃客”

回族族源，最早可追溯到唐宋时期在华侨居的穆斯林“  蕃客”。 唐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时期之一。那时，西亚的阿拉伯人以伊斯兰教为旗帜，曾建立了西濒大西洋、东至中国西部边睡的“大食国”（中国自唐朝以后对阿拉伯帝国的称谓，系波斯文Tazi或Taziks的音译，原为一部族的名称）。中阿两国一东一西，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保持着频繁往来。据《旧唐书·西域传》等接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大食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644－656年在位）首次谴使来华。中阿两国正式缔交后，大食使节和“贡使”来中国不断，有时一年一次，有时一年两次。见于我国史书记载者，唐代大食使臣来华次数达37次之多。一批批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各族穆斯林商人、传教士更是络绎不绝。他们来华后，多集中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杭州，并深入内地的长安、开封等地，从事香料、象牙、珠宝药材和犀角等类物品的贩卖，并带回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它商品。由于以经商为主，中国人称他们为、“蕃商”和“胡商”等。大食国的各族人来华通商贸易，一般多在冬季归国。但由于商业频繁，有利可图，加上唐宋政府鼓励商业贸易，因而有不少人便留居中国不归，称之为“ 住唐”。这是当时中阿两国友好往来的显著特点，同时也是早期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迁居中国的原因所在。他们到中国后，娶妻生子，学习汉语，逐渐融入中国社会。同时，为了自己宗教生活的需要，在居住区修建礼拜寺，并建有墓地，保持了独特的文化个性。应该说，这一时期的“蕃客”还是属于侨居的性质，也没有被称作“回回”，更没有构成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只是到了元代，由于大量回回人的东迁，他们才开始有了身分上的改变，而被称为“　回回蕃客”、“南蕃回回”，成为回回民族来源的组成部分。

2．元时东迁的回回人

在元代，回回人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语族各族人及西亚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回回人的东迁，是与当时中国北方蒙古汗国的兴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重大政治、军事和社会变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南宋末年，蒙古汗国兴起，在归附葱岭东西的畏兀儿、哈刺鲁诸族和攻灭西辽的基础上，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对外西征，在近半个世纪内，征服了中亚和西亚广大地区，包括葱岭以西、黑海以东和以南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前面谈到，蒙古西征中，每克一城一地都照例要括取工匠和俘掠妇孺为奴，并签发征调青壮年充军。这样，随着每次战争的胜利，一批批中亚突厥语族的各族人和西亚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作为战俘而被迁徙到东方来，参加南下的战争。其中有被签发的军士、工匠和被俘掠的妇孺，也有一些学术人士和上层社会人士，总数大约在几十万之多。同时，由于蒙古西征，中西交通大开，自愿而来的商人盛于空前。这些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使用着各自不同语言文字的伊斯兰教信仰者，在“回回”这个共同名称下，以驻军屯牧和以工匠、商人、官吏、学者、掌教等不同社会身分，散处在黄河上下、长城内外以及大江南北各地。

在这个时期，回回的社会活动以战争和农耕占重要地位。在元朝建立之前的近半个世纪内，入居回回的大多数被分别编入“诸道回回军”或“西域亲军”，还有以族籍见称的“　哈刺鲁军”、“　阿儿浑军”，等等。他们从成吉思汗西征结束时起，就不断被签发南下，参加灭西夏、金朝和南宋的战争，转战各地。这时，战争在回回的社会生活中占很重要的地位。但他们在不作战的时候，也在镇戍之地进行垦牧。这种“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兵农合一的生活，使回回逐渐纳入当地社会生活的行程，成为当地居民。

元朝建立以后，回回的社会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全国相对的安定局面，为他们在各个方面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社会环境。至元十年（1273年），元世祖忽必烈诏令各种戍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大约从此以后，大批回回军士在社的编制下，进行农耕，取得普通农民的身份。但同时还有一部分仍过着兵农合一的生活，一面屯田，一面参加地方的戍卫，即所谓“屯戍”人口。屯戍人口是聚居的，入社编民可以是聚居的，也可以和别的民族杂居。立社的本意在于劝农，一般是五十家为一社，并设社长专督农业生产。这是农村社会基层单位，可以说是后来回回营、回回村或聚居的某家营、某家村的开始。而“屯聚”与“牧养”的联系，也可以说是后来的回回农户多以放牧牛、羊为副业的开端。